萧蜕，187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初名守忠，后更名嶙；早年字盅孚，又作中浮。后又更名蜕，取号蜕庵，又号退庵，听松、罪松。奉佛后法名慧脱，又名本无。别署很多，如寒叟、寒蝉、听松庵行者、旋暗室主、苦绿等，晚年常署蜕公、无翁、本无老人、本无居士、罪松老人等。
萧蜕的父亲萧嗣宗，字阮生，淳朴敦厚，勤于学问，为晚清苏州府学生员（俗称秀才），乡间塾师。他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敢做敢当，乐助好施，在乡里享有很高声望。其治学及为人对萧蜕有很大影响。萧蜕自幼聪颖好学，性情耿介。他在1922年左右所订《润例》前置《萧蜕公小传》，自述：“少喜为古文词，受知于瞿鸿玑、唐景崇两学使，屡擢第一，奖许甚至。蜕初治六书、三礼、舆地之学，偃蹇不肯应试，以父命，隽于学宫。自是绝意进取，研精轩岐学，旁及书法，医名、书名倾乡里。”这一段自述，概括了他从小至辛亥革命（1911）前即其三十六岁前的主要事迹。萧蜕为清末常熟廪生，自小勤学好古，才气出众。他博通经史，善诗古文词，又精小学、地理，然无心仕进。为其父所迫，勉强应试，名列前茅，却不肯就学。他曾从无锡张聿青学医，与丁福保、吴子深同学，于医道颇为自负，同时又精于书法，故青年时即以医名、书名享誉乡里。
萧蜕成为乡里名人后，“慕蜕学行者，礼聘主学校事”（《萧蜕公小传》自述）。此指其开办石梅公校事。此校前身为第一民校，旧称游文书院，乡贤、著名书家杨沂孙的题匾今尚存。随清末兴办新学的历史潮流，该校于1910年改为石梅公校，由丁祖荫任校长，萧蜕与其弟萧绍zzzz同在此校任教，前者任管理，兼授国文、地理，后者教授理、化、算术。现尚存《石梅公校杂志》，由萧蜕篆书刊名并作序，而书中所刊“职员姓氏录”，萧蜕名列仅次于校长，可见其当时名望。
《萧蜕公小传》又说：“辛亥后，膺海上男女中学、师范讲席垂十年，多所成就。近更潜心释典，改号听松，断荤奉佛，修居士行焉。” 此“辛亥后”，可能即指辛亥（1911）当年，也可能指次年（1912）。萧蜕应聘赴上海任教，初在上海城东女学，后入爱国女中，曾继蔡元培之后代理校长，还任教于其它中学与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并因其精于医道，被推为上海中医公会副会长，如此至1922年前后。今所存萧氏是年冬所书《甲骨文八言联》和《集〈封龙山颂〉四言联》，款下皆钤有“萧蜕奉佛后书”白文印，正可与《小传》所说互证。萧蜕奉佛避世，此后终其生以卖字为业。其《萧蜕公小传》后列卖字的具体润例，《小传》实为《润例》而设，以作介绍，其本意甚明。
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曾撰文《萧先生》，记其师萧蜕，载《大公报》1957年7月17日第二张。文中述及萧蜕“中年时曾参加当 时的爱国组织‘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炳麟）蔡孑民（元培）等朝夕过从，鼓吹革命”。上海爱国女校为蔡元培等人创办，萧蜕去该校任教，后又代理校长，当由蔡氏举荐。
