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过拨乱反正，使文学的自身规律得到尊重，平反纠正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大大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光辉业绩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调动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这些主客观方面的条件，促成了江苏文学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新时期是江苏诗歌创作的高潮，发表量大，在诗坛的影响也大，获得全国奖项的作品多。
赵恺的诗歌《我爱》、王辽生的诗歌《探求》、朱红的组诗《寻觅》，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奖。
赵恺长期扎根在苏北，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我爱》抒发的是民族悲剧落幕时刻“我”的复杂心情。诗人撇开悲哀，跳过愤恨，紧紧抓住复杂感情的要点“爱”抒发。这样一来，当悲剧落幕时，那失而复得的爱便成为凌驾于悲和恨之上的感情了。
王辽生曾在部队工作过，1957年因在《雨花》上发表诗《碎片》，被错划为右派，后在新沂落户。《探求》是诗人22年苦难历程的劫后余思，“刀剑煅于烈火/热血腾若江河/生命虽是珍贵的色彩/为祖国涂抹何须斟酌”，诗人把国家命运和民族气魄一并展现，给诗注入了深广的内涵，极具感染力。
朱红被错划为右派后，曾经历过劳改和漫长的流浪生涯。《寻觅》，诗人将10年浩劫的人世悲欢也融入到诗中，是一曲冷峻的生命之歌：“寻觅原是执著的追求，攀向真善美的崖顶”。
文学的解放首先是作家个性的解放，体现于散文创作，往往是作家的自我介入。像苏叶和姜滇等人的有些作品，都有很强的自我色彩。有的虽然是写他人他事，作者介入的不是自己的事，而是自己的情。作者已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抒情的主体、是非得失的裁判。像艾煊的《兰之恋》、高风的《新枝绿且艳》等，都是以强烈的主体感，打破以往散文创作雷同化、僵化的格局，显示出新时期散文的多姿多彩。
融入散文中的作家主体，一定要写真实的自我，这样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博得读者的共鸣，所以忆明珠说自己的散文集《墨色花小集》是“心的独语”。可以称得上是心语的，还有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叶至诚的《忆方之》等。
新时期江苏散文获得全国奖的有：《云梦断忆》、《荷上珠小集》、《烟水江南绿》、《湮没的辉煌》。
陈白尘的《云梦断忆》，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作者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古云梦泽边，集中有回忆干校生活的散文8篇。作品以实录的形式抒发作者的感受。其中有对荒谬、丑恶现象的诅咒，又有对人间温暖、真挚友情的眷恋。作者既沉思历史，反省民族，又坦露自己的心迹，其中还融入很重的忏悔意识。
忆明珠的《荷上珠小集》，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集中第1辑为描绘扬州风物，第2辑为庐山纪游，第3辑为咏物叙事，第4辑写人，第5辑怀念故乡亲友。
艾煊的散文集《烟水江南绿》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荣誉奖。全集共6册，分别是《人之初》、《茶之余》、《海之潮》、《绿醉天涯》、《海内存知己》和《醒时的梦》。
夏坚勇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作者以残存的漫漶不清的断垣残简为出发点，追述历史现象，描绘人文行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以方之的《内奸》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为开端，标志着江苏小说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1980－1983年，是江苏小说的丰收期，是当时还算中年作家的这些人的长期生活积累获得了丰收，从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到陆文夫的中篇《美食家》，形成了江苏小说创作的空前盛况。在艺术水准上也大大超过了“文革”前17年的水平。就在中年作家取得丰收的同时，青年作家正在蓄势待发，终于涌现出一个青年作家的创作群体，他们是赵本夫、周梅森、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储福金、姜滇、陆永基等。
在新时期江苏作家的小说获得全国性奖项的有短篇小说《内奸》、《记忆》、《献身》、《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卖驴》、《漆黑的羽毛》、《围墙》、《秋雪湖之恋》、《陈奂生上城》、《清高》、《哺乳期的女人》，中篇小说《美食家》、《射天狼》、《凝眸》、《军歌》，长篇小说《人间正道》等（不包括儿童小说）。
方之的《内奸》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写一个叫田玉堂的“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的商人”，抗日战争期间曾掩护过新四军一位司令员的妻子过江去治病。“文革”中被拷打，威逼他诬陷司令员，他始终没有“血口喷人”。田玉堂是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审美内涵的丰富性的统一。阎纲对它的评价是“在短篇小说狭小的篇幅里，第一，大幅度地写历史；第二，突破必须以某种人为主角的陈规，选取商人当‘第一号人物’；这两条，在七八年的短篇小说里闻所未闻”（《小说史光彩的一页——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
