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戏曲文学的黄金时代。有一种叫散曲的文学形式，它一方面可以用于杂剧中作为唱词，另一方面又可作为独立的抒情乐歌，和词一样作为诗歌的一种。因此元代的许多戏剧大家，同时也是散曲大家。
睢景臣字景贤，生卒年均不详，连他的名字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也有说名舜臣、字嘉贤。关于他的生平，主要是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里提供的。我们只知道他是扬州人，家里很穷，从小读书很勤奋，困了就用冷水冲脸，时间长了，“双眸赤红，不能远视”。
据《录鬼簿》的作者说，睢景臣于大德七年（1303）从扬州来到杭州，两人相识，最后客死在杭州。近人考订，睢景臣可能只活了50岁左右.
他的戏剧作品有《千里投人》、《楚大夫屈原投江》、《