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告诉我，人要有大情怀做“大”事情
文艺周刊：您是一位学者型的书法家，除了在书法上卓有成就，还在国内外大量进行演讲、授课和学术交流活动，这似乎已超出了纯粹的书法创作。
言恭达：这可能跟我的家世和家风有关。
我是言偃第84代孙。言偃是《论语》里经常提到的子游，和颜回、子路、子贡、子夏等是孔子最著名的弟子，也是孔门72贤人中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以文学见长，孔子去世后，他和子张、仲弓等人整理论语，并把儒学带到了南方，被称为“南方夫子”。在《礼记礼运篇》里，孔子与言偃有一段对话，阐述了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在我的老家常熟，孔子的文庙旁就是言偃的家庙，从我有记忆时起，就跟着父辈们在重大的节日去祭拜。这种慎终追远的祭拜仪式庄严肃穆，要行跪拜礼，我感受到的是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虔诚、敬畏，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感。后来我读到了北宋张载那句著名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感觉某种沉睡的东西被唤醒了。这种天下己任、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奋发，是中国文化人生命底色中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根脉。
也许就是这些启示着我一生要在传统文化中安身立命，并且以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使命。我今年已过七十，回顾人生经历，可以说我的文化自觉，是被传统文化唤醒的。
文艺周刊：那么您又是如何走上书法之路的呢？
言恭达：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一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家里的字帖、画册、印章很多。他结交了常熟当地的一大批书画家，直到我上世纪80年代当常熟书画院院长，父亲当年结交的老先生还是书画院的骨干力量。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母亲，她在解放后一直当居委会主任，经常午饭吃一半就出门调解家庭纠纷。母亲给我们子女带来的更多是人性的光辉、人格的修炼与人文的学养。比如我小时候舅婆给了我们一床新棉胎，她第二天就送给了一户送煤基的“五保户”夫妇，那家的3个孩子在冬天只有一床薄单被，母亲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想着自家留下新的送出旧的；比如有一天她领两个脏小孩回家吃午饭，我不愿意上桌。事后她问我：“你是不是嫌人家穷？”那目光让我觉得无地自容，也让“人与人是平等的”这个观念从小在我心里深深扎根。
言恭达书法作品
母亲教会我两件事，一是人要有精神，我们家里从来不许谈钱，她从不要求我们赚钱，但我的作品获奖或出版，她会很高兴；二是要干大事，这个“大”不是丰功伟绩的大，而是超越小我的“大”，她常说：“居委会为大家服务也是干大事。”
笔墨随时代，用中国书法对话世界
文艺周刊：我们身处一个键盘和触屏的时代，需要写字的时候越来越少了，那么传统的书法在今天的价值和生命力在哪里？
言恭达：从实用角度来说，汉字书写在逐渐退场，但是书法的艺术性、审美性、文化性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言恭达书法作品
书法为传统百艺之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书法则将汉字艺术化，它影响并参与塑造了中国人的艺术观、世界观及思维方式，构成了东方文化的基础。在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如何保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气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如何有尊严地、诗意地生活？我们必须要从琴、棋、书、画、诗、酒、茶等传统文化载体中寻找答案。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要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将之沉淀为人格，体现为国民性，表现为生活美学，这一切离开了书法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书写的人在变少，但喜爱、欣赏、练习书法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文艺周刊：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美学追求，那么您走过什么样的书法之路，形成了什么样的艺术感悟？
言恭达：我5岁起跟父亲学习书画，而立之年后拜师沙曼翁与宋文治两位老师。拿书法来说，沙曼翁先生传授给我的，一是继承传统但不为传统所囿，曼翁师曾治一印，印文“不为古人奴”；二是追求自然平淡、古朴天真；三是富于变化，从结构、用笔到用墨，正奇巧拙配合得当，四个字——融古为我。
我的书法道路大致以40岁为界，此前20年以临摹为主打基础，以后则以探索为主走通变之路。我在年轻时正草隶篆广泛涉猎，临摹了好多历代大家的碑帖，精读历代书论。我曾在《抱云堂艺思录》里回忆过那段时光：“颜真卿‘祭侄’‘三表’、米芾‘蜀素’‘茹溪’的感染力曾使我迷恋；雍邑石鼓、泰山金刚经的金石气曾使我震颤；而东汉居延汉简的天真稚趣又使我醉倒……”但是广取之下需要约取，寻找自己的方向，总体来说，我在篆、隶、草三种书体上着力最多，用功最勤。
言恭达书法作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一方面“以草入篆”，以草书笔意写出金文静态中的动感，墨色善用浓淡渴润，恣肆而凝炼；另一方面“以篆入草”，使用长锋羊毫将篆籀的笔法用于大草创作，以雄朴清逸之笔调，得畅达苍茫之气息，强化书法的诗性与音韵美。
文艺周刊：您创作了一批大草作品，并参加了很多国际性活动，这些经历让您如何看待中国书法的当代性和世界性？
言恭达：大草长卷是我追求书法传统与时代创新的尝试。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我创作了《我的中国心》17米大草长卷；2010年我创作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5米长卷入藏国家博物馆；2011年辛亥百年，我创作的《世纪脊梁》41米长卷在美国夏威夷大学APEC文化论坛展出；2012年我创作的15米长卷顾拜旦《体育颂》在伦敦第30届奥运会美术大会上展出，这是参展的76个国家500多件绘画作品中惟一的书法作品。此后，我还创作了大草自作诗《时代抒怀》和《将军吟》、隶书《栖霞山赋》、《江海南通赋》等。