张弦的《记忆》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年轻的女电影放映员方丽茹一次意外失误，因将表现领袖人物的影片颠倒了几秒钟，被打成“反革命”，由此颠倒了一生。“文革”巨变，当年处理此事的宣传部长秦慕平受到冲击，后来他和方丽茹不期而遇，方丽茹宽容了他。“通过挖掘秦慕平的心灵，他（作者）把这件大事（平反）的意义深化了，带有更深的悲剧性和更庄严的正剧性。”（王蒙张弦小说集《挣不断的红丝线?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贫困乡村的存妮和小豹子相爱，“丑事”败露事后存妮自杀，小豹子因“强奸罪”入狱。存妮的母亲在土改时因反抗包办婚姻而嫁到这里，现在她又逼小女儿荒妹出嫁还债。荒妹因姐姐的死而憎恨异性，惧怕爱情，现在又面临母亲要把她当东西卖”。王蒙在《善良者的命运》中说：“有不少人责备作者在这篇作品里写到了一点点情欲，个中得失是可以讨论的。也许这种描写确实不合‘国情’，不能被当今的许多正派接受。但是，我们总不能不看到情欲背后的作者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沉思”（《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陆文夫的《献身》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土壤迷”卢一民是位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10年浩劫中的种种厄运，都没有动摇他献身科学的决心，“当年的科学虽然不能救国，今后的救国却非靠科学不可！”这是卢一民思想的制高点。《小贩世家》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朱源达接过父亲的馄饨担子，给夜行者和熬灯油的人送去温暖和享受，但他却因此而受到一阵比一阵猛烈的“大批资本主义”的冲击，终于馄饨担子被劈，家被抄，即便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也不敢重操旧业，仍然心有余悸。朱源达30多年的世事沧桑，说明极左顽症的危害以及根治的艰难。《围墙》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某建筑设计所围墙倒塌，为重建围墙，“守旧派”、“现代派”、“取消派”日复一日争论不休。行政科的马而立用一天一夜将围墙造好，并且深得建筑界的权威好评，于是所长和各人物又争当“摘桃派”，只有马而立还是“忙得飞飞的”。王蒙在《读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中谈到《围墙》时说：“高度的典型性、概括性与普遍性使这个故事甚至带上几分寓言或象征的味道。先别说旁的，就那‘现代’、‘守旧’、‘取消’三派之争，不就够你揣摸个三周两月的吗？笔者至今还没揣透亮呢！这个橄榄可真耐嚼!”（《文艺研究》1984年第3期）。《美食家》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我”年轻时怀着对“寄生虫”的仇恨参加革命，解放后怀着不能让剥削阶级的糜烂生活继续下去的决心，发动了“饭店革命”，革掉了饮食文化。直到“文革”后，“我”才开始懂得吃饭的意义。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朱自冶喜怒哀乐都以吃为转移，他除了吃，别无所长。市场经济开放后，朱自冶当上烹饪学会会长。陈骏涛说：“《美食家》是陆文夫创作上的一块丰碑，是陆文夫迄今达到的最高成就。”吴泰昌说：“《美食家》的主题正是统一在‘左’与平均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上。”（以上皆见《陆文夫作品研究》）。黄毓璜说：朱自冶“像中外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吝啬鬼、懒惰精那样，他是可以在文学形象的画廊中取得一席之地的。”（《〈美食家〉、〈围墙〉、〈万元户〉散论》，《雨花》1984年第3期）。《清高》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学教师汪百龄为了养活母亲和小弟，耽误了自己的婚事。轮到他找对象时，时代已变迁，姑娘都嫌他清贫落伍，总算碰上一个爱好艺术的，但却又因为对方要买钢琴、音响而好事难成。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李顺大土改后立下造三间瓦屋的雄心，靠劳动积下了一砖一瓦，但“共产风”和“文革”，两度使他的雄心成为泡影。憨厚的李顺大，并不能懂得使其命运坎坷的缘由。10年动乱之后，他的造屋理想才得以实现。阎纲说：“《李顺大造屋》一鸣惊人”。“写了将近四十年的历史，它在历史地探讨我国农民命运方面，堪称慧眼”。“李顺大被迫送礼才领回自己建屋的砖，他反而‘内心惭愧’，自认‘做了腐蚀别人的事’，半夜醒来骂自己：‘唉，呃，我总该变得好些呀！’作品最后的这一笔，波澜陡起，把李顺大推上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称得起大手笔!”（《小说史上光彩的一页——1979年全国优秀小说评奖》，《文艺报》1980年第5期）。《陈奂生上城》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奂生是作者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陈奂生上城》是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三定”政策，使得陈奂生这个缺粮户也变得“囤里有米，橱里有衣”，上城卖油绳也不必像卖“黑市米”一样偷偷摸摸。他进城巧遇县委吴书记，破天荒住进5元钱一夜的招待所，虽然心痛，但精神胜利却使他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这组系列小说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了农民在风云变幻的社会中命运的变化，摄下社会进步的足音和人物灵魂的演进”。英国学者约翰?契纳雷指出：“陈奂生是个刻划得很好的人物，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的行动和感觉似乎不可摆脱地与他的历史、他的经历和他的环境联系在一起。”“尖刻的讽刺在高晓声的小说中并不是主要的。通常采用的是一种充满感情、半开玩笑式的幽默。”“在这方面，陈奂生与捷克的作家哈谢克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小说里的好兵帅克，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更多共同之处”（柯力译《高晓声创作简评》，《当代外国文学》1985年第1期）。