柳曾符撰文《江南大书家萧退庵》，载《中国书法》1986年第二期。文中述及萧氏“入南社，和李叔同（弘一法师）、余天遂、叶玉森、沈尹默、马叙伦等同为南社名书家。又参加同盟会，以文字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及军阀先后篡窃国政，先生退居不仕，因号退庵，不和友朋往来，南社旧友只与李叔同一人保持联系”。萧蜕1918年戊午仲春所书《拟赵之谦篆书六言联》，文曰“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落款即为“退zzzz”。两相参证，正是其当时思想与心境的表露。其后，萧氏奉佛为居士，当受其密友弘一法师的影响。不过，两人的修持方式不一。弘一披剃出家十分彻底，萧氏则选择了“修居士行”，此举不离俗世，旨在逃避现实也。
萧蜕中青年时代以满腹经纶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有志变革社会，报效祖国。然乱世多变幻，以其个性又不愿随世俯仰，后热情失落，与佛结缘，断荤奉佛，从释典中寻求精神寄托，并以鬻书自给。至抗战前夕，约1936年其六十一岁时，离沪到苏州定居，直至1958年辞世。期间亦常去常熟，或住老家，或住寺院。
抗战时期，苏州汪伪成立维持会。据说有一次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给汪精卫做寿，辇金求其书，萧蜕坚拒不纳，并浩气凛然地说：“我是汪精卫南社旧友，他当知我野性未驯，不会答应写字。”又有伪江苏省长陈则民设盛宴，文艺界名流与会者百许人。有柬招萧氏，不受。待车来接时，他悄悄从后门走脱。又有伪政府大员季圣一，与萧蜕俱学佛，同为灵严寺长老印光大师门下，以金帛相馈问，亦不纳。其民族气节如此。
萧蜕门人沙曼翁回忆，其书，非相干之人不轻许，而遇会心者至，兴到笔随，携去亦不计酬。萧蜕嗜酒，故于酒家，酒保往往先供好酒，待至半酣时，出纸笔乞书。此时，萧氏喜而挥翰，如腾蛟起凤，特多真趣。故其作品，多散见于市肆村店间，常绝佳之作。
萧蜕晚年时逢乱世，靠鬻字为生，本不景气，加之其生性耿介，往往不愿屈就，收入更显艰难，又嗜酒多花费，其贫困可知。故其茶、酒费用多赊欠，往往递一名片，背面记酒一斤若干钱，茶一壶若干钱，称之为支票，偿还时取回，留待再用。无奈至极时，甚至将常用名、号印质典，以救窘乏，岂不悲乎！其故友、门人闻其绝粮，常 携酒食以接济，又常得到其弟盅友父子的资助，稍得宽慰。解放后，1953年江苏省文史研究馆成立，萧蜕被聘为馆员，并获月薪，至1958年谢世。
萧蜕治学，以1922年四十七岁前最为活跃。其《萧蜕公小传》 中所谓“尝作《近代书评》一篇，词旨渊邃，人比之钟嵘《诗品》”。又列其著作《说文建首溯源》、《音韵发伏》、《文字学浅说》、《劲草庐文钞》、《蜕童诗钞》、《铄迦罗心室笔记》、《小晴云馆论书》、《医屑》等数部，但多已散佚。从所列篇目、书目以及前述《石梅公校杂志》中刊其地理方面的论文可知，萧蜕学问所及，在文学、诗学、古文字学、音韵学、书学、医学、地理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可惜现大多难寻踪迹。我们只搜集到论文《近代书评》（发表于《小说月报》1919年6月第十卷第六号）及零星书论，著作《习字速成法》（1918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小学百问》（1919年出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胡朴安为之序），难以对其学问作全面的评介。