在技法上，这些作品以篆入草，古质遒美，线条纯化，追求中国书法的诗性和写意；在理念上，书法艺术不能沉湎于书房和展厅，而要融入社会，拥抱时代，关爱自然，为传统基因融入现代元素。这些大草长卷承载着当下时空的许多元素，如白话文入大草，现代叙事方式，全球化文化背景和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等，这与一般意义上书写唐诗宋词、古文辞赋有很大不同，更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推动中国书法与世界对话。2010年联合国举办首届中文日，我受邀展出了24件作品。当时，我讲演的第一句话是：“走进书法就是走进中国，我为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感到无比自豪，为我今天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而感到无比自豪。”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孤芳自赏和崇洋媚外都是危险的，只有既坚守传统文化，又积极融入世界，才会不断焕发生机，在全球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示独特的魅力。
言恭达书法作品
跳出名利场，“人文性”是艺术终极命题
文艺周刊：一方面传统文化在全面复兴，一方面社会在急剧变迁，那么中国书法在现代社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言恭达：这个时代丰富且复杂，粗糙又生动，东方与西方，历史与当下，保守与革新……各种理念相互交汇、冲撞，是人类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图景，也是激越的精神角力场，同时还是审美转型的大时代。
一方面文化与商业相融渗透，商业接受文化浸润，文化被资本裹挟；另一方面精英式审美失落、消费性文化弥漫的同时，对高品位文化艺术的精神饥渴也在生长；与此同时，多元化、大数据、全球化、碎片化语境既带来了全新视野，也对传统的中国书画艺术带来了冲击、挑战甚至颠覆。
言恭达书法作品
书法界在繁荣的同时也有乱象，如标新立异的形式至上，只求“纯美”，剥离“真”“善”，甚至出现了“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的“丑书”、“新解构主义”；再如时俗蔓延，沉醉于装饰美，津津于时尚流行，落落乎新潮争艳，只求悦目，不求赏心；还有批评失语，甚至媚俗与变味，道义精神在不良风气影响下逐渐稀释。
中国书坛构建新语境要求艺术家明白，自己不是追名逐利的市侩商人，不是玩弄技巧的书写者，也不是蜷缩书斋的隐者，而首先是一个技进乎道的文化人，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引领者，也是时代新的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传播者。我曾在接受《朝闻天下》记者采访时说，艺术家要实现四个转变：小技进入大道，小我进入大我，小众进入大众，从小文化到大文化。文艺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风尚，艺术家应该做到在阳光下感恩时代，文化中敬畏传统，民生里关爱大众。
言恭达书法作品
文艺周刊：您多年来做公益，同时还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众多的民生提案，是这种追求的体现吗？
言恭达：是的。公益慈善已经成为我和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为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雅安等地震灾区和安徽贫困地区、江苏红十字孤儿学校、全国艾滋病防治宣传等捐资近两千万元，在地方、高校和社会组织内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时代造就和推出了我们这辈书画家，我们不能对时代馈赠的一切感到心安理得，必须要回报社会。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关注最多的是社会文化民生，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0年间，提交了74个提案，从社区图书馆、乡镇文化站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农民工教育培训，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等，内容涉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看似与书法艺术没有关系，但恰恰又是一个文化人必须关注的。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新觉醒是“以道为本，以德为基”的道德责任，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担当，这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性“仁”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道”，书法绝不是单一的技法训练，而是一种精神价值追求。
文艺周刊：那么，在中国书法的复兴方面，您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言恭达：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传统书法与现代社会的摆渡人。书法要回归传统，但不是片面复制传统，我们始终要扪心自问，我们这代书家为中国书法史贡献了什么？
言恭达书法作品
更重要的是，美学离不开哲学，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哲学大命题，中国的书法家尤其要有家国情怀，关注世道人心，书写时代正气，弘扬中国精神。超越技法、名利，回归“人文性”，是所有艺术的终极命题，艺术家对社会有一份特殊的责任。对于书法来说，推动中华传统美学在当代的“文艺复兴”，给人们以思想启迪、知识积累、人格升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倡导今天的人更“中国范”地诗意生活，我们责无旁贷。
半个世纪的书法生涯告诉我，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正道是：还原于文化，求证以经典，引领以方向，积累于当代。
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