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1903年2月18日出生于江苏东台县小甸址乡一个塾师家庭。初名锡璜，后改名二适。中年时常以“zzzzzzzz”为号，晚年常署“舒凫”。五岁时入塾读书，十三岁入东台县高等小学，两年后以全城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十八岁时因家贫掇学回乡，任本乡立达国民学校教员，二十一岁升任校长。二十六岁考入上海正风文科学院，其立达学校校长职务由父亲高也东代替。二十七岁考入北平研究院国学研究门为研究生。1931年时因病请准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复任立达学校校长。1935年应国民党元老、岭南派画家陈树人之聘，去南京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不久升任科员。1937年，由陈树人介绍，至立法院秘书科任科员，专办应酬文字。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立法院西迁四川。1946年春回南京，兼任朝阳文学院、建国法商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语文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1958年五十六岁时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江苏省人民政府聘其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77年3月15日夜，病逝于南京。
    高二适一生奋斗，于文史哲的研究、诗词歌赋的创作和书法艺术的创作与研究，成果卓著。其一生读书、治学、治艺，可以“诚”、“勤”、“广”、“深”四字概括之，如从其自家言论中采摘，“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可谓“诚”；“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可谓“勤”；“出入千数百年，纵横百数十家”可谓“广”；“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可谓“深”。
    高二适生性刚直，坦率真诚。其为人，决不虚伪趋附；其为学，一定追根穷理。平生祟尚学问，敬服贤者，鄙视小人与皮厚腹空之徒。其气质性情与人生态度在其名、号上即有所表白。他在青年时代即易“锡璜”为“二适”，寓“适吾所适”之意。其中年时常以“zzzz童”为号。“zzzz”者，哑也，引申为默不作声、寓不愿轻易附和他人之意。近六十岁时又以“舒凫”为号，晚年常见诸于书迹上的题款或印章。“凫”者、野鸭也。“舒凫”乃自由自在、不受羁绊之意。相互联系起来看，取名”二适”和以”zzzzzzzz”、“舒凫”为号，均显示出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个性色彩。
    密友林散之与高氏于1963年以诗为介、相互倾慕，面识后常相往来，或以诗代函，或深夜契谈，抗论古今，交流心得，互引为知己不可多得。林有诗句评其性格德行曰：
　　    ……于人不虚誉，于已能专责。平生青白眼，末肯让阮籍。人皆谓之狂，我独爱其直。实为君子徒，恺悌神所悦。
    此乃深知高氏之评。高二适平日与人交往，心直口快，知无不言，言元不尽，往往面折人过，使人不悦，实心地坦诚，待人以真，识此者能互交为诤友。高、林之交即为一例，而其与章士钊之交更为典型。章土钊年长其二十三岁，两人自1935年相识后，诗歌往还，学问相契，订为忘年交，高等其为师，交谊实在师友之间。1971年，章氏所著＜柳文指要＞出版，寄赠一部，高二适阅后，将其失误处一一摘出，写成《纠章二百则》奉上。