萧蜕对其所撰《近代书评》十分得意，文章发表后亦颇得好评。该文认为书学极盛于清，跨宋越明，有四大特点：“精研六书，综合八体，周鼎秦量，编摩入微，一长也；远规两汉，旁绍六朝，造像摩 崖，并隶柔翰，二长也；碑帖殊宗，真行异轨，黜钟王之孽派，纳书学于大同，三长也；唯以朴茂为本，不以顿挫弄姿，以拙还醇，以真合 道，四长也。”卓有见地。又认为“要其工力既深，与天相遇。拙不乖时，巧不伤雅，是其至焉。”总论之后，他罗列道光、咸丰年间以至民国初书家从包世臣至康有为凡三十八人，逐一评论。其评语每人十三字，设喻生动，多精当之论，读者可以意会。而对末列徐三庚、汪洵、陆润庠、高邕、陶zzzz宣、康有为等人，则作贬议，认为这几位或功力不够，或失之顿挫弄姿，所谓“袖海（徐三庚）以下，等于自郐”，不值一提了。其评语颇可玩味。
《习字速成法》为书法基础教材。分设“叙论”、“姿势”、“执笔 法”、“指法”、“腕法”、“运笔”、“与纸墨笔砚之关系”、“永字八法”、“八病”、“间架结构四十法”共十章。本书归纳论述了古来流行的正确的学书方法。其中“八病”一章，指出了用笔中易出现的八种病状；“间架结构四十八法”则在古来相传的九十二法基础上去其繁复，并详加解释，以求简易明了，颇见独到处。当时，此类合乎初学者实用的教材甚少，此书的出版，对书法的普及教育有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其教材的格局对后编写的同类教材也起着典范作用。
《小学百问》以问答的形式，解述了有关古文字学和音韵学各个方面的一百个问题。其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论理明晰，又辅之以字例剖析，足见其学问功底之深和为文之朴实透彻。
萧蜕中青年时代治学勤勉，成就日著，本可以得到更大发展，可惜其奉佛后以消极遁世的态度对待人生，学问随之荒废。不过，其既有的深厚学识修养滋养了他的书法。书法一艺，既成为他谋生的手段，同时亦是其精神寄托之所在。从而，几经蜕变，自成风格，得以在中国书法史上占一席地，被誉为“虞山第一书家”、“江南大书家”。
《萧蜕公小传》自作评介曰：“蜕于书无体不工，篆尤精。初学完白，上窥周、秦、汉代金石遗文，而折衷于《石鼓》，能融大、小二篆 为一，不知者谓拟缶庐，其实自有造也。分隶出入《张迁》、《韩勅》、《杨孟文》、《衡方》，以浑秀胜。真、行zzzz滥百家，归墟小欧、大苏，致力北碑而不袭其貌。”其书各体的渊源大致如此。
萧蜕自以为最得意者在篆书，尤以作《石鼓文》体为最，与世评一致。一般皆认为其石鼓文书法体势效法吴昌硕，萧氏虽非吴门之人，但其写《石鼓文》体确受吴的影响很深。其邻里沈石友为著名诗人，并嗜藏砚，著有《沈氏砚林》。沈长萧十八岁，两家同住翁府前，相距不过数十米，彼此交谊甚深。萧氏l如3年二十八岁时所书《石友先生撰句属书联》即为其交往之一例。此联书法即作《石鼓文》篆体，分明效吴昌硕风规。沈石友与吴昌硕相友善，常相往还。吴访沈府，往往一住多日，谈诗论艺。萧蜕经沈石友介绍与吴昌硕相识，耳濡目染，心摹手追，得其体势、笔法，入之很深。其1911年初所题《石梅公校杂志》刊名亦为此体。至其1924年所书《石鼓文》体的作品仍为浓郁的吴风。萧蜕书与吴书的不同之处，只是在结字态势上略有差异，即吴左低右高，倾斜幅度很大，萧书则稍平稳而已，且用笔亦较吴书柔和。
萧蜕中年时即常在尝试以各家体势、笔法交融渗透，以求脱出吴篆藩篱。如其1923年所书《临石鼓文四条屏》，分别以吴昌硕、邓石如、赵之谦、乾嘉人篆法参之，较其优劣，推敲思考，这在各屏中均有题识，可知其白以为以邓、赵和乾嘉人笔法参之并不如意，而吴昌硕“笔意思恩人古矣”，是符合其理想的，故而“采其用笔而不袭其貌，一袭貌则俗耳。”他所不满处在吴书左低右高的“貌”，故加以改变。其弟子邓散木曾记述：“他篆书初学吴昌硕，后来参酌杨沂孙、吴大激两家，自立门户，从吴昌硕的圈子里跳出来，创造了自己的面貌。