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建立初期，民族矛盾尖锐，东南地区不少诗人、学者都投入反清斗争。表达他们这时思想感情的诗文，信笔书出，冲破晚明的许多清规戒律，诗风大变。
陈子龙是崇祯时的进士，清兵南下时，他在家乡组织抗清军活动，后被清兵所捕，在押解途中投水自杀，留有《陈忠裕公全集》。他早年诗作有的绮丽婉转，如写他与名妓柳如是的交往，于艳情中流露伤感；有的诗写得质朴深沉，如乐府诗《小车行》，描写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明亡后，他的诗风悲壮沉雄，《秋日杂感》写出英雄失路，把忧国伤时的心情表达得真切感人。吴伟业在《梅村诗话》中说陈子龙的诗“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夏完淳是陈子龙的学生。他的老师陈子龙、父亲夏允彝都因抗清失败投水而死。他14岁就参加抗清斗争，后来到太湖义军中担任参谋。太湖义军被打散，主帅殉国，夏完淳联络抗清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后不幸被捕，就义时才17岁。
夏完淳虽然只活了17岁，据说他写诗有近千首，现存赋12篇、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集有《夏节愍全集》。他最初的诗受老师陈子龙影响，有复古倾向。从军以后诗风起了很大变化，写的都是一些爱国主义诗篇。
夏完淳把自己被捕以后在狱中写的作品，全都自题为《南冠草》。其中《拜辞家恭人》、《寄内》、《寄荆隐女兄》等，都是与家人的诀别词，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国恨家仇，其中有对老母的忧怀，对爱妻的眷恋，对长姐的同情，对下一代的期望……《细林野哭》是为他的老师陈子龙所作。他被押解途中经过老师生前活动过的地方，回忆往事感慨万千。老师的死是他的榜样，他已决心杀身成仁。
阎尔梅是苏北的一位抗清诗人。公元1644年5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阎尔梅在故乡沛县“尽散家财益招募，更阴托死士，为国家报仇”。阶级矛盾很快就转化成民族矛盾，南明弘光元年（1645），阎尔梅带着史可法发给的数百张空白委任状，往山东做抗清力量的团结工作。同年6月，清兵就攻陷徐州，阎尔梅逃往淮安，领数十人往城外抗敌，失败后又逃亡海上。直到明朝将领已全部降清，阎尔梅才回到故乡沛县，暗中从事抗清活动。为行动方便，他削发为僧，自号“蹈东和尚”，以少林寺为据点，联络四方抗清力量。顺治九年（1652）阎尔梅被捕，在济南越狱潜回故乡沛县。第二年清兵追捕到沛县，妻妾自杀，他带幼子逃往河南，过了18年漂泊生涯，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才回沛县，7年后逝世，终年77岁。
阎尔梅留下的诗歌作品很多，康熙年间就刊有《白耷山人诗集》。民国初年出版的《阎古古全集》中收有诗歌1794首，据说这只是他诗作的十分之一二。
《从大名抵济南道中作》：“山河阴似夜，天地寒成冬。杀气沉苍海，寒烟郁岱宗。”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是阎尔梅路过泰山，写下触目所及，但这幅神州陆沉的画面，不会是冬季的实景，其中有强烈的民族感情色彩。
《叹诗》：“河北苦胡儿，南兵来不早。南兵更杀人，叹息胡儿好。”深重的民族矛盾给人民造成了痛苦和灾难，但民族矛盾归根到底还是阶级矛盾，如果本民族统治者残暴，人民当然说“胡儿好”。
晚明由李贽和袁宏道所倡导的反传统、反拟古、离经叛道的文学思想，到了清代还不能见容，他们的著作也成了禁书。在金圣叹等人的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一点余波。
金圣叹原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更名人瑞，字圣叹。他并没有做过明朝的官，甚至连功名也没有。他生活比较贫困，有时要靠人周济维生。
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驾崩，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要哭祭三日。与此同时，为抗议吴县知县任维初严刑逼催“国课”，苏州市民在百余名秀才的带领下，到孔庙击鼓鸣钟，号啕大哭。苏州知府以“震惊先帝之灵”的罪名，杀了为首的18名秀才。金圣叹就在18人之中。
金圣叹著作很多，流佚也很多，现存的都收录在《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中，现有《金圣叹全集》印行。他的文学观特别重视作家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实践。他在《水浒序三》中说：“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他特别重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强调人物个性：“别一部书，看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中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如此重视小说的文学观，很难见容于当时。