    1965年的“兰亭论辨”曾震惊学术界。当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的文化学术界权威、学者、诗人、书法家郭沫若从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扫墓志》与《谢鲲墓志》的书法联系到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撰文发难，认为《兰亭序》的文与书均伪，为隋僧智永所依托，而《兰亭序》的书法应与《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相类，与“二zzzz”笔法相近。该文在《文物》1965年第六期上刊出后，因种种原因，一些学者名流附和响应，颇见声势。高二适起而撰《(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与之展开论战，文中表示“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也从《兰亭序》的文与书两方面加以考证、辨析，以论其真。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第八期上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旧事重提，并批驳章士钊《柳文指要》中坚持《兰亭序》非伪的观点。章氏年事已高，政事又忙，高氏便代为撰《(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后因当时政治气候，章不久又辞世，文章一时难以发表。遗稿于1982年《书法研究》第一期刊出，作者口气改为高二适。此事亦可见其为学与为人。
    高二适为人、治学之真诚，又可见诸其勉励、关怀后学。70年代，不少爱好书法的年轻人常登门请教，高二适对有意求学者皆热情相待，常以自己平日临帖之“字课”相与，或面授示范，故其“字课”散藏于世间者颇多。高氏不仅关怀青年人学书，并引导后学做学问、多读书，这是其尤为强调的。如在徐纯原藏《后梁稚儿塔拓本》上所作“后跋”，纠正此拓本后原有的清人题跋误以此石幢文为“六朝风格”、“梁陈间书法”之谬，证实其年代“梁龙德二年”为五代后梁年号，书法风格如唐柳公权书。此后，又对文中所涉佛学中故事加以甄别、论证。末曰：“纯原嗜古，余乃为揭之，以增学文之精进，讵不善哉！”分明是以此题跋作示范，意在引导后学读书、治学。
    再一例，当时常向其请教书法的青年印刷工人桑作楷右手受伤，高氏闻知去印刷厂宿舍探望，为表慰问，就地取材，裁下印刷用卷筒纸近丈长，高度近八十公分，兴起书自作诗两首为一巨卷，心手双畅，热情洋溢，笔墨妙绝，境界高远，其一生中所书最大的一件巨制缘此而生。其诚心真情令人感动。
    高二适一生嗜书如命，无论在家或出行，总有书相伴，得稍闲即展卷入神。其读书随感随题，有的书经过反复摩挲，一题再题，其眉批、评注、题记、跋语，空处殆尽。所题或浓墨，或淡墨，或朱笔，多蝇头小楷或行书。笔迹或工整，或流畅，一时有一时之气象、笔调。展观其笔迹，无疑是一种审美享受，进而读其文辞，琢磨其思路与观点，受益更富。
    高氏五岁入塾读书。旧时私塾教育，所授大抵为《孝经》、《论语》之类。高二适平生于文史哲攻读甚广，然用功最勤者在诗。他十五岁通读《古诗源》，三十九岁再作研读。十九岁始读《杜诗镜zzzz》，此为其常读之书，终生相伴，其作诗，受益于杜商诗亦甚深。二十余岁起读《山谷全集》。此乃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诗歌总汇，亦为他平生常读之书。仅从题记中即可知，其于二十五岁、 三十七岁、四十一岁、四十二岁、五十五岁多次研读。黄山谷为宋代影响甚大的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作诗讲究修辞造句，风格奇檄硬涩，而其论诗则推崇杜甫，讲究“无一字无来处”。高二适自二十九岁始攻读陈师道(号后山居士，故有“陈后山”之称)诗，四十余年不弃。陈亦为江西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可见，高氏精研诗学，是偏重于杜甫至黄、陈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以趣味较合其个性故也。