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时，针对《国风》、《雅》、《颂》所发的议论，当是江苏最早的文学研究。到了西汉，有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则可谓是文学研究专著了。两晋、南朝时期，江苏成了全国文学研究的中心，陆机用骈文写成的《文赋》，是文学批评史上的空前绝后之举。成书于齐梁之际的刘勰的《文心雕龙》，集这个时期文学理论之大成，涉及到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对每个问题的论述都很全面，关于作家的评论尤为精辟。这个时期的主要文学研究著作还有葛洪《抱朴子外篇》中的《钧世》、《尚博》、《辞义》等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的《文选序》等。这些著作的探讨范围已经涉及到作家作品、文章体裁、诗歌声律等文学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
唐代李善作《文选注》，是文学史上“文选学”的奠基之作。 宋初的西昆体的浮靡文风影响文坛，范仲淹抨击它“刻辞镂意”，“专事藻饰”，提出“规谏”、“劝诫”的文学主张。王令只活了27岁，他论诗主张雄豪奔放，这在主平易、重现实的北宋十分难得。宋代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主张写诗要“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另外还有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吴可的《藏海诗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尤袤的《全唐诗话》等。
元代是戏剧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戏剧理论多出现在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可能成书于南京，是研究元代戏剧的重要材料。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当时一些著名演员的活动，卷首的《青楼集志》对宋戏文、金院本、元杂剧角色扮演、史料等多有叙述。
明代是江苏文学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江苏较早的文学辑编是吴讷的《文章辨体》，辑录明以前的诗文，分体编录加以解说，大体摹仿宋人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徐祯卿也是前七子之一，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的文学观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即反对理学，追求人性解放，强调重视古文价值。在前七子偃旗息鼓以后，至嘉靖中期，又有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后七子中以王世贞的声望最显，影响最大，一时声华意气笼盖海内。前七子反对文学作为理学的附庸，通过讲究“格调”强化文学自身的价值。可是文学的出路何在？“七子”认为要到复古中去寻找，这自然落空。王世贞强调“才”和“思”讲文学的格调，更重视艺术法则，并且将诗文的“篇法”、“句法”、“字法”都一条一条具体化。他在《文苑卮言》中建立了以形式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明嘉靖年间，文坛上还出现了以江苏地区作家为中心的唐宋派，其首脑人物中就有唐顺之和归有光。唐宋派和前七子一样都主张复古，但他们以师法唐宋来反拨前七子的师法秦汉。唐顺之文学观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虽然主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但“心源”是经过洗涤的至贤之心，也就是先道德后文章。在唐宋派中创作成就最高的当数归有光，他的散文善于捕捉生活琐事，刻划生动的形象，写出真感情。
明末的张溥和张采组织的复社，影响虽然遍及全国，但文学主张却并不鲜明。这个时期江苏地区的重要文学理论著作有：徐祯卿的《谈艺录》、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和《曲藻》、王世懋的《艺圃撷余》、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缪昌期的《文原》、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何良俊的《曲论》、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徐复祚的《曲论》等。在小说研究方面，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序》，是研究白话短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另有叶昼的《水浒》评点、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等。影响最大的当数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和删改，成为流行很广的70回本。金圣叹将《水浒》、《西厢记》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并称为“六才子书”，也是对传统文学观的大突破。
复社成员顾炎武，抗清失败后亡命北方，他论诗“主性情”，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清初诗坛，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鼎足而三，而娄东派和虞山派是吴伟业和钱谦益领衔，在全国的影响比较大。钱谦益既反对复古派，又否定非复古派，主张诗歌要转益多师，广收博取，推陈出新。钱谦益的学生冯班反对前后七子和竟陵派，著《钝吟杂录》批判严羽《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的谬误。
在清初诗坛与钱谦益并列的吴伟业的《梅村诗话》很少有理论，都是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他以唐诗为宗，从他的创作实践中还可以看出，他在继承白居易和元稹歌行体的基础上，成就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个性的“梅村体”。
姚鼐在江苏讲学40多年，弟子遍布江苏，他“道与艺合，天与人合”的文学主张影响遍及全国。叶昼的《原诗》研究了诗歌创作中许多重大理论，探究诗歌艺术的本原，是继《文心雕龙》和《诗品》后的又一系统性的诗歌理论著作，他的学生沈德潜继承了叶昼的理论，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论，要求具有诗歌“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
李渔定居南京后著作的《闲情偶寄》，是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其中戏曲理论尤为精辟。
