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城市畸形繁荣，戏院、娼楼中的故事成为小说的热门题材。《品花宝鉴》是我国较早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中心情节是男旦杜琴言与公子梅子玉相恋，作者对此持欣赏的态度，还加以美化。《海上花列传》是写妓女生活，艺术成就较高。作者韩邦庆在《申报》馆工作，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此书为合传，通过组织结构，使它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人物和事件的统一性。鲁迅说它：“平淡而近自然。”这些小说，被称为倡优小说。
与倡优小说格调完全不同的是刘鹗的《老残游记》。
刘鹗曾经做过候补知府，后来弃官经商。他的学问博而杂，著作很多，诗文也写得不错，小说仅《老残游记》一部。小说以主人公行医各地所闻所记，重点在于指出官吏残害人民的事实。作者意识到清朝覆灭的命运已不可挽回。
李宝嘉字伯元，一生从事新闻事业，曾办过《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及《绣像小说》，因为职业的关系，有大量发表小说的机会，作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等。
《官场现形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自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中国已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明小史》写在1905年“维新立宪”的浪潮下，有人借“维新”招摇撞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作者既不满现实，又害怕革命，把社会黑暗归结为个别人的品质，与封建制度无关。
鲁迅把这些作品称为“谴责小说”，认为这些作品“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臆说颇多，难云实录”；“话柄联缀，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
曾朴笔名东亚病夫，曾到上海想办实业，却与谭嗣同等改良派人物结识，参加变法活动。变法失败，曾朴回故乡常熟写下长诗《李花篇》，隐讽慈禧宠幸李莲英；《盆花》暗喻光绪被囚瀛台，为变法殉难鸣不平。1904年秋，他又到上海与人创办小说林书社，三年后又办《小说林》杂志，刊载创作小说及翻译小说，辛亥革命后入政界，并与军阀有交往。1927年创办真美善书店及《真美善》杂志。因精通法文，翻译作品很多，创作小说最有名的是《孽海花》。这部长篇原是金松岑的写作计划，与曾朴合拟了回目，后来却由曾朴写成。据曾朴自己说，写此书为唤醒“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用小说鼓吹革命。关于《孽海花》的艺术特色，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尚增饰而贱白描”。
20世纪初，西方自由婚姻观已经影响中国，但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双方碰撞，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言情小说中的哀情主题应运而生。江苏籍作家徐枕亚的长篇小说《玉梨魂》在这类题材中最具代表性。它描写一位家庭教师与青年寡妇的恋爱故事，两人心心相印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极端矛盾与痛苦中，以两人的死亡告终。小说用的是文言，词藻华美，但过于追求偶句齐整，堆砌得如“七宝楼台”，因文害意。
“五四”之后，叶圣陶的《倪焕之》，是江苏籍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创作于1928年，是作者仅有的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倪焕之立志娶一个有现代理想的妻子，共同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后来，理想的妻子金佩璋失去当初的激情和锐气，使倪焕之觉得“有了一个妻子，失去一个恋人、同志”；与此同时，他的“理想学校”试验也失败了。这样，他走出乡镇、奔赴上海，投身到“五卅”运动中去。“五卅”运动被镇压，倪焕之痛苦不堪，饮酒过度而亡。倪焕之的死使金佩璋觉醒，她决心走向社会，继承丈夫遗志。茅盾在《读〈倪焕之〉》中说：作者有意表现一个人“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倪焕之》是第一部；“把一篇小说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倪焕之》是第一部。
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创作于1943年，写东北义勇军中的韩国籍军官撤退到西伯利亚时，认识了波兰籍少女，两人相恋。作者以故作惊人之笔将情节戏剧化，于其中掺抒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意识，叙说中使用了很多哲理性的语言。继《北极风情画》之后，作者又推出《塔里的女人》，是道士自叙自己早年的爱情故事。
无名氏原名卜宝南，1917年生于南京。他的作品中有艳遇、历险、战争、革命、艺术、宗教等，有读者所渴望和好奇的一切，因此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些作品的本质是通俗的，但它又显得高雅、挖掘人性、寻觅哲理、感伤、颓废……作者是用高雅包装通俗，用“超俗”推销通俗。他1982年到香港，1983年到台湾，他的作品现在还畅销港台。