金批《水浒》，是金圣叹独创的文学批评形式，即通过对原作的批改来表达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思想观点。他批改文学作品特别重视人物性格的统一，情节结构的完整，遇到他认为不统一、不完整的地方就加以说明并删改。他认为《水浒传》的第71回以后情节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于是“托古改制”，腰斩《水浒》。
金批《西厢》，他认为“惊梦”之后的情节有损莺莺性格，破坏全书结构，是蛇足之笔，应奋笔删修，使“拷艳”成为全书的高潮，到“草桥惊梦”，全书就可以结束。
金圣叹的见解，有不少精彩之处，但也有鲁迅在《谈金圣叹》中指出的缺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硬拖到八股作法。”
在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和吴伟业最有名。他们在明代就是著名诗人，入清以后继续保持对诗坛的影响。
钱谦益在崇祯时官至礼部侍郎，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王朝时，他又是礼部尚书。清兵渡江，钱谦益迎降，又任清王朝的礼部侍郎。这是一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物。他降清以后又暗中反清，弄得既受明遗民所斥责，又为清皇帝所憎恶。他撰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他反对“七子”的文学主张，特别反对“诗必盛唐”说。他认为唐诗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他编的《列朝诗集》中附有作家《小传》，他通过《小传》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认为唐、宋、元各朝诗均有可取之处，不应该偏颇。他认为写诗的关键还是“学问”，也就是“经之以经史”。这实际上是取消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使其依附于经史。他本人的创作实践是把唐诗的华美修辞、严整格律与宋诗的理智相结合。他是士林领袖，又是降清者，如此矛盾的自我形象，如何通过诗歌来表现呢？如何示人以既忠于“今上”，又不忘“先帝”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要通过理智来寻找恰当的表现方法。
钱谦益的语言技巧很高，善于用典，这些对后来的诗人有很强的号召力。
清初诗坛呈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鼎足而三的局面，钱谦益是虞山派领袖，吴伟业是娄东派领袖。
吴伟业是复社领袖张溥的学生。崇祯皇帝曾称赞吴伟业的文章“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明亡后，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经江南总督马国柱推荐先任弘文院侍讲，后转国子监祭酒，于康熙十年(1671)死去，终年63岁。
这位大明的遗臣，到了晚年又做着清朝的官，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生活，精神上非常痛苦。他在《绝命词》中曾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吴伟业存诗1000多首，有《梅村集》40卷（《梅村家藏稿》为58卷），《梅村诗话》1卷等.他的《圆圆曲》是写歌妓陈圆圆与吴三桂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诗中对陈吴之间艳事多有渲染，对吴三桂降清有所讽刺。吴伟业对白居易和元稹的“长庆体”有所继承和发展，创立了自己的“梅村体”，《圆圆曲》是其代表。所谓“长庆体”是以男女爱情故事为主，而“梅村体”更侧重于国家大事。“长庆体”以抒情为主，“梅村体”更侧重叙事；“长庆体”多用俚言俗语，“梅村体”喜欢引史用典。《梅村诗话》从题目看好像是理论性著作，其实是记文坛故事，很少有理论阐发，它的史学价值超过文学理论价值。
冒襄字辟疆，生于官宦世家。他六次往南京考科举，仅有两次上副榜，没有资格进京考进士。崇祯自杀死后，南京成立弘光王朝，把持政权的阮大铖迫害复社成员，冒襄也曾参加过复社，在朋友帮助下逃离南京。入清后，朝廷几次招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辞。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冒襄已卖掉祖宅，搬居陋巷以卖字画为生。
他年轻时家境富有，29岁时与16岁的名妓董小宛相识，31岁时在苏州与陈圆圆相恋，后来陈圆圆被人买去送给吴三桂，而董小宛后来嫁给冒襄作妾。顺治八年（1651），董小宛因肺病逝世，冒襄写《影梅庵忆语》，追叙当年自己与董小宛等名妓的恋情。作者以两情依恋为线索，间接地暴露了明末大地主的淫逸生活及其内部斗争的黑幕一角，记叙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揭露了满清贵族残害人民的罪行，同时也反映下层妇女的痛苦和美好心灵。