自来篆书都写得长长的，无论秦的李斯、唐的李阳冰、清邓石如等，一脉相传，都是如此，一直到杨、吴两家，才渐渐的化长为方，到了吴昌硕手里，不但写得长，而且写成左低右高，在当时，他自然是自成一家，后来学他的人多了，就成为一时风气。萧先生曾对我说，篆书贵圆转自如，贵柔中有刚，贵结构紧凑，但必须能写得方，写得扁，方是好手。吴大激写得方是方了，可是不够圆转，不够流丽；杨沂孙呢，又嫌圆而无骨，结构松弛；吴昌硕则刚有余而柔不足，尤其他那种缩项耸肩的样子，实在太怪了。”由此可知，为了能写得与吴昌硕不同，萧氏又从吴大激、杨沂孙的篆书中得到启发，将字形写方，同时避免前者不够圆转流丽和后者圆而无骨、结构松弛之弊，又纠正吴昌硕刚有余而柔不足的用笔与缩项耸肩的字态，其理想是不但字形方，而且能圆转自如、柔中有刚、结构紧凑，这正是其晚年篆书的风格特点。
萧蜕对篆书的钻研，其一生于清代书家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杨沂孙、吴大激及乾嘉时的玉筋篆皆取法之，于古代金石书迹，亦不限于周、秦、汉代，更上溯商代甲骨文。他在所书《甲骨文八言联》的大段边跋中阐发其观点，认为求篆法于秦、于周皆不足，宜追至商墟大文《甲骨文》，“集而书之，所以骄周也”。以此拟甲骨文意态，而不拘于形似，用笔挥厚、挺劲、贯气，从容生动，于时辈中堪称高手。
萧蜕对汉篆亦研究很深。邓散木回忆曾见过萧蜕替人家写的墓碑，上面的篆额（碑头）因字数较多，只能把字压得扁，可是字虽扁，仍然宽展、流畅，一点不觉得局促。当时邓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写到这样?”他认为邓能欣赏这一点，所以很高兴地说：“这就是南唐徐铵所谓‘螺扁’啊!‘螺扁’不是易事，首先手上得有功夫，其次多看汉碑篆额、西汉碑褐。古人说：‘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能容针’。这两句话正是书法的度世金针，特别是篆书，必须达到这个要求，能写到疏至无可再疏，密至无可再密，到这时候，要方就方，要圆就圆，要长就长，要扁就扁，可以随心所欲，无所不宜了。”能写得扁而流畅，他从汉篆中学到了在扁方字形中妥帖地处理偏旁笔画疏密关系的手段。
萧蜕的隶书，出入汉碑，除其《小传》所述的《张迁》、《礼器》、《石门颂》、《衡方》诸碑外，还在《封龙山颂》、《曹全》、《褒斜道刻石》、《华山》、《鲁峻》等刻石上下过功夫，多有拟作和临作传世。然从其晚年隶书创作来看，体势在《封龙山》、《华山》、《曹全》诸到之间，用笔则以《曹全》意韵为多，流丽清润。
萧蜕的真书、行书，其结体早年以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为基，亦隐有吴吕硕中年书风的影响，这是其追摹吴氏篆体附带接受的影响。后又取法苏东坡、李北海，并兼取北碑而变通之。可见，其真、行书的取法途径大致以从属于钟踪笔势系统的体势、笔法为主线。其摹拟南朝碑刻之作亦属此类。故其真、行书亦含隶意，在秀润中见拙趣。萧蜕谋求变法的手段亦颇有独到处。他常将汉碑集联写作行楷书，但其中又隐存着汉隶的态势与笔意，十分巧妙，耐人寻味。其真、行书与其篆、隶书一样，大多秀润之至，其中精品，更能于秀润中含苍辣，甚具审美高度。
萧蜕又兼工草书，尤其所作章草，颇见古朴浑秀之意。有时，他又在行书中兼融章草笔势与北碑笔法，近清末书法家沈寐登意趣，但又较沈书流畅，十分耐看。
（尉天池 徐利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