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泉，原名天福。1897年农历六月初六出生于苏州城内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周锦山在护龙街(今人民路)乔司空巷口经营一另很小的旧货店，勉强糊口。周玉泉是周家的独生子。
    天福从六岁到十岁在私塾念了几年书，人小不知道用功，但天资聪明，书读得很好，颇得老师喜爱。天福很顽皮，时常闯祸，街坊邻居叫他“拆天”。父亲有音乐天赋，会唱苏滩、弹词和各种民间小调，还会弹奏多种乐器，平时爱拉拉唱唱聊以自娱。天福自幼耳漏目染，六七岁时就能跟着父亲唱上几段。他爱听琵琶的丁冬声，父母从牙缝中抠钱为他买了只白坯小琵琶，天福无师自通，不久便能弹出“大九连环”、“三六”等好几首完整的曲子。
    天福十岁那年母亲病逝，家里更穷了，只好掇学，除了帮父亲做做家务、看店铺，有空就到附近书场去听蛾壁书。他很快就被评弹的说嚎弹唱迷住了。当看到有几个小说书先生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多少，很是羡慕，产生了学说书的愿望。但学说书要拜师金，多则一二百块大洋，少的也要六七十块，家里拿不出这笔钱。
    天福十三岁那年，姑母周爱宝将他领到一个叫许阿四的徽州人那里学拉胡琴，天福虽不想学这个行当，但学拉胡琴不用交拜师金。天福先后学过京胡、二胡、四胡、梆胡。一年后因辛亥革命的原因苏州一时较乱，许阿四到上海谋生去了，天福只好回了家。天福还是想学说书。周锦山想到说唱《文武香球》的弹词艺人张福田因爱逛旧货店而与自己有些熟识，就请人求张福田收天福为徒。张福田答应了，拜师金五十块，先付一半。这在周锦山已是倾家荡产了。张福田的学生以泉字排行，他给天福起的艺名是周玉泉。
    张福田身材魁梧，好嗓子，好功架，更像一个京剧武生，说唱却十分讲究文雅、书卷气，这对周玉泉日后形成独特的“阴功”艺术有直接影响。
    学徒生活是苦的，侍候先生连同他养的十几只鸟，帮师母做家务，吃剩饭，睡百脚凳，还要受先生打骂，但这些都妨碍不了周玉泉孜孜不倦地学艺。对说书艺术的爱好加上为父亲分挑家庭重担的心愿，他真想马上学成，像模像样地登台。可学说书比学拉胡琴难多了，他首先遇到的是嗓音问题。十五六岁的男孩正值变声期，没有假嗓学唱俞调，先生说：“越哑越要喊，喊出来就好了厂喊的方法，现在很多人说不科学，但周玉泉倒确实是经过半年多的“喊”喊出了一条蹦脆的假嗓来。尽管周玉泉有时还要“拆天”，但学艺是极刻苦的。每天天不亮起身吊嗓；一个上午唱完十几首开篇和陈调、各种曲牌；午饭后先生上书场，他随黄包车一路小跑；先生说书，他坐在下面身子挺得笔直，一眼不眨唯恐漏听一字；回家路上念念有词，不使忘了某一段；夜深了，还在小本子上默记，或学着先生的样子起角色，做身段。
    跟师几个月后，周玉泉第一次“插边花”——在先生说书之前唱一支开篇。那是在苏州宫巷的聚来厅，初次上台太紧张，他脸涨得通红，冷汗直冒，两眼只敢望着天，一曲唱完逃也似地下了台，但就是这支开篇，受到听众和几位在场前辈的肯定，说：“张福田这个学生唱得着实不错，日后有窜头!”