《朴巢诗选》收诗200多首，是冒襄38岁前诗作的十之一二。这本选集是诗人托朋友选评的。
归庄是大散文家归有光的曾孙。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昆山代理知县阎茂才准备降清，归庄带领民众杀死阎茂才，然后着僧装逃亡，从此浪迹江湖，曾在淮阴教过书，后又回到江南隐居，以卖字画为生，死时61岁。
他的作品大部分已流佚，直到道光年间，才有人将他的幸存诗文辑成《玄恭文集》。解放后，苏州旧书店从废纸中发现归庄手写的诗稿，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又出版了《归庄集》。
他在七律《悯岁》中说，丰收之年农民都吃不饱，夏旱秋蝗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作为统治者，千万不要高枕无忧，人民随时可能起来反抗。
在《万古愁》这套曲子里，归庄大骂明王朝的文臣武将，正是他们的无能才弄得君死国亡。套曲还揭露南明弘光王朝的腐败，同时对李自成也极端仇视。
在明代的众多遗民中，顾炎武算得上是执著的了。清兵入关时他32岁，后来参加过昆山保卫战，城被攻破后，他隐姓埋名，浪迹大江南北12年。后来他又往山东，用了整整20年时间，组织抗清活动，直到1677年才在陕西华阳定居。1682年他又旅行到山西曲沃，已经身患重病，又失足落马，终年70岁。
顾炎武的学问非常渊博，晚年侧重考证，开创了清代朴学的风气。他的诗歌主要是记录自己的反清经历，充满战斗激情。
他写的《日知录》共32卷，是一部读书札记。他十分重视资料的价值，认为这是做学问的根本。他提倡著书要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文章要有益于天下。
《海上》是组诗，其中有一首从诗人的抗清生涯写起，面对易主的国土，感慨自己当时抗清斗争中的失误。他以夷门的侯赢自喻，可是朱明王朝已不复存在，想报国也无门了。
吴嘉纪是东台的一位抗清诗人，由于受到清政府的迫害，始终过着流浪生活，晚年隐居海滨，一直到老死。他妻子王睿是大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的后裔，是清代的女词人。吴嘉纪现存有《陋轩诗》一部，曾被清朝列为禁书。他写的《盐场今乐府》，反映盐民疾苦。《绝句》是一首反映盐民生活的“无题诗”：老盐民在烧盐的烈火前燎烤，那怕是忙里偷闲，能到六月的烈日下去喘口气，也就算是乘凉了。那些盘剥盐民的盐商：“巨室如王公”，“食肉被纨素”。《流民船》，那些被“洪涛没其庐”的贫民，只好以船为家，到处漂泊，以求乞为生：“男人坐守船，呼妇行乞去”，“娇儿置夫膝，临行复就乳”。如此真切描绘，没有生活基础是写不出来的。
尤侗28岁中副榜贡生，等了5、6年才被选为永平府推官，3年后回家赋闲。直到62岁又参加博学鸿词试，特授翰林院检讨。他参修《明史》4年，撰写列传300多篇，艺文志5卷。尤侗真是著作等身，经史百家、诗词曲赋、典章名物、释道伎艺无不涉及。他的《拟明史乐府》共有100多首，都是他修《明史》时获得的材料，是一些情节性强的历史故事诗。
他著有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顺治皇帝看了他的《读离骚》后，称他为“真才子”。他的作品都收录在《西堂全集》和《余集》之中，共135卷。
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在清代江苏籍作家中，只有大诗人吴伟业能和他相比。吴伟业有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构思奇特，一对青年男女各自藏有宝镜和玉杯，后来宝镜和玉杯互易，彼此都能从中看见对方，渐生恋情，几经周折，终成眷属。《临春阁》虚构陈后主爱妃张丽华代陈后主料理国事，后文武大臣误国，张丽华自杀。
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是明末“四公子”之一。明亡后陈维崧客游四方，54岁时参加博学鸿词试，授翰林院检讨参加修《明史》。
清代有所谓“词学中兴”，陈维崧继承了辛弃疾的慷慨悲歌，是当时的词坛大家，与朱彝尊并称。他有词1629首，收在《湖海楼诗文词全集》中。他有不少词作是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气势雄健，很有感染力。另外还有像《贺新郎?纤夫词》，是写清兵出征抓民夫拉纤。读这首词，不由会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
沈德潜是“格调派”的代表性诗人。所谓“格律派”，就是在形式上拥护“七子”的复古主张，讲究格律声调，内容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教义。
沈德潜26岁就名满大江南北，44岁时刊行《竹啸轩诗钞》18卷，理论著作《说诗（ ）语》2卷，还编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特别是《古诗源》，在辑存古代优秀民歌方面有特殊贡献。
