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嘉，字乙秋。1899年3月3l B生于海南省文昌县清涸镇溪田村。原名朝会。其父宝斋公名声理，系当地小学校长，性嗜书画，每有所得，必张于四壁，暇则寻玩，常废寝忘食。祝嘉先生少年时期常侍其父左右，耳孺目染，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渐成癖好。祝嘉先生十八岁到广州，考人广雅书院(广东省立一中)，师从胡仁咳教授学习古文、诗词，兼学书法。1920年毕业(旧制四年)，这一时期除主攻古文、诗词外，书法则大字临写《郭家庙碑》，小字学赵盂想《洛神赋》。中学毕业后，祝嘉先生回海南家乡当小学教师、校长。教学之余始学治印，并常练书法，以唐碑为主，闻喜学何绍基。1927年，蒋介石大肆捕杀革命志士。祝嘉先生的好友中有不少被捕，同时就义的有三十人。当时祝先生因避居乡村而得于幸免。当时社会越来越黑暗，祝先生不得已背井离乡，浮海南渡，漂泊于马来半岛与新加坡之间。
1930年起，祝先生在新加坡育英学校执教两年，其时受同事张叔仁影响，重新奠定了他学书的基础。张叔仁先生师承康有为学北碑，于《郑文公碑》造诣尤高，而且力低笔性之说，鼓励祝嘉先生研究执笔方法，多临碑帖、多读书。此后，祝先生便开始接触并研究包世臣《艺舟双揖》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祝嘉先生书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新起点。
1931年夏，因父亲病重，祝先生归回海南，省亲期间每日临六朝碑版，其父见后很高兴，病中常督促他刻苦练习。是年10月10日，其父病逝。1932年春，祝先生至广州，作为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常以著画被，苦练书法。数月后被人保释，流落广州谋生。1933年秋到南京，经人介绍进“首都新闻检查所”当事务员。此间先生致力于写、读。；书法则学4张猛龙》、《六十人造像》等。
1935年，祝嘉先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书学著作——《书学》。以后便不断地著书立说。此年又开始与日本《学书大道》主编伊藤东海通信。伊藤先生尝撰文《万里神交》以记其事。其后他俩一直保持通信关系，直至伊藤先生1983年去世。缘此，‘‘文革”中祝嘉先生被加上了“汉奸”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连发表书法作品与文章的权利也一度被剥夺了。
1936年，祝嘉先生参加“中国文艺社”(当时多为文艺界名人)。1937年春，先生作为书法界名人代表参加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考察访问团访问、考察镇江焦山，同行者均为书画界名人，如徐悲鸿、吴作人等。是年抗战开始后，先生退出南京到武汉，又经长沙至湘潭，考入“步兵学校”当军需。1939年底，从广西转到四川壁山的一个图书室工作。工作之便，祝先生阅读了大量史籍，以助其著书。
1941年，祝亮先生欲查阅书学史专著，搜遍目录仅发现翻译日本人所著《中国书道史》。先生感慨之余，发愤自己动手撰写《书学史》。利用晚间，集中五百多种书，四个半月完成初稿，又花三个半月修改、誊清，共计八个月，得二十五万余字。近代第一部由国人撰写的《书学史》在祝嘉先生笔下产生了。它不但为书学界填补了空白，而且赢得了民族尊严。
1944年，在四川壁山受聘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主讲“金石学”、“文字学”、“目录学”及“博物馆学”，课余指导学院书法组。年底出版《书学格言》。此间，在教育部主办的《读书通讯》和沈子善先生主编的《书学》刊物上发表了《碑帖概论》、《腕力论》、《怎样复兴我国书学》、《书法之高等教育问题》等重要论文，在学术界和书法界引起很大反响。
1947年，随社教学院迁到苏州，从此一直定居在苏州，在此生活了整整五十年。苏州成为祝嘉先生的第二故乡。祝嘉先生大部分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写成。是年八月，《书学史》由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于右任先生为之作序，吕风子先生题签。当时《大公报》称“中国第一部创作”。
1948年，《祝嘉书学论丛》、《愚底书话、碑话合刊》、《怎样写字》、《书法三要》等相继由上海教育书店以“中国书学研究丛书”名义出版。