赵本夫的《卖驴》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是作者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小说选取孙三老汉卖驴后来又决定不卖的生活横断面，凝炼地写出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折射出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缪俊杰在《文艺创作要敢于接触社会矛盾》中说：“作家对于孙三老汉的性格的描绘，主要是通过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开掘体现出来的”。陈骏涛在《作家要有真知灼见》中说：“《卖驴》则以奇巧的构思，精湛的艺术描写，通过孙三老汉卖又终于不卖的故事，令人信服地向人们展示了新的农村政策在农民内心深处所引起的波澜”（以上皆见《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胡石言的《漆黑的羽毛》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期处于逆境的陈静，坚信马列主义，又因经常“陪宴”，深知领导干部的“斤两”。她一直憧憬着能调去搞自己的专业，漆黑的乌发中已绽出白花，也未能如愿。作者把对限制人才流动的感触，化为深情和形象。费振钟在《摇曳多姿的艺术笔墨》中说：“不论从‘构思独特’上说，还是从‘描写生动’上说，这才是《漆黑的羽毛》艺术特征的具体入微之处”（《当代文坛》1985年第1期）。《秋雪湖之恋》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驻守秋雪湖的某部班长严樟明与班里战士一起，掩护一个叫芦花的姑娘。芦花的哥哥被诬陷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全家都遭迫害。由于交往频繁，严樟明对芦花产生了爱情。后来知道芦花的哥哥是养子，其实是她的未婚夫。严樟明便把爱情深深埋在心里，竭尽全力营救芦花的未婚夫。何思在1983年第12期《文艺报?新作短评》中说：“这种流溢于那无情时代里的纯真、正义、高尚、美好的人情，在丝丝入扣的矛盾冲突中凝聚起来，形成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带来愉悦人的美感，使得我们激动不宁。”
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1996年度全国十佳短篇小说奖。小说一方面表现惠嫂母性，另一方面用广告象征母爱的空缺。惠嫂与男孩有自然吸引力，这种吸引又遭世俗的排斥，作者对现代走向畸变的非人性的文明提出诘问。
朱苏进的《射天狼》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解放军文艺奖。这部小说写非战争环境里军人的职业价值，并着力刻划了一具有独特遭遇、独特思考和独特苦恼的基层指导员形象。《凝眸》获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取材于台湾海峡两岸敌我对峙，着力描写敌我双方年轻战士内心深处发生的微妙变化。“凝眸”是蕴藉丰厚的意境：终生注视无法沟通，近在咫尺又远若天涯，世代为仇又血肉难分。这不仅是独特的敌我关系，也是常见的人生。
周梅森的《军歌》获1988年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批沦入日寇之手的国民党官兵，被迫在地层深处采煤。渴望自由的愿望，引起在地层下的战俘们的内心骚动。作者剖析被绝境扭曲的人性。丁帆在《变奏的〈军歌〉》一文中说：“这部小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的悲剧价值在于表现了人在失去社会属性后，在各自‘原我’冲突中所表现出的人的深层意识里的强大自戕力和自残力(《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6期)。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获中宣部颁发的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市委书记吴明雄致力于改革，为该市的美好明天而奋斗，并且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果。然而，他最终还是下台了。当改革触及到千家万户的实际利益时，一场震惊全国的骚乱迫使他离开了自己挚爱的岗位。小说出版后曾在北京举办过研讨会。《当代》1997年第1期在“纪要”中说：“这是一部为改革事业鼓而呼的优秀作品，格调高昂，催人奋进，很有思想深度”。“该作与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它不仅仅局限于写改革的某一局部，也不仅仅局限于写某一行业的改革，它所涉猎的生活层面和社会阶层十分广泛，因而作品不仅气势恢宏，而且场面十分壮阔。另外，这部作品不只是写好了一二个或二三个正面人物形象，而是成功地塑造了以市委书记吴明雄为代表的一大批无私无畏、敢于为改革事业押上身家性命的当代英雄群像。这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
苏童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1987年发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后开始受到注意。迄今已出《苏童文集》8卷。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妻妾成群》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作品写现代女性的婚姻悲剧。苏童是一个极具叙事天赋的作家，他总是从容不迫地把故事讲得温婉凄迷，充满诗意。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读者的阅读习惯。
叶兆言的《追月楼》，获《人民日报》与《小说选刊》主办的1987-1988年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品塑造了清末一个有骨气的遗老丁老先生的艺术形象。洪子诚认为：“他的《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等中篇，被称为‘夜泊秦淮’系列，表现了浓厚的‘文人’情调”（《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王庆生主编，华中师大出版社）中也指出，这一系列“显示了作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以二、三十年代的南京为背景，以秦淮河边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喜剧为题材，写出了六朝古都的文化氛围，有风俗画的魅力，也有玄远的人生哲理之思”。
粉碎“四人帮”后仅仅一年，江苏话剧舞台就出现了《峥嵘岁月》，以鲜明的爱憎及时表现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宋指导员的日记》塑造了模范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大风歌》有厚重的历史感，在人物塑造上真实可信，通过人物形象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小井胡同》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描绘了一幅时代风俗画，全剧30多年历史跨度，40多个人物。