沈德潜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从22岁起，参加了17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直到67岁第18次才考中进士。乾隆皇帝对他特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甚至追封三代，死后谥文懿。
沈德潜的诗多数都是歌功颂德的，只有少量记录了江南人民的苦难。这些作品都保存在《沈归愚诗文全集》中。
《说诗()语》是他的主要理论著作，对从先秦到明代的诗歌演变、作家作品都有所述评，其核心是提倡“格调”，主张“温柔敦厚”。所谓“格调”，就是不能越盛唐之“格”，“调”就是音律。“温柔敦厚”不但是儒家的诗教，也是身教。
赵翼在诗歌理论上和沈德潜针锋相对。
赵翼官至贵西兵备道，后被发现在任广州知府时曾从轻发落过一批本该处死的海盗，因此被降职调用。他以母老为由辞职回家，一度在扬州安定书院讲学，后游山玩水，写下了大量著作，有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诗歌理论有《瓯北诗话》，诗歌集有《瓯北诗集》。
赵翼做官时写下不少歌颂“圣德”、感谢“圣恩”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些吹捧大人物的庸俗之作。他是历史学家，又主张学宋诗，所以他的诗歌中议论成分比较重。他也写了不少同情人民的作品，如《山行杂诗》等。《后园居诗》是组诗，有不少是他做官前的作品。有一次他家无隔夜粮，忽发奇想：“君看长安道，岂有饿死官？”还有一次，他收了人家的钱，替这家写墓志铭，应这家要求吹嘘死者的政绩和学问，这些都属子虚乌有，于是他联想到“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
《瓯北诗话》中，赵翼支持袁枚的“性灵说”，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赵翼的核心思想是创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谈到诗歌技巧，赵翼提倡一个“炼”字。
他认为“炼”的结果应该“言简意深”、“自然老洁”，不能露出推敲琢磨的痕迹。
袁枚的“性灵说”在诗坛的影响很大，拥护他学说的除赵翼外，还有郑燮和蒋士铨。袁、赵、蒋被称为“乾隆朝三大家”。
郑燮的书画好像比他的诗文名气更大。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民生的疾苦，像《姑恶》写一个媳妇受婆婆残酷折磨，典型地反映了旧农村的非人道情景。作者意在劝世，有多叙说少刻划之憾。
在和袁枚有交往的晚辈诗人中，还有黄仲则。黄仲则死时只有35岁，他的《两当轩集》中已收有诗1170首，词216首，文6篇。他23岁时已几次乡试未中，为了生计他投靠安徽学政朱筠。乾隆四十一年（1776）黄仲则向乾隆献颂诗，得二等，授武英殿签书，誊录《四库全书》，在京4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病逝于山西运城。
他的诗常常表现珍视人格尊严的孤傲之情。《圈虎行》写驯虎表演中老虎受人支配，做出威武架式媚人。这实际是写在高压下人格被扭曲的悲凉。他推崇李白，喜欢通过写壮丽景象抒发豪情，如《观潮行》和《后观潮行》，写钱塘潮起，海风吹来，山河动容，生动地表现大自然惊心动魄的壮观。潮涨潮落，千古如此，可是观潮人归宿何处？触景生情， 不禁悲凉。
程伟元在清代江苏作家中是位特殊人物。《红楼梦》遍传国内，程伟元功不可没。幸亏在北京和台湾先后发现程伟元的两件字画，从款识中知道他是古吴人，一生没有任何功名，曾经在晋昌将军家做过幕僚，后来又投奔过开元知县孙锡，以后漂泊何方就不得而知了。
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活字版120回《红楼梦》第一次出现，就是程伟元排印的，被称“程甲本”。在“程甲本”序言中，程伟元说，他认为《红楼梦》既有120回之目，岂无全璧？于是他搜罗数年，仅积20余卷，后重价购得10余卷，“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这个友人，就是高鹗。显然“程甲本”序言中的话是托词。
第一次活字版《红楼梦》印行后，程伟元发现“间有纰缪”，于是又聚集各种材料“详加校阅，改订无讹”后重新排印，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红楼梦》版本，也就是“程乙本”。
现在有的研究者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一人续写，程伟元是出版商。还有人认为，是程伟元和高鹗合作续写后四十回，并对前八十回也作了颇多的改动。
张惠言是位经学家，以词和散文著名，还是“常州词派”和散文“阳湖派”的首领。他是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病逝时只有42岁，撰有《茗柯文编》、《茗柯词》，另编有《词选》，代表他的词学观点，并在序言加以阐发。他推崇唐温庭筠的词，认为温词中的香草美人都是比兴手法，其中有深微大义。这个观点经周济发挥，成为“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核心。