袁枚虽然是浙江人，但他一生事业全在江苏。他的文学理论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袁枚的文学主张和沈德潜相反，认为写男女之情是合理的，主张“性灵说”，其所著《随园诗话》充分阐发了他的诗歌主张。赵翼是袁枚的诗友，文学观与袁枚接近，抨击摹拟更激烈，强调创新更坚定。郑燮和黄景仁虽然不能完全归于性灵派，但他们的文学观与性灵派很接近。郑燮批评司空图的“言外有言，味外取味”，钱大昕也对桐城派文论表示很多不满。陈奂的专研毛诗，是清代研治《诗经》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和古文阳湖派的首领，他在《词选序》中提出词要和诗一样讲求比兴和寄托，表达“贤人君子不能自言之情”，语言要“深美闳约”。常州词派继张惠言以后，周济进一步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所谓史，其实就是词的社会内容。在艺术视角方面，张惠言独崇温庭筠，而周济则推崇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等不同风格的作家。
这个时期在散文领域有以冯桂芬和王韬为代表的新散文体萌芽。冯桂芬的文学观与桐城派针锋相对，认为“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但总体思想还属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王韬同样反对桐城派，公开宣称桐城派的“家法师承，门户蹊径”与自己格格不入，认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他担任报刊主笔，许多文章都在报刊上发表，形成了独特的报章体。刘熙载的知识渊博，他的《艺概》涉及范围很广，但6个组成部分中就有4个谈的是文学。他主张文学要表达“情志”，在继承问题上主张“学在求新”。
南社的组织者之一柳亚子对晚清的几个守旧派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汉魏六朝派刻板缺少真意、同光体“枯寂无生”、晚唐派“淫哇乱正声”，他主张应将“国恨家仇”作为文学的内容，可惜他写的是旧体诗，难以较好实践他的文学主张。
在“五四”运动前，全国开展了文学改革的讨论，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复王敬轩书》，对当时社会上反对文学革命的复古思潮，进行淋漓尽致的抨击，表现了激进派致力于文学革命的决心。
在研究方面，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较早地吸取西方美学观点，从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进行论述。丁福保编辑的《清诗话》，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清人诗话丛书。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魏晋六朝文学的研究较深刻。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是当时评述金、元、明、清戏剧的重要论著，涉及到戏曲源流、正变、盛衰，以及各家风格流派的论证，还有对具体作品的评价。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我国的第一部文学批评史。唐圭璋的《词话丛编》，共收词话60种。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为作者在大学讲课的教材。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对中国自周秦至清的诗歌演变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是我国最早的诗歌史。唐圭璋以一人之力辑成开创性的宋词断代总集《全宋词》。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是红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影响深远。钱钟书的《谈艺录》，是一部现代诗话，运用了中西诗学和美学观点，对自唐至清的诗人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见解独到。
1949年以后，江苏文学批评呈空前繁荣之势，是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时期。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有吴文治的《柳宗元评》，是全面研究柳宗元的专著。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英文本为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出版，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典小说，对其源流和发展多有新见。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研究唐代科举行卷对唐代诗歌、古文和传奇小说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任中敏的《唐声诗》，研究了盛唐时声韵的原貌。郁贤皓的《李白丛考》，收考证李白交游的论文13篇，提出作者的卓见，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错误。钱仲联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总论清代文人作品，特别是《论同光体》，阐叙深入，论述全面。陈美林的《吴敬梓研究》，较全面地研究了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并且对前人研究《儒林外史》进行了比较评论。何永康的《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和〈红楼梦〉的客观意蕴》，研究了作家与作品的主客观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唐圭璋的《宋词四考》，一考证两宋词人占籍，将867位词人的籍历，按省分列；二考证两宋词人的时代先后；三考宋词版本流传及其优劣。周勋初的《九歌新考》，考察了《九歌》学说的发展，并运用宗教、神话、民俗、文献等对《九歌》中的东皇太一等神祗进行了新的探讨。萧兵的《楚辞与神话》，对《楚辞》和中国神话传说进行了探索，并大胆地提出新假说。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中、下三册，分“时事纪要”和“文学大事”两个部分，记录了“五四”前两千多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简史》，提出不少新见解，突破了前人的观点。《汪辟疆文集》，程千帆编辑，收录了作者专著以外的论文、书札、序跋、日记及诗钞。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煌煌22册，与此前历代诗歌纪事相衔接，共收诗人5000余家，广为搜集有关诗人创作活动及评论资料，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图书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是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纂。严迪昌的《清词史》，全书论及词派群体数十个，重要词人350多人。吴调公的《神韵论》，对神韵论的一般规律作宏观探讨，对司空图、严羽、王渔洋的文学观作了微观剖析。朱彤的《红楼梦散论》，全书收论文25篇。吴新雷的《中国戏曲史论》，分6个专题对戏曲流派和戏曲理论进行了研究。顾农的《文选与文心》，第一部分研究《昭明文选》，第二部分研究《文心雕龙》及其与《文选》的关系，并附录有《诗品》的研究。