其对唐代韩愈、刘禹锡、李商隐、柳宗元、孟郊等人诗亦曾下功夫研读，然用力最多者在杜甫与江西诗派，故其自作诗之形式风格、修辞趣味常与之近似。其作诗，字斟句酌，反复锤炼，要求很高，亦反映其性格中严谨的一面，而书风的豪放泼辣则显示其性格的另一面，互为表里。高二适以研究的态度读书，故其所读，常寻诸本相校，比其优劣，勘其讹误，又生发出自己的见解，有所著述。所读之书，又有如《世说新语》、《柳河东集》、《刘梦得集》、《诚斋集》、《水经注》、王令《广陵先生文集》、《高常侍集》、《庄子》、《楚辞》、《玉溪生诗笺注》、顾炎武《日知录》、杜甫《工部文集》、陈亮《龙川集》等，并对《广陵先生文集》、《柳河东集)、《刘梦得集》、《世说新语》作过详慎的校勘。
    其题《世说新语》曰：“《世说》一书，适用功二十余年，几能背诵。”其校读《刘梦得集》亦二十年，于六十一岁时编定《〈刘梦得集〉校录》。
    高三十余岁时即对《易经》作过精深的研究，五十七岁时撰《刘宾客辨易九六疏记》上、中、下三篇，数干言；又撰《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两文，为章士剖著《柳文指要》收入。
    高二适乃自学卓然成家的典范。幼时在家乡，夏日蚊多，夜读时则置盆水于桌下，双足插人以避蚊咬。抗战时期，随立法院西迁入川，居重庆独石桥。当年同事回忆，高氏经常夜读，同辈们则笑称：“二和尚又念经了。”
    1965年，他曾在《高常侍集》上题道：
        我非藏书家，而系有书必读，以是一日无书则不能生。
    正因为如此，当“文革”浩劫期间的1969年9月11日午夜，造反派与当地派出所民警假查户口为名，闯进高宅，将其碑帖书籍共三千五百余册抄载而去后，高氏一病弥年。其时，尚有一册《淳化阁帖》“漏网”，高二适狂临一番，以泄胸中愤zzzz。
    至1973年2月23日，被查抄书籍发还，高氏喜不自禁，临王羲之《十七帖》，并题曰：
        己酉、癸丑之交，此帖没而复返，如故人久别重逢。夜观，老眼光明，心畅神怡之至。是岁正月甘一日为余七十一生辰也。
    公历2月23日正是农历正月廿一日。己酉(1969年)至癸丑(1975年)，查抄书籍历三年半而于高氏生日这一天发还，“一日无书则不能生”的高二适，欢喜之情难以言状。
    高氏嗜书如命，当然不仅指文史哲方面的书，也包括书法方面的理论书籍与碑帖。这大量的题跋则是其研究书史、书论、书家以及书法艺术形式技巧、风格、境界的思想流程的宝贵记录。
    高氏作书常是与其读书相伴随的。其读书喜作题，无论批注、题跋皆用毛笔书写。此外，还常常有感而起兴，展纸挥毫，书写所读到的精彩诗作或文章段落，或临写读之有所会意的碑帖，既为遣兴与研习，同时亦可应人索请，这在我们今天见到的大量书法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或尺页，或手卷，或条幅，或对联，或扇面等，丰富多彩。其临帖作品不仅在临书，亦在琢磨帖上诗文内容，题跋书迹则更多精妙之作。‘
    读书多，亦是其作诗富蕴涵、善修辞之缘由。其生平所作，应时、应事、应景有感而发，末思录存。暮年曾有意选辑满意之作千余首，成《诗辙集》，然事未竟。其1975年曾有诗稿寄陶白，题曰：“诗辙集近稿，录似陶老zzzz政。”时值“文革”浩劫后期，其有志于此事，又常因伤感于时世，而心灰意冷。曾听其女婿尹树人言，高公曾忿然表示“不留文字在人间”。但作为一位学者、诗人，视读书、治学为生命，故有感而兴起时，不能不作，然作成后又常将其手稿扔到炉里一烧了之。其与陶白诗稿中所谓“古来文物凋零最，乞与赢庭野火烧”，似为当时心境之表露。然其诗作，作为其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随书作散存于世者尚不少，诗与书相得益彰，可谓双壁同美共存也。
    高二适曾在《声调三谱》上题曰：“讲宗法、遵师承、株株于流派者，均非佳致。要之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补短，自得其环，而又超乎象外，何声调谱之足援耶!”这是其研读诗词声律时引发出的一段评语，观点鲜明，反对拘执于门户之见，主张纵横上下，兼取博采，悟其理，得其法，灵活变通，化为“我”有，终而自成一家。非吟咏之道如此，书道亦如此。