张惠言的词文字简净，抒情状物都很生动细致。作为“阳湖派”的代表，他的散文取法“桐城派”，讲究气势，但不拘谨枯淡，更讲究词采，行文中间夹有“八字骈语”，显得清新修洁。他不但生时是江南文坛、词坛的盟主，死后对后世的散文和词作影响也很大。
他的《茗柯词》只有46首，但质量都不低。《茗柯文编》5卷，另有《补编》2卷，像《黄山赋》、《寒蝉赋》、《鄂石草堂图记》等，都是名篇。
焦循是江苏籍中少有的戏剧理论家，撰有《花部农谭》，是我国戏剧史上惟一的研究地方戏的专著。当时，“花”是指地方戏，“雅”是指昆剧。焦循将“花”和“雅”作比较，认为“雅”繁缛，“花”的音乐更有感染力。“雅”曲文艰深晦涩，“听者茫然不知所谓”；“花”语言通俗，妇孺能解。另外，他还叙说了“花部”十大精彩剧目的故事梗概。《剧说》6卷，成于嘉庆十年（1805），纂辑汉唐以来近二百部书中的论曲、论剧文字。作者对戏剧艺术的流变，剧目题材的来源，角色的命名，以及表演中的诸多问题都有所探索。
焦循的扬州同乡，比他年长的汪中是位骈文大师。由于“桐城派”的影响过大，人们讨嫌它的迂腐气，于是骈文又有了生存的空间，像陈维崧、袁枚等都是客串骈文的好手。但专攻骈文而且成绩显著的还数汪中，他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任何功名，性格孤傲，文章构思奇特。他的《狐父之盗颂》，从历史故事中获得新见：《列子》中有说爰旌目将饿死，遇一个强盗将他救活，爰旌目知道对方是强盗后，拒绝吃他的东西直到饿死。汪中在文中赞扬强盗救人的美德，他认为强盗冒死刑之危险获得的食物，给人吃又不图报答，纯属同情心，这是大仁！他敢于违背传统道德观，把生存置于道统之上，这是他对人性和伦理深刻思考的结果。在《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序》中，作者引妓女为知己，于凭吊中自我感伤，有白居易式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由于骈文自身固有的缺陷，对思想的束缚太大，一般人难以掌握，终难发展，所以汪中的创作也不可能对后来造成影响。
梅曾亮37岁中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做了20多年京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告老还乡。他早年也从事骈文创作，后改写古文。他和林则徐的关系很好，去世前几天的文中还提到林则徐。
他的文章以小著称，能小中见大。他虽然是桐城派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但他不一味仿古复古，能触及较大的时事政治问题，写人能深入心境，富有韵味。《论魏其侯灌夫》，全文只有65个字。《游小盘谷记》260字，作者所写的小盘谷，是远离尘嚣人间的桃花源，文章虚虚实实，欲擒故纵，写得曲折深幽。
比梅曾亮稍长的沈复，他的《浮生六记》现今只存四记，多叙说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俞平伯说它“无酸语、赘语、道学语”。 刘熙载中进士后几经周折才当上翰林院编修，不久又请假去山东讲学。3年后正值火烧圆明园，直到咸丰皇帝病死，同治即位，刘熙载才授任国子监司业，后调广东学政，未满任期就辞职，在上海龙门书院讲学14年，在病逝的前一年才回到故乡兴化。
刘熙载的声韵学、语言学著作很多，《昨非集》中除诗文外，还有一卷《寤崖子》，是模仿先秦诸子的寓言故事。他的《艺概》是一部文艺学理论著作，共分六个部分：《书概》是讲书法的，《经义概》是讲八股的，其余《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都是讲文学的。
王韬生活的年代，中国发生着巨大变化。他经历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他曾经以“儒士黄畹”的化名向太平军出谋献策，并上书想晋谒驻苏州的忠王李秀成。不料这封信被清兵缴获，王韬以“通贼”罪遭通缉。他逃到香港才改名韬。在香港他帮助英华书院将中国儒家的经典译成英文。在欧洲生活了2年多以后，又回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他也曾去过日本，后移居上海，这时清政府已不追究他的“通贼”罪名。他在上海先任《申报》编纂主任，后办〖FJF〗NB82A〖FJJ〗园书局，主持格致书院。
王韬有《蘅华馆诗录》、游记《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遁窟谏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是他的文言小说集，形式上仿《聊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王韬的这些作品：“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他从欧洲回来后编著的《普法战记》，是中国人详记外国战争的第一部史书。他的论文都收录在《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尺牍》这2部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