被胡风称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是1947年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发表。小说中地主蒋捷三的长子蒋蔚祖为旧世界的崩溃而疯狂；次子蒋少祖受“五四”影响叛逆旧家庭，但最终还是走向复古的中庸之道；小儿子蒋纯祖走向革命，后因失败而理想破灭。作者善于把知识分子放在“精神的炼狱”里煎熬，从而开掘知识分子的个性矛盾和历史悲喜剧。
1947年出版的钱钟书的《围城》，写主人公方鸿渐，因包办婚姻的未婚妻夭折，在顿感解脱的同时也有哀悯。一封情真意切的吊唁信，使他获得富有的未婚妻家的资助，留学欧洲4年，一无所成，只能购买一纸假博士证书。在上海呆不下去，方鸿渐与人结伴去湖南教书，还是事事不如意，最后与孙柔嘉结婚，又回上海。在上海因家庭矛盾加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于是方鸿渐又回到一无所有的起点。
方鸿渐不是英雄，也不是恶人，但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他所有的努力都在试图进入自己并不需要的“围城”，于是出来进去，进去出来。作者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人生“围城世界”，小说的语言警策幽默、旁征博引，融入了社会学中的各种知识，是指出20世纪人类困境的现代杰作。
孔厥和袁静于194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是继《吕梁英雄传》之后又一章回体新英雄传奇，在艺术上要比《吕梁英雄传》成熟多了。小说以张金龙、牛大水与杨小梅的婚姻变化为线索，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故事。牛大水从一个憨厚的农民成长为八路军的连指导员。杨小梅因不堪忍受婆婆的虐待、丈夫张金龙的毒打，逃出家庭，投入到八路军怀抱，在斗争中逐渐成长为有勇有谋的战士，与情人牛大水喜成眷属。这个长篇小说在结构上完整，故事曲折动人，通过人物的成长过程，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清末民初，由于梁启超提出“小说革命”，加之民国刚建立，传统的文化秩序解体，一时文坛小说大翻身。从1912到1917年几乎是通俗小说的一统天下。这些通俗小说作家，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玉梨魂》，是“礼拜六派”长篇小说的代表，更多的还是短篇小说，它们的作者几乎都是江苏吴中人。
包天笑是南社成员，被称为通俗文学的“无冕之王”。他主编过不少“鸳鸯蝴蝶派”的重要刊物，提携了不少该派的作家。他写过的作品难计其数，《一缕麻》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一位美女，本来与一位才子相恋，可是家庭却逼她嫁门当户对的傻子。她结婚次年患了白喉，傻子不怕传染悉心照料。待她病愈，傻子却染白喉而死，美女从此为傻子守节。作者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留恋，这种矛盾性正是“鸳鸯蝴蝶派”整体风格。
周瘦鹃的作品有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就不免有图解观念的痕迹，但他文笔流丽，又十分讲究结构技巧，在“鸳鸯蝴蝶派”中能独树一帜。短篇小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写画家遇到美女，美女系包办婚姻，在婆家受虐待，后又随凶恶的丈夫远行，别前画家美女相对泣叹：“恨不相逢未嫁时”。
叶圣陶早在1914年就在一些通俗刊物上发表小说，1919年开始白话文学创作。20年代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隔膜》（1922）、《未厌集》等。
《潘先生在难中》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写军阀混战期间江南某镇小学校长潘先生携家逃难的经历，刻划了一个自私精明、患得患失的小市民形象。作者以客观写实的笔调，展现了小人物在战争的惊恐中苟全性命的艰难处境，从主人公身上，人们还可以看到小市民缺乏正义感和道德意识委琐的灵魂。
30年代的代表作《一篇宣言》，写某中学语文教师王咏沂因起草一篇要抗日的爱国宣言被解职，揭露了国民党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猫》，收短篇小说4篇，其中《猫》和《纪念》是代表作。《纪念》写少妇曼傅与丈夫的表弟私通，曼傅“止乎礼义”的理念在肉欲冲击下顷刻破灭。《猫》以小动物猫为介物，写周旋于知识界的一对夫妇明争暗斗，暗讽了30年代文坛上的人物。这样的题旨到长篇小说《围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扩展。
路翎1947年出版的小说集《求爱》，显露出作者的另一个自我。集中的一篇《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写老太借钱买猪，后来小猪逃跑，老太在风雨中追赶，不慎跌入泥泞，临死前她看见“从金色的光里，一个美丽、健壮、活泼的女孩向她跑来……”这是她的希望与幻想，充满了梦幻色彩。这篇小说典型地显示出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的流派色彩。