1950年，因社教学院图博系撤销，调至苏州市二中任国文教员。是年曾致函郭沫若，提出复兴我国书法之建议。此后，书法艺术与书学在我国虽一度沉寂，但祝嘉先生仍不断地撰写书学著作，并对古代碑帖广泛涉猎、临池创作。从1957年起仍几乎每年都有新著完成，只是出版这类书籍遇到困难，大多只能暂束高阁。
1968年至1975年间，除写成《书概疏证》外，在家开始义务设帐授徒。此后人数不断增加，培养出不少书法人才。
1975年起，祝嘉先生的《书学简史)、《临书丛谈》、《书学新论》、《书法格言疏论》、《艺舟双揖疏证》、《广艺双揖疏证》等书相继在香港出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祝嘉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0年6月，参加江苏省书法篆刻工作者会议，并访林散之先生，林老请祝老写一幅隶书，并以草书回赠。7月又与日本“以文会”书法友好访中团交流书艺。1981年被选为政协苏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82年，《书学论集》由南京金陵书画出版社出版，这是解放以后由我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祝嘉著作。刘海粟评：“《书学论集》一书，材料翔实，品题公正。”此书在书法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983年4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在绍兴主办“纪念王裁之撰写《兰亭叙》一千六百三十周年暨中国书法史讨论会”，祝嘉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由纪念大会转入书法史讨论会前，祝嘉先生又应邀与舒同、沙孟海、陈叔亮、谢稚柳、李长路等共同参与了书法史讨论会的预备会议，受到了这批当代第一届中国书协主席、副主席等主要领导人的尊重。这次会议期间，祝老带着自己的著作目录，共计约三百余万字的著作尚有一半以上未出版，因托与会代表如徐邦达先生等帮助寻求出版途径。祝嘉先生时己年届八十五高龄，对近两百万字著作未能出版甚为着急。
1985年，应南京艺术学院陈大羽教授之聘，审阅徐利明、黄停两位研究生的硕士论文。6月，回海南作六次讲学，11月又应欧阳中石教授之请为北京师范学院首届书法专科班作《论全身力到法的根据》专题讲座。是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玉池研究员特约笔者撰写近万字的《祝嘉先生与书学》专题文章，并认为依祝老在近代书法界的成就与影响当编排在《美术史论》杂志第——篇，交稿时恰有介绍当时(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教授的专题文章，王玉池先生认为倘在同一期刊发，把祝、启两位中的任何一位故在第二篇均不妥，故先将介绍启功先生专文放在卷首刊发，再将《祝嘉先生与书学》推迟安排在1987年第二期卷首刊发。
1986年，祝嘉先生被聘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分会顾问。其书法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展”赴比利时、法国展览，又人选“当代名家展”及“第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
1989年《人民中国》日文版专题介绍《祝嘉其人和作品》。此间，祝嘉先生的书法作品正逐渐受到重视，被各种重要书籍、刊物编人并刻入碑林，被博物馆、美术馆等单位收藏。
1990年，《书学史》被编入我国大型书集“民国丛书”出版，并发行单行本。此前，成都、兰州、北京均翻印重版。日本《以文》书法杂志、台湾《大家健康》杂志等专题介绍祝嘉先生。
1993年，祝嘉书学院在苏州成立，祝先生任名誉院长。
1994年10月，被聘为“’95瘦鹤铭杯国际书法大赛”总顾问。
1995年初，祝先生不慎骨折，卧病家中。3月，海南大学美术学院王家儒教授专程来苏与葛鸿帧同为祝嘉先生画像。5月，《书法罪言》、《逆耳集》、《书法管窥》合集由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著名当代书法评论家周俊杰先生撰《姑苏无罪言》对祝嘉先生直言当代书坛弊端的《书法罪言》赞赏不已。是年10月1日凌晨，祝嘉先生病逝于苏州吴县红十字医院，终年九十七岁。
郑逸梅《艺林散叶》曾记：“近代论书法之著作，以祝嘉为最宏富……。祝海南岛人，寓居吴中，书法与汪星伯、蒋吟秋齐名。”