　　高二适的书法，以一生勤奋钻研，经历了兼取博采、蝉蜕龙变的演化过程。从其存世作品中看，高氏于隶书、真书、行书、草书均曾研习，且真书兼魏晋帖、南朝碑和唐碑，草书兼章草与今草，以至狂草，唯独未见篆书作品。高二适的篆迹，从其所撰《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手稿中可寻。此书为高氏平生研究草书之力著，大有功于书史。此中，为考证《急就章》字之章草构造之正误，高氏追根寻源，常至大小篆体，可见其古文字学功底之深厚。而其所书篆体例字，结构之搭配与运笔之贯气，稳健生动而熟练，可知其在篆书上也下过功夫，且颇得其法理。
    高二适于1937年所书《工部文集》题签、1938年书《杜诗镜zzzz》题签，趣在东晋《zzzz宝子碑》和刘宋《zzzz龙颜碑》之间，可见其青年时代曾师法“二zzzz”体，至1964年六十二岁时题《世说新语》又作此体，时间跨度有三十年之久，可见其颇爱此体天真有拙趣。
    对汉魏碑刻隶书，高二适自青年时代起研习，至暮年末辍，并常题记、题跋。从遗存书迹中考察，曾临习汉《熹平石经》、《石门颂》、《西狭颂》、《杨淮表记》、《封龙山颂》、《武梁祠画像题记》、曹魏《孔羡碑》等。
    在真、行、草书方面。高二适用功更勤，钻研更力。青年时代曾以欧阳询、欧阳通真书筑基。这一体貌，至其1939年三十七岁时在《山谷全集》第一册扉页上的题记大体末变，只是较前老成、熟练，较多行书笔意，并夹个别草字。高氏约在1937年后曾攻习虞世南书法，并重点临习隋《龙藏寺碑》，长期钻研，付出的艰苦努力及打下的功底，对其以后深研钟王真书与王羲之、王献之、唐太宗、唐高宗、杨凝式以及明初宋克的行、草书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
    高二适于行书，40年代攻习李zzzz《叶有道碑》和《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以此打下基础。50年代前期致力于李世民《晋词铭》甚勤，后又攻《温泉铭》和李治《李勃碑》。同时，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其行书既取法唐人与二王，亦兼受章士钊的影响。章氏书形拙气缓、布局散落，高氏所书字形、笔法甚似，而笔力较强，行(音形)气较急，与章氏又有所不同。其实，章氏书风与高二适气质个性并非同类。可能高二适后来认识到了这一本质上的差异，便自觉脱离，径走了一条刚健奔放、豪迈洒脱的“适吾所适”之路。
    大约自1954年以后，高二适在隶、真、行、草诸体上进入了全面攻研、穿插并进的阶段，尤其侧重于草书和行草书。在真书方面，高氏进一步钻研钟、王各种小楷法帖和宋克《七姬权zzzz志》。其喜爱宋克此作，亦是围其备具钟、王风韵、笔含隶意之故。于行书，高氏对唐太宗、唐高宗诸帖下功夫尤多，又研习李北海《麓山寺碑》。高氏晚年常作“四体书”，以真、行、章草、今草相杂，字字独立，所书字，有时为今草或章草，草势很强，有时又为工整的真书，笔笔精到，反差强烈，高氏以行书穿插调和，使之巧拙、收放、生熟、工率之变相辅相成，意趣丰厚又不致有生硬拼凑之嫌，颇为奇妙。就其形式传承而言，是从宋克取法变化而来。高氏所书，为此体“大昌其妙”，较宋书笔力强，字形意态和用笔的变化更为丰富而耐人品味。
    高氏生前的最后数年间，对五代杨凝式独特的行草书风格兴趣甚高，临习、研究，喜其狂放，有意效法。严格地说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夏热帖》，应归属于行草书，因其中有部分字为行书写法。但由于其书动感极为强烈，字之意态非常夸张，情绪激越，大胆狂肆可谓罕见，具有狂草气象，故明人董其昌目之为“狂草”。此与高氏个性气质正相合拍，故为高氏所仰慕。高氏暮年一些狂放至极的草书或行草书作品即有效法其风之意。
    自1954年以后，高二适以二十余年深研草书，广搜博览，临习、创作，于今草之小草、大草、狂草，通其意、得其法，并寻根章草、草隶，求其深理，得其法源，其功尤著，其草书创作亦随之达到当代之颠峰，与林散之可谓异趣而同立。