汪曾祺早在40年代就发表作品，1949年出版《邂逅集》，内中的《复仇》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刘半农是一位杰出的战将。早在1912年，刘半农就在“鸳鸯蝴蝶派”的几个主要刊物上发表过40多篇小说。《新青年》创刊后，刘半农继胡适、陈独秀之后，参加了“文学革命”的阵营，1917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稍后又发表了《诗与小说精神上之改革》（3卷5期）。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刘半农首先将“文学”和文字加以区别。
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系统进行清理后，接着又提出各种文类的改革措施。关于散文改良，他认为要“破除迷信”，不能死守古人的“起承转合”四字，“吾辈心灵所至，尽可以随意发挥。万不宜以至活之一物，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
对于韵文的改良，他推出三项任务：第一破除旧韵重造新韵，第二增多诗体，第三提高戏曲的文学地位。尽管刘半农的这些主张在后来的讨论和实践中有所修正，但确立了新旧两个文学营垒的对立格局。
刘半农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撰写的战斗性论文上，同时也表现在他创作的诗歌上。1918年1月，他和胡适等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他的《相隔一层纸》诗意深沉，富有激情；《题女儿小蕙周日造像》写得清新活泼，充分显示了白话诗的艺术生命力，为新诗占领诗坛起了开路作用。他的白话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描绘了特定时期广阔的社会画面，表达了人民的苦难与呻吟。
以美文著称的朱自清，早期也是以诗涉足文坛的。他有诗集《踪迹》，另外还有17首诗收在与叶圣陶等合印的《雪潮》中。从总体上看，他的诗暴露黑暗，鞭挞腐朽，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同时，他热切地向往光明，借赞美发光体和向阳物表达自己的理想。
1930年，卞之琳的《数行集》与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合刊为《汉园集》，三人因此获得汉园三诗人的称号。卞之琳的诗常常使抒情的主体在诗中淡化，形成一种虚拟迷幻的境界，如《断章》中有：“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别人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还喜欢把诗中的意境小说化、戏剧化，借此蕴涵着某种哲理。《航海》写轮船航行了200海里，茶房要旅客对表；“多思者”想起在自己的家乡，要想辨认夜的长度，就辨认蜗牛爬过的痕迹。刘半农也是一位散文家。《新青年》4卷4号首次设立“随感录”专栏，刘半农就是三作者之一。他写的《随感?七》，全文尽反语，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他的代表作有《作揖主义》和《复王敬轩书》。
朱自清的散文是公认的现代散文和现代汉语的模范。叶圣陶曾经说：“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到的”（《叶圣陶散文（甲集）·朱佩弦先生》）。他能把古典与现代、文言与口语、诗情与哲理较完美地结合：“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了吧，现在又到哪里呢？”（《匆匆》）虽然有“着意为文”之嫌，但仍不失为现代散文的骄傲。
朱自清善于运用古典的赋、比、兴手法调动现代口语的修辞功能。《绿》先用3个“像”、1个“宛然”来正面写梅雨潭之绿，接着又用“太淡”、“太浓”、“太明”、“太暗”4个对比来反衬梅雨潭之绿的恰到好处。最后将客体之绿主体化：“那醉人的绿呀！”,再加上“醉中”的联想，只能姑以名之为“女儿绿”。
作为散文大家，朱自清也写过《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执政府大屠杀记》等抒发愤激之情的文章。他的散文代表作还有1925年写的《背影》，1927年写的《荷塘月色》。
话剧源于欧洲，20世纪初才传入我国。早期独幕剧的创作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有丁西林。他的创作以幽默机智的喜剧而著名，从1923年到1930年陆续发表了《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压迫》、《瞎了一只眼》、《北京的空气》等多部独幕剧，其中《一只马蜂》和《压迫》最具代表性。
《一只马蜂》是一部轻喜剧，结构精致、诙谐幽默。它主要写吉先生、余小姐为追求自由恋爱与吉老太太之间发生的家庭矛盾。吉老太太表面赞成子女婚姻自主，实际上却要包办子女的婚姻，为此奔波操劳，空费心机。剧本一方面温和地嘲笑了吉老太太陈旧的婚姻观念，另一方面表达了对恋爱自由的支持。“此剧被许多剧团搬上舞台，在当时影响颇大。它以独特的机智、幽默、含蓄的喜剧语言和反对封建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成为‘五四’时期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中国现代戏剧史稿》)。