祝嘉先生不仅是一位近代论书法著作最宏富的书法理论家和兼擅篆、隶、楷、行、章草、今草的书法大家，还是一位在近代书法史中不可忽略的、尽毕生精力为复兴中国书学倡导书法教育的受人尊敬的导师。
从1935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书学史》并成为书法界名人以后，至1995年这整整六十年间，他几乎从未间断过写作，除解放初期曾写些与书法不甚相关的短文外，有半个世纪紧紧环绕着书法、书学史论著书立说。共计著有七十余种，约三百七十余万字。已出版者将近半数。40年代祝嘉先生发表了《怎样复兴我国书学》及《书学之高等教育问题》等，在学术界和书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他和沈子善两位先生为书教开展的极力鼓吹，于右任、沈尹默、陈立夫等人的行政支持，促成了中国书学研究会的成立。这一时期《书学史》的出版影响也很大。于右任先生亲自为之序：“今春王君德亮函示祝嘉所著此书，阅之甚为兴奋。……《书学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详，有志于书道者，手此一篇，可免于搜检之劳，而文字改良，谋犹孔多之今日，尤为需要。余亦深知整理文字之艰难者，故乐为之叙。”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书学史)，且在此后约四十年间，仍仅此一部。欲了解中国书学史者，必因此书。
祝嘉先生的书学著作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书学史。包括通史、断代史及书家、碑刻等个案研究。二、技法沦。三、古典书论疏证。四、书法教育。这四大类的书学著作又都紧紧环绕着一个中心：复兴中国书学。因此，他在抗战时期发愤著《书学史》、积极参与中国书学研究会活动，为教育部办的《读书通讯》和沈子善主编的《书学》杂志撰稿。此间，祝先生自刻“龟甲出土吾坠地”一印常用于书法作品，既以纪其生年，又以示与文字、书法之缘。由于时局动荡，《书学》杂志末出几期即停刊。书学研究会制订的一系列宏大研究计划也成泡影。1950年，新中国才成立不久，祝嘉先生近乎不识时务地向郭沫若提出复兴我国书法的建议。11月郭复信云：“……唯在目前恐非当务之急。”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祝嘉先生抓住提倡“百家争鸣”这一时机在《争鸣》月刊发表了《我国书法前途》，再次为复兴我国书法向社会呼吁，遗憾的是这又是一次不合时宜的徒劳。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祝嘉先生又致函郭沫若院长，呼吁重视书法艺术及出版书学著作。这里可以看到祝嘉先生将复兴我国书学的期望寄托在新中国的殷切之心。这一年，江苏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主办“蒋吟秋、祝嘉、张寒月、蔡谨士书法篆刻展”在宁展出，同年又赴广州展出。翌年4月，祝嘉先生《论书法中的疾涩》又发表于《艺林丛录》第四编。当时文艺界已逐渐复苏。祝嘉先生在苏州举办书法讲习班。
1966年，“文革”开始。书法这门古老的国粹艺术又成了“封建主义的残余”，再次遭到冷落。年近七十的祝嘉先生并末在不利形势面前低头。尽管他意识到出版、发表书学著作又成了难题，但他还是百折不回。没法开展书法高等教育，他便在家中义务设帐授徒，从教育孩童开始，为今后复兴书学培养接班人。至八十五岁左右祝嘉先生已收学生两百余人，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他热心培养书法新人的事迹在江苏尤其在苏州为人们所熟知。苦心不负有心人，1985年，祝嘉先生应陈大羽教授之聘为南艺审阅硕士论文，同年又赴海南、北京等地为高校讲学。书法高等教育已成现实。此后十年，祝嘉先生的门下学生数量更是大增。学生所处地域也不再局限于江苏境内。1988年，苏州博物馆曾举办“祝嘉同门书画展”，除苏州各种年龄层次的门生外，外地也有不少其中已是国内较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作为祝老的门生参展。此外，参加祝贺这次展览的老一代文艺界名人有北京谭右铭、柳倩；上海郑逸梅、苏局仙；南京林散之、武中奇、萧朔、陈大羽；苏州谢孝思、沈子远、韩秋岩、王西野、程质清；日本岩田文堂等。1993年，祝嘉书学院在苏州成立。祝嘉先生任名誉院长。一生重视书法教育、以复兴我国书学为己任的祝嘉先生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曙光。1995年10月1日凌晨病故。但9月还在家中为部分学生上最后一堂书法课。祝嘉先生为复兴我国书学培养接班人而熬尽了心血。