    高氏五十岁后攻草书，初即钻研章草。其时亦间临孙过庭《书谱》。高氏兼工隶书，又学章草，以此鉴察《书谱》今草，知其草法以章草为源变化而成，下笔无妄作也。因此，高二适对二王及唐代李世民、贺知章、孙过庭等尚存章法隶意的今草颇为赞扬。他认为，宋人除黄伯思外，均不通章草，此是今草渐成恶札之由。因此，高氏对元人草书颇为赞赏，尤其是对康里子山与宋克更推祟备至，故其书法亦深受影响。为救草书的历史性误失，高二适对明刻松江本《急就章》与宋克补本作了长久的临摹与研究，以求彻悟。其题《松江本急就章》云：
　　　　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
    又曾云：
        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
    其寻草法之源，透悟其内理的认识远高于时辈。
    高二适所书章草，采古章草构架与体势，笔法则多效元人并兼采今草，故与汉晋章草古朴浑厚不同，笔调是凌厉秀劲的。此可见其《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手稿中所书章草字例。而其70年代所书章草，或用笔圆浑厚朴，有汉魏简陵章草的意味；或用笔悠扬轻松，笔路简净贯气，风格清润而含古韵；或章草书中稍夹今草写法。笔势流畅，用笔随意而苍劲，用墨枯涩而凝重，又为另一境界。可见高氏书法变化之多。
    高二适的今草书，对王菌之《十七帖》及《淳化阁帖》、《zzzz帖》、《澄清堂法帖》等汇刻丛帖中的二王书临习甚勤，并及其他晋人书迹与唐孙过庭《书谱》等，于唐宋以后人草书，尤推重宋克与康里子山，两人今草皆含章草笔意，不悖草则。高氏所书今草，亦如此。即使写狂草狂肆放纵至极，其字之偏旁构造在结体、布局大势与连绵映带中也是注意以虚实的微妙变化加以区分的。故而，其批评怀素《自叙帖》曰“千年书人不识草”，即嫌其越规太过，有违草则之基本。然对其艺术情调与气势并未反对。其题怀素《大草千字文》刻本尚表白欲效其“山岳震动，江河奔放之势”，可见其趣尚相合。其1957年在《山谷全集》第一册扉页上所题“丁酉春正在南京重读此集。雪净道人”。即兼有王羲之草书形质与怀素草书气势。
    高二适暮年常作狂草书，或行草书以狂草的气势为之。狂草始自张旭，有怀素、黄山谷、祝允明、王铎继之。以狂草气势作行草书，始自五代杨凝式而在明代后期酿成一时风气，明人如徐渭、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至明末清初的王铎、傅山于此皆有杰作传世。现代书坛，善草书者甚少，能以狂草气势作行草书者更少。这不仅需要有过人的功力与识见，更需要有盖世的胆气与天赋。
    高二适晚年曾自创《草书谱》，存世书迹中有其诗稿《自创草书谱将成，悼于髯》，书于1973年。于髯，乃于右任。高二适与于氏相交当在其1935年三十三岁应聘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供职以后。于右任长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同在南京，高二适由章士钊介绍，与于相识。于右任深研草书多年，后致力于创立“标准草书”。今其自创《草书谱》将成，追念起与于公之间的一段交谊，故作此诗。其所说《草书谱》，当指今草，或包括章草，又为一部宏制，可未见遗存。时值“文革”浩劫期间，高氏藏书籍、碑帖三千五百余册被抄没三年多，于1973年2月发还，编著工作当在此后。其诗不知作于是年何月。其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在研究章草的同时，对今草亦已作了具有相当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故此次编著《草书谱》必然比较顺利，进度也快。“将成”’尚未编成，但已完成大半。后是否全部完成，今已不可知。在“文革”浩劫期间，高氏感伤于时世，常将其诗文手稿弃之炉火，此《草书谱》手稿或即为炉中灰烬之一部分，良可悲矣!

(徐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