1949年以后，江苏近现代文学批评主要研究作家及作品，并集中于对鲁迅、茅盾等人的研究，幸亏海外江苏籍学者的成果，弥补了文学史方面的不足。到“文革”结束，27年间的文学批评曲折发展，“文革”时期当然是一片空白。从1949年到1976年，出版的重要研究著作有朱彤的3卷本《鲁迅作品的分析》，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文学道路》，陈瘦竹的《论田汉的戏剧创作》，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
1976年以后，文学经历了复苏、发展繁荣时期，出版了很多重要研究著作：如范伯群、曾华鹏的《郁达夫评传》，许志英的《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时萌的《曾朴研究》，甘竞存的《论鲁迅杂文的情理趣》，董健的《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程中原的《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包忠文的《鲁迅的思想和艺术新论》等。文学史方面有陈白尘、董健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陈辽主编的《江苏新文学史》，叶子铭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2卷，汪应果等编的《解放区文学史》，范培松编的《现代散文史》，包忠文主编的《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当代文艺理论史》，陈辽、方全林编的《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朱子南编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王新民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纲》，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等。
由于加强了对外交流，研究者汲取了外国新观念、新方法，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出现了吴调公主编的《文学学》，陈辽、周京宁的《文艺信息学》，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吴炫的《否定本体论》等。
其他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范伯群的《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吴奔星的《文学风格流派论》，徐采石、金燕玉的《陆文夫艺术世界》，陈瘦竹、沈蔚德的《论悲剧与喜剧》，王臻中、王长俊的《文学语言》，胡若定的《新时期小说评论》，丁柏铨、周晓扬的《新时期小说思潮和小说流变》，赵瑞蕻的《诗歌与浪漫主义》，徐采石的《文学探求》，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等。
江苏民间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早期大多数见于文史著作。明、清以来有些学者结合采编进行相关研究。如明代冯梦龙在《山歌》卷《叙山歌》中略述歌谣变迁后提出：“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对神话人物女娲、蚩尤、湘君、湘夫人和民间神鬼钟馗、城隍等进行了考证；对汉代谚语和历代谜语做了较系统的考证、论述。
“五四”以来，顾颉刚、刘半农、郭绍虞、魏建功、朱自清等对民间文学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具有首创意义，其方法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朱自清的《中国歌谣》，是全面研究中国歌谣的专著，理论上吸收了中外诸家之说，对中国现代歌谣学的建立有开创意义。1949年后，钱静人编著的《江苏南部歌谣简论》，是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和研究苏南歌谣的专著。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举办了多次全省性的学术讨论和小型专题讨论会。江、浙、沪两省一市吴语区也曾举行吴歌学术讨论会。
江苏的外国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扩大，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也渐渐成为中国学者的课题。最初的研究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的。民国初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第一次较有系统地评介了西方小说。民国时期，江苏的外国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德国、苏俄以及欧美文学。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是第一部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至1949年，先后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著作有宗白华等著《歌德之认识》，张月超著《歌德评传》，陈铨著《中德文学研究》，张威廉著《德国文学史大纲》，钱钟书著《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戈宝权等编著《高尔基研究年刊
》(1947、1948)等。
1949年后，曾一度集中宣传过苏联文学，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不多，至“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著作有赵瑞蕻的《马雅可夫斯基研究》，张月超的《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1978年以后，江苏的外国文学研究重新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研究范围扩大，涉及苏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文学，对希伯来文学亦有研究；研究领域也从古典文学延伸到当代文学，从小说延伸到戏剧、文学理论、文学翻译、文学流派等方面；研究方法也不断更新，除传统的国别文学、重要作家、重要作品的研究外，还产生了不少运用美学方法和比较方法研究外国文学的著作。如文学史方面有陈嘉的《英国文学史》，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提纲》，陈德文的《日本现代文学史》，陈敬咏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史》，陆人豪的《湮没在历史风尘中的半部俄苏文学史》，张子清的《20世纪美国诗歌史》等；从美学角度和运用比较方法研究的有凌继尧的《苏联当代美学》，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汪介之的《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许钧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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