    跟师末满一年，周玉泉和先生拼档说书了。第一次出码头去了常熟湖园书场。十六岁的周玉泉少年英俊、嗓音脆亮，弹得一手好琵琶，可算一块好下手的料，但初出茅庐太稚嫩，说书没有抑扬顿挫，不懂进人角色，和先生的搭配还不免出些纸漏，听众纷纷转向离湖园不远的仪风书场听评话艺人钟士亮说《岳传》，师徒俩“漂”了。周玉泉被先生、师母埋怨了好一阵。有志气的周玉泉把这次“漂”当成激励自己的动力，更加埋头习艺。十个月以后，师徒俩又来到常熟，恰巧“敌档”又遇上钟士亮，这一次情况大不一样，周玉泉的苦功奏了效，和先生搭配默契，先生“说”得娓娓动听，学生“唱”得吸吸营声，终于把钟土亮“漂”走。周玉泉对说书渐渐入门了。这时他已不满足单学自己先生的本领了，聪明的他已经能体验到多看、多听对提高自己的益处。当时弹词艺人中最有声望的是谢少泉，周玉泉一有机会就去看谢少泉说书，伯先生不高兴就偷偷去。谢少泉起老生的痰嗽抖袖动作很美，周玉泉学了用在《文武香球》中脱脱远相身上很合适，谢少泉表演《小厨房》中一个懂儿的眼神、身段有独到之处，周玉泉移植到龙官保到徐州》这回书的老四身上，角色顿时“活”了起来；吴升泉是当年弹词的“唱状元”，周玉泉下功夫一字一句地学，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唱腔。
　　尽可能地多听书、向同行学习，在以后的几十年成了周玉泉的习惯，听弹词也听评话、听好演员也听书艺一般甚至很差的演员，他说“再鳖脚的说书，有一份生意，总有一些好的地方”。他还爱看戏，京剧、话剧、越剧、文明戏、滑稽戏，连街头卖艺小热昏、卖梨膏糖都爱看，其它地方的曲艺如相声、大鼓、扬州评弹等更是一有机会决不放过。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是周玉泉的成功经验之一。
    周玉泉的翅膀渐渐长硬了，按评弹界的规矩他可以出道、独做了。但先生却迟迟不肯让学生抄脚本离师。先生对学生很满意。知道留下他拼档对业务大有帮助。周玉泉虽不在乎先生不给报酬还收他饭金，也不在乎先生常让书场挂“张福田、张幼田父子双档”的牌子而让他上台替师兄扬名，却实在受不了先生时常不分场合的打骂，有一次遭毒打逃跑未成后，他请父亲向先生提出了离师的要求。张福田很恼火，拖了好长时间才同意，但言明“既然是学生要离师，就不给妙脚本”，好在周玉泉学艺用心，差不多的唱词、说表都已记在心里。周玉泉十九岁离师独立，一人背包囊、走官塘、碧艺奉父，走向成熟。
    周玉泉二十二岁那年受上海汇泉楼书场之邀，登上了这家被称为“艺人考场”的书台。汇泉楼地处闹市四马路(今福州路)，是当时上海的一流书场，经常在这里听书的有——批很挑剔的老听客，艺人说书“交代不到”或“口冲”、“漏洞”就要遭批评，书艺差的更不免当场出丑，凡做过汇泉楼并有较好反应的艺人才被认为“够格”。周玉泉经过几年跑码头的跌打滚爬，书艺大有长进，在汇泉楼的“考试”得了个相当不错的分数，从此上海有了他一席之地。
    此后一年多，周玉泉辗转演出于上海的玉落楼、聘乐园、喜青园、飞丹阁、一言堂、富春楼、群玉楼、柴行厅、得意楼、仪风楼、龙园、三阳楼等十几家书场，声誉鹊起。
    周玉泉二十三岁下半年，得到一个促使他“窜红”的好机遇：进大世界说唱，和吴玉苏唱对台。大世界是游乐场，设有书场，进游乐场演出，收入高还容易提高知名度，艺人都很热衷，但“若寻常(光裕)社员，其希冀入游戏(东)场，难犹登天”(20年代上海《申报》)。常年在大世界说书的吴玉苏是说《玉睛蜒》的响档，有“活佛婆”之誉，一次他和大世界老板闹翻了，去了不远的另一家游乐场新世界演唱，补他空缺的机遇意外地落到了周玉泉这个小字辈头上，他兴奋之余全力以赴说好每一回书，他的艺术得到了听众肯定，吴玉苏的老听客也纷纷买了周玉泉的长票，大世界老板留他整整演了十四个月!从此，周玉泉开始成名。