《下里巴人》朴实无华，具有丰富的细节，全剧充满了人情味。这个时期的优秀话剧还有《向前，向前》、《阿Q正传》、《带血的谷子》、《月色溶溶》、《天堂里来的士兵》、《天才和疯子》等。
电影的获奖作品有：张弦编剧，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心在跳动》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电影“揭露了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才的摧残，歌颂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高洁情操。”《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张弦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获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第2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张弦编剧的《秋天里的春天》，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获广播电影电视部同年优秀影片奖。市委书记的遗孀周蕙良在危难中与邮递员产生了爱情，她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后又割断与邮递员的爱情。
鄂允文、刘保毅、荣磊编剧的《二泉映月》，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获文化部同年度优秀影片奖及中国电影百花奖音乐奖。影片表现了民间二胡艺人华彦钧的一生经历。
艾煊、梁信编剧的《风雨下钟山》，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获文化部同年优秀影片奖。影片重现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的历史场面，表现了国共历史人物在巨变中的形象。
乔雪竹编剧的《16号病房》，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获文化部同年优秀影片二等奖、第7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表现了同住在16号病房里的性格各异的女知青的生活故事和人生态度。江奇涛根据其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雷场相思树》，198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获广播电影电视部同年优秀影片奖、第7届金鸡奖特别奖。影片描写五个不同经历的大学生在与敌人争夺359阵地战斗中的前仆后继。
徐耿、程玮编剧的《豆蔻年华》，1989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摄制，获广播电影电视部同年优秀影片奖、第10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影片描写了龙城中学一群学生的生活，表现出当代青年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周维先编剧的《早春一吻》，199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获第14届金鸡奖儿童片特别奖。
姚远、王玉彬、王苏红、韦廉、李宝林编剧的《大转折》，199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获第1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影片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伟大转折。
朱苏进与外省市三位作者编剧的《鸦片战争》，峨嵋电影制片厂、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等单位联合摄制，获第1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影片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历史。
电视剧的获奖作品有：果子、冒昕编剧的2集单本剧《秋白之死》，江苏电视台1986年摄制，获第七届“飞天奖”一等奖，“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大众电视“金鹰奖”特别奖。作品撷取了瞿秋白从被捕到就义这一生命的最后时刻，大胆地采用了当时还有争议的瞿秋白绝笔《多余的话》为素材，传神地刻划出瞿秋白作为革命家与文学家的光辉形象，是一部蕴含着历史思考、壮美而深沉的革命悲剧。
顾尔镡、王冠亚编剧的15集连续剧《严凤英》，南京电影制片厂、江苏音像出版社1987年摄制，获第八届“飞天奖”一等奖。作品深沉凝重，深刻地展示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悲剧命运，成功地塑造出严凤英的艺术形象。
李传弟、梁泉编剧的9集连续剧《豫东之战》，江苏电视台、南京军区电视艺术中心1993年摄制，获江苏省优秀编剧奖、第十四届“飞天奖”一等奖、同年度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刘文惠编剧的8集连续剧《小小生命树》，由南京有线电视台、江苏电视台1996年摄制，获第十七届“飞天奖”儿童剧二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江深编剧的7集连续剧《虎踞钟山》，南京有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1998年摄制，获江苏省优秀编剧奖、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俞黑子、周梅森编剧的28集连续剧《人间正道》，根据周梅森同名小说改编。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江苏文化经济发展中心1998年联合摄制，获中国电视“飞天奖”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入选建国50周年经典影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