《压迫》写于1925年，是一出反映市民生活的幽默喜剧。剧本描写的是一个只肯把房子租给有家眷的人的房东太太，和一个要租房子却没有家眷的男客之间的矛盾冲突。后来一个急于租房的单身女房客与男客一起冒充夫妻，愚弄了巡警和房东。作者运用喜剧的夸张手法，写得十分曲折、生动，在笑声中对房东以及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嘲讽。剧本体现了作者“世态幽默剧”的独特风格，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洪深早在清华读书时就参加戏剧演出，1915年创作第一个有对白的话剧剧本《卖梨人》，第二年又完成反映农民生活的五幕话剧《贫民惨剧》，剧本未发表，但演出引起一定反响。他1922年从美国回来后的成名作是《赵阎王》。主人公赵阎王原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当兵后逐渐丧尽天良，无恶不作。剧本表现的是赵阎王的罪恶，但矛头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表达了反封建、反内战的主题。该剧采用神秘主义和淡化情节的处理方式，但显得生硬。
洪深于1931年到1932年创作的《农村三部曲》，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五奎桥》，描写江南某农村农民和封建地主围绕拆桥还是保桥所展开的尖锐斗争。五奎桥位居水陆要冲，是地主周乡绅祖上建造的。这年正逢大旱，抗旱用的打水船无法通过狭矮的桥洞，要求拆桥。周乡绅为了保住“好风水”，不准拆桥，一场生死搏斗就这样展开了。最后农民团结一致，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作者试图通过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来反映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剧中人物语言极富个性化。有较好的舞台演出效果，标志着洪深的剧作走向成熟，体现了他严谨、朴实又富于变化的艺术风格。
陈白尘早期从事小说创作，从创作讽刺喜剧《恭喜发财》、历史剧《金田村》开始，标志着他由小说转入戏剧创作。抗日战争时期，是陈白尘戏剧创作的活跃时期，计有讽刺喜剧《魔窟》（1938）、《乱世男女》（1939）、《未婚夫妻》（1940）和《岁寒图》、《禁止小便》（1941）等。
《乱世男女》是陈白尘在抗战初期的一部佳作。这部“大时代的小喜剧”，人们从中可以发现各种人物的内心秘密。这些“乱世男女”，尽管有漂亮的言词，高雅的外貌，其实都是一群混世、欺世的伪君子。正是这些人物的外在表现和内心世界的不协调性，构成了喜剧效果，显示了作家讽刺艺术的才华。
《禁止小便》在陈白尘的独幕创作中具有代表性。因为将要派人来检查，整个机关为了要在墙上挂一块“禁止小便”的牌子而忙碌着。全剧在喧闹中开场，又在喧闹中结束。这小机关，浓缩了当时的整个社会，这是一个等级森严，人浮于事，任人惟亲，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的社会，作者是通过夸张，运用以小见大的喜剧手法，将它艺术地再现出来的。
五幕剧《结婚进行曲》，是在独幕剧《未婚夫妻》的基础上加工扩充而成的。主人公黄瑛是一个有着美好幻想的天真少女，为反抗包办婚姻逃出家门，但与她相爱的刘天野却因母亲干涉而不能将她安置在家中。想租房，但房主又不接受未婚男女，必须结婚；找工作又不要已婚妇女，必须不结婚。剧情围绕着这个冲突而展开，在女主人公走投无路中结束。在这场喜剧冲突中，既有作者对丑陋的旧势力的挞伐；又有对年青人追求理想的赞许，其中还包括对他们的天真幼稚的批评。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不久，陈白尘就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升官图》。这部政治讽刺喜剧的背景是民国初年，两个逃避追捕的强盗，在油灯下做了一场升官发财的美梦。在梦中，他们冒充县长和秘书长，与大小官员既勾结又倾轧，干尽了坏事、丑事。最后是愤怒的人们将他们捉住，美梦才被惊醒。这场梦，是作者对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高度夸张，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笑料，主题在笑声中开展。陈白尘善于学习外国喜剧创作的思路和艺术手法，看了《升官图》，我们很容易想到果戈理笔下的《钦差大臣》。
陈白尘在1944年创作的《岁寒图》与《升官图》具有同样大的影响。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医生黎竹荪废寝忘食为人治病，能在严寒如冬的社会环境中忠于职守。作者在歌颂主人公美好心灵的同时，也对冷酷的旧社会进行了抨击。
江苏籍的剧作家除陈白尘外，吴祖光的剧作也取得相当的成就。
吴祖光发表第一部剧作时只有20岁。他的剧作风格多样，有正剧、悲剧、讽刺喜剧、抒情剧等，以《风雪夜归人》（1943）、《捉鬼传》（1946）、《嫦娥奔月》（1947）最著名。
《风雪夜归人》描写军阀统治时期京剧名旦魏莲生和官僚宠妾玉春的爱情悲剧，落笔的重点是揭示普通人对自身价值的审视，以及通过这种痛苦的内省所获得的思想觉悟。全剧诗意浓郁，情感真切，人物性格鲜明。
《捉鬼传》借助民间传说“钟馗捉鬼”的故事，发泄了作者对“盟友、长官、将军、恶霸”当道社会的愤懑，发出了“加倍的反抗才有生路”的呼声。钟馗捉尽了人间之鬼后大睡一千年，醒后发现“遍地是鬼”，已无能为力。该剧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鞭挞了国民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残害百姓。《嫦娥奔月》写嫦娥为反抗后羿的暴行，偷吃灵药奔往月宫过幸福生活，暗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凶残，表达了人民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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