    周玉泉二十五岁年档到苏州演唱。他成为说书先生几年了，却还没有在自己的家乡苏州说过书，而一个说书先生还没得到苏州听众的承认总是不够格的。其时周玉泉已全家迁居上海，他回绝了上海好几家书场的邀请，年前到了苏州。他先参加了光裕社主办的年终会书，刚接到通知他有几分紧张，俗话说难事莫过于“北京唱戏，苏州说书”，会书更是一重关，同台演出的艺人少则三四档，多则七八档，大家使出最精彩的招术，表演最拿手的段子、争奇斗艳，很像“打擂台”，会书时还有一个令一般艺人却步的规矩：听众假如对某个艺人的表演不满意可以当场将他赶下台，“会书上看颜色”这话对艺人很有威慑力。周玉泉知道苏州听客对自己不熟悉，会书中陌生面子是很吃亏的。果然他上台就吃了“陌生面孔”的亏，那书场必须经过听众席方可登台，听客欺生，不肯让路，有的还故意大声说“不认得呀，年纪轻呢厂“不好喊他下来!”虽是数九寒冬，他挤到台上已汗流侠背，一开口，他文静的说书风格又吃了亏，会书需要“热闹”或“嚎”，最好一开口就声震四座或妙语如珠，周玉泉说书虽“嘘”，却是“阴嚎”、“肉里嚎”，含意售永，需要仔细体味，显然不能适应当时吵吵嚷嚷的气氛，场内一时安静不下来，有人恶声恶气喊“听不见，响些!”周玉泉立刻把嗓子拔高好几度，这回书说得真累啊，但苏州听众毕竟是“老耳朵”，他们给了周玉泉最高评语“说嚎弹唱，四字俱全”，顿时，苏州城里城外传开了。
　　年档周玉泉在水关桥附近的“得福楼”演日场，在临顿路的“壶中天”演夜场，一时这两家书场人满为患，周玉泉“壶中得福”成为美谈。周玉泉二十六岁那年终于“出大道”了。周玉泉成名早，出道却很晚，原因是先生记恨他过早离师还居然少年得志，因而有意拖延。不过，他“出大道”时早已是相当走红的小响档了。
    周玉泉二十七时拜王子和为师补学《玉蜻蜓》。随着周五泉的成名和业务渐忙，一部《文武香球》难以应付了。《玉蜻蜓》这部书故事性强，人情味浓，他很喜爱；王子和说书细腻清脱，冷宾逗人，他很仰慕。虽然也明白《玉蜻蜓》这部书不能在苏州演唱(苏州申姓大族附会《玉蜻蜓》主角徐元宰乃申姓祖宗明朝阁老申时行，串通官府禁说)，也知道王子和极保守，但因实在爱这部书，爱王子和的艺术，又一次在红毡毯上磕头拜师，投在王子和门下。
    周玉泉说的《玉蜻蜓》更能体现他的“阴功”艺术特色，《玉蜻蜓》使他大红大紫了几十年。然而“梅花香自苦寒来”，学《玉蜻蜓》两年的辛苦，甚于十二年前初学说书。其时周玉泉已拖家带口，他不能停下自己的业务去学新书，必须在赶几家书场说《文武香球》的同时，每天一场和王子和拼档学说《玉蜻蜓》，记录《玉蜻蜓》书路、书情的工作只能放在深夜以后，每天散场送走听客，他才能灯下疾书，把白天听先生说的书一字一句回忆、记录，天亮方始上床休息。为了练好几回瞎子书，他更是废寝忘食。背起课算命的词要一句不漏一字不差，演瞎子要使听众只见眼白不见眼黑，常常练得头昏眼花，不能支持。就这样日以继夜、整整两年，《玉晴蜒》学成了，身体却累垮了，一场大病，整整躺倒四十天，差点丢了命。