祝嘉先生的书艺成就一度为其书学研究的成就所掩。是真金，即使被埋入泥土也终有其放出光彩的一天。祝老的书艺，至晚年愈发显露出其艺术魅力。诚如祝嘉先生的书学研究，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走的也是一贯博习专精的研习途径。祝嘉先生《论书十二绝句》中有《临书四首》，最后一首云：“博习专精两要途，楷行篆隶不曾殊。责能变化呈奇趣，休学守株失掌珠。”
祝嘉先生幼承家学埋下了癖好书法的种子。十六岁游学广州时，从胡仁咳教授学习古文、诗词与书法。胡为赵之谦入室弟子。三十岁在新加坡结识康有为弟子张叔仁先生，兹后祟包康之说。他自己认为“真正学书是三十岁开始的，前二十年把精力消耗在颜真卿、赵孟蹈、何绍基上，花了整整十年才把习气去掉”。以后尚有六十年的书艺生涯。据他自述，临过的自商、周到明、清各个朝代都有，数在百五十种以上，包括篆、隶、楷、行、章草、今草各种字体，其中记得临回数的，临百回以上的有九十多种，临两百回、三四百回至六七百回的也有二十多种。这个数还是他70年代中期出版临书丛读》中的记忆。此后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仍在不断地临写古碑帖。据叶叙玄先生说，祝先生晚年临王盖之《兰亭叙》达一千多遍。可见祝先生晚年对包、康片面地扬碑抑帖的崇尚有所修正。对于专学碑或专学帖，祝嘉先生认为“都是偏见，应该两者都写，才算全面”。并认为碑学与帖学的界限是应该打破的。事实上，祝嘉先生在选择临书范本时突破了碑与帖学之间的藩篱。其临过的碑帖之众、取法范围之广，浸淫时间之长，在20世纪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
祝嘉先生的书法创作泛涉各体且均有独到的建树。他深识篆搪在诸体中的重要位置。故他取法的轨迹是上溯甲骨、篆搐，中取汉魏隶、楷碑版与晋唐法帖，下涉宋元明清谙家，熔铸出沉雄的笔法、古拙的线条和结构，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风貌。90年代初，广东省书协常务副主席王琢先生作《祝亮先生书法论·序》称：“祝老所书篆、隶、楷、行、草无不结体紧密，凝重厚拙，老辣苍润；其笔墨莽莽苍苍，无不骨重而神凝。祝老篆书可称精与博之统一的典范。……祝老隶书大字气势雄放，立轴则浑劲含蓄。……祝老楷书上追汉魏六朝，从篆隶而变通，结构紧密而意态飞动，为当代楷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祝老的行草书，以篆、隶、楷的坚实功底为基础，从名家法帖中吸取意态神韵。……但祝老在研习行草书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样把北碑雄强之书风揉合于行云流水之行草书体?祝老为此用了几十年的功夫，收到了应得的报偿——80年代初章草获得了奇特的成功。祝老章草无论小字或大字，均已步入变化丰富而毫发干钩之化境。若考之章草发展轨迹，祝老章草对我国当代书坛贡献尤大。……当今祝老以汉隶和北魏笔法人章草，创造出一种线条古拙苍润而风神超迈的章草书风，观之往往令人精神一振。”
王琢先生对祝老各体书法的评述均十分精当。遗憾的是祝嘉先生生前仅出版过《祝嘉书法书论》这么一本十六开的且印刷排版均不甚起眼的书法集。许多精品尚未付印面世。在日益注重“包装”的现代社会，能像王琢先生这样透过“包装”看实货的行家并不多。因此，像祝老这样一向以淡泊宁静白守、不慕荣利、拙于人事、潜心研究书法的真具实力的书家的作品，反而不如现今某些“书法活动家”那样“有影响”。祝嘉先生对这类无真才实学而混迹书坛的“活动家”深恶痛绝，经常痛斥他们为“浮在面上的垃圾”。他自信“真金不怕火来炼”。事实上，“人亡迹显”亦将在祝嘉先生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而那些“垃圾”肯定会“身谢道衰”。确实，在近现代书法界，像祝嘉先生那样既能在书法艺术创作中取众融宏、自立门派，又能在书学理论研究方面著述如此宏富者，稀如风毛鳞角。因此，他受到了于右任、吕凤子、林散之、沙孟海等大家的尊重。祝先生晚年曾借康有为一上联自配下联云：“笔有千秋业，胸无一点尘。”正可作为祝嘉先生自己一生的写照。
(葛鸿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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