    周玉泉的大红大紫是在他进入而立之年时。他在三十岁前后的几年里完成了质朴、醇厚、流畅、飘逸的“周调”流派唱腔的创造，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阴功”说书风格，“阴间秀才”风靡书坛。人们这样评价他：说《文武香球》，他是张福田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位；说《玉蜻蜓》，自王子和去世，他便是执牛耳者。周玉泉从三十岁起的二十年是在上海的书场和电台中度过的。这里既有《玉蜻蜓》不能进苏州的原因，更因为上海听众对他的特别欢迎。东方书场是上海第一家设施讲究的新式书场，周玉泉是去“开青龙”的艺人之一，从此合同一签再签，连续十几年每年总有几个月在东方书场演唱，非但不会“近复必漂”，反而越复越受欢迎。面对众多的书场老板请他“送客”、电台安排他黄金时段播音和“堂会”的请柬，他应接不暇。他还成了为数不多的“灌唱片先生”中的一位，大中华唱片公司30年代出了他三张《文武香球·桂英订婚》，发行量很大，后来又灌过《云房产子》、《志贞描容》等，唱片进一步扩大了他“阴功”艺术的影响。他成了三四十年代评弹界最负声望的“弹词三单档”之一(另两位是夏荷生、徐云志)。当时的苏沪报刊杂志，登载过许多赞誉周玉泉书艺的文章，说他是“弹词界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40年代《晚报》)、“光裕社数一数二”的大响档(30年代《上海生活》)等等。同行们对他的“阴功”艺术更是推崇，润余社的响档先生陈被肪说“漂在周玉泉手里不气不怨”，说《杨乃武》造诣颇深的李伯康说“我送客从来没买过谁的账，碰着‘阴间秀才’才真正触霉头”，严雪亭说“我学到周玉泉不少本事”，连自负有名的一代“描王”夏荷生都说过“我长表白不如周玉泉”。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玉泉五十多岁了，作为演员，实在是不小的年龄了，许多人在这个年龄早被淘汰了。而他毕竟不同一般，虽也渐觉精气神不足，但凭借过硬的功底、精湛的技艺，仍能在书台上光彩照人。
    1955年底，周玉泉加入苏州市评弹团。加入团体的他不用再转辗城乡超负荷演出，拼了双档，有下手的配合，他说书更神了，虽两鬃染霜，而嗓音响亮，中气十足，眼神、身段的运用还远胜从前，无人不说他返老还童，他又一次焕发艺术青春，“阴功”艺术出现又一高峰。
    建国后，周玉泉的艺术观有了很大更新。由于服务对象不同了，他将说书的速度加快，演出中不断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如《一马双驮》中与女下手的对唱很有新意；有人在演解放军连长时用“洋嗓子”，他大加鼓励，说“有气派，很形象”；他愈加注意用语洁净，骂人的话哪怕出于反面人物之口也尽量换较文明的语汇。更难得的是，他毅然对《文武香球》、《玉蜻蜓》两部他倾注了毕生心血并赖以成名的传统书作了全面整理，毫不手软地剔除其中迷信、庸俗或不合理的部分。为了跟上时代，他在50年代还说过《信陵君》、《梁红玉》、《卖油郎》等二类书，并参加演出过《习惯成自然》、《活观音》等新题材的短篇，“阴功”艺术同样能表现新内容、新人物。
    周玉泉的艺术生命大大延长了。1963年，他以六十六岁高龄赴京订：报演出，受到北方听众和曲艺界行家的高度评价，叶圣陶、顾颉刚等文化界前辈也对他的“阴功”艺术极为推祟。这期间，周恩来总理特意到场看了周玉泉及其他演员的演出，周恩来总理对周玉泉说：“我们同姓，又同龄，都不老，能为人民服务。”周玉泉老当益壮，决心再为评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但“文革”开始了，他被打成“三名三高”的“黑权威”，受到无情批斗。周玉泉从此沉默了，沉默不仅因为他当时说的每句话都会被横加批判，并且他确实无话可说了。周玉泉一生只知道钻研艺术，对其它一切都很淡漠，而处在“谈艺术就是放毒”的年代，他除了选择沉默又能怎样呢?
    1974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周玉泉与世长辞，他死于肺癌。当时他的妻子、大女儿受冤被囚，二女儿远在四川，小女儿插队去了农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他、安慰他的是一批热爱他艺术、理解他人品、同情他遭遇的老听众，他们不避嫌疑、不怕牵连，举香为他送终，为他守灵。
    周玉泉是一位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效仿的艺术家，他的周派“阴功”艺术在苏州评弹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他独创的“周调”流派唱腔，是弹词声腔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周调形成既偶然又必然。周玉泉天生好嗓，但在二十八九岁时突然倒嗓，一段时间后，真嗓响亮依旧而假嗓失润，俞调和吴(升泉)调没法唱了，其它的调门也大多有需要假嗓才“吊”得上的高腔，他唱得很费力却不悦耳。许多艺人有过这种倒嗓的经历，不少人对“唱”失去信心而采取“马虎”一些的办法，周玉泉却不肯马虎。他想到要创造一种适合自己嗓子的新唱腔。
    20年代，用本嗓演唱的申曲、常锡文戏已经很受上海一般市民的欢迎，京剧的谭派、马派用本嗓演唱，也比小达子、高庆奎等人过于高、尖的唱法更令上海人倾倒。周玉泉从中受到了启发，他另辟蹬径，以张福田唱腔和吴调为基础，避开必须用假嗓演唱的高腔，代之以中音区一系列韵味醇厚的声腔，速度是比一般书调稍慢的中速，听来稳健、舒徐、质朴、醇厚，比他唱俞调、吴调更加动听。很快，人们接受了他那别具一格的唱腔，称它为“周调”。周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开创了用本嗓演唱又具有较强音乐性的弹词唱腔的先河。周调之前，马调用本嗓演唱，但这种字多腔少的吟诵体“讲唱”强调语言因素而忽视音乐性，“调无余韵，仿佛说白”(葛元照《沪游杂记》卷二)，周玉泉基于“马调虽然流畅清脱但总不抵俞调婀娜多姿”的认识，在“字正”的基础上着意强调“圆”，既做到咬字清而口俏，又使音乐性大大加强，它既有马调的流畅干脆又比马调婉转有韵，有俞调的华丽多彩又比俞调具有阳刚气质，周调的产生伎弹词声腔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周调承上启下的功绩是显著的，在周调的基础上产生了影响深广的蒋(月泉)调，以至后来产生的张(鉴庭)调、丽(徐丽仙)调等，都同周调有借鉴、传承关系。
    周派“阴功”艺术体现在说表方面，便是清、静、神三大特点。清，除了他非凡的嗓音清亮、口齿清晰以外，角色情新、书路书情清楚更是他突出之处。周玉泉有好嗓子却从不卖弄好嗓子，极科学的用嗓(中、低、高、胸腔、鼻腔共鸣尤为优美)和颇见功力的吐字、运气，使他的“说”达到“惹听”的境界。
    很少有弹词演员能像周玉泉那样“角色清”，不论男女老幼、生旦净丑、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连弹词艺人普遍不能胜任的武林高手、番邦大将等，他演来都一个个湖钥如生，让人听而难忘。周玉泉说书的书路、书情清，除了“交代”得当外，更体现在细腻而不繁琐、简洁而不简单。该细时细针密缝，描摹人微，该粗时粗针长线毫不拖杏。他说：“省吃俭用不是不吃不用，而是把钱用在刀口上，说书也是这个道理，要言不烦，点到为止。”有评论家说周玉泉的说书“增一字则过烦、减一字则太简”，并非过誉。
    当然，周派“阴功”的最明显特点是“静”，也有人把“阴功”称为“静功”的，“阴间秀才”之雅号当然也因此而来。他说书的“静”或说“阴”，首先是他的吐字，发音讲究一个“静”字，这个静决非不用力，相反句句自丹田、字字用口劲，前排听众不觉刺耳，后排听众字字入耳。“静”更体现在他放晾头时的“静”，这便是他自成一格的“阴嚎”。周玉泉偏爱从人物性格、书情内容产生的“肉里嘘”和看似漫不经心的“小卖”，常常轻轻一句甚至寥寥几个字就能获得满堂哄笑和越想越好笑的效果。苏州人一般把“嚎头”当“滑稽”讲，那么“阴嘘”是否就是“冷面滑稽”呢?不然!周玉泉“阴嚎”的机敏、冷售、含蓄、讲究歇后回味，比起“自己不笑却能引得旁人发笑”的“冷面滑稽”来显然更高一筹。恰如当年一位评论家评论周玉泉的话：非有冷眼观世之旷达，透练人生之熟识，不易为也。有些很少听书的人一听说“阴功”二字，就以为是阴阳怪气、有气无力，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周五泉说过：“说唱喉咙响不一定好，但过分‘阴’听众也不欢迎，就像烧食物，用文火焙之前也要先烧滚啊!”这句话辩证地解释了说书“阴”与“火”的关系。就是说“阴”的中间要有充分的“精气神”，“神”是周派艺术的又一特色。听过周玉泉说书的人，无不对他能用眼睛抓“神”留下深刻印象。周玉泉天生大眼睛，眼神又经过刻苦锻炼，他用眼神可以带着听众一同置身书情之中，用眼神可以让人一下子分辨角色的正邪。用说书声调的高低来“拎神”也是周玉泉绝技之一，他常在用很平稳的声调说了一段后突然提高嗓音，使听众为这一震，随之更加全神贯注。他还能靠眼神和动作完成交代书情刻画人物的任务。如《玉蜻蜓·底堂认娘》，从徐元宰敲底门、智贞开门、元宰出示香烛，双方见礼，智贞请元宰进门、关门，直到两人往底里走去，足足两分多钟不说一句。所有对话、心理活动全靠眼神和动作来“说”。听众完全被“粘”住，决无一人走神。当然周玉泉说书的“神”更表现在“以情传神”，他的学生华伯明，曾与老师拼过较长时间的双档，在回忆乃师说书技艺时说：“每次说到《玉蜻蜓·文宣哭观音》总有不少听众要流泪，说到《贵生临终》，听着先生形容形如枯搞的金贵生眼前出现妻子张氏，忽又变成智贞这样的幻觉，场内更是一片烯嘘，我在一旁也觉得鼻子酸酸的。”感染力如此强烈，可见周玉泉说书的”清真意切”。形式的“阴”和内在感情的饱满，在他的书中得到完美统一。有人打过这样的比方，假如把火爆、以力取胜的说书比作“硬气功”，那么周玉泉的“阴功”便是貌柔实刚的“内丹气功”，比方不十分恰切，却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听周玉泉说书确如观赏一幅疏密相宜，浓淡适度的写意水墨画，令人赏心悦目，又似品尝一盘清淡可口的珍看津津有味。周派“阴功”艺术风靡书坛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听众喜闻乐见，艺人醉心模仿钻研。周派“阴功”艺术奇范，正在艺术百花园中散发着更加浓郁的芳香。

(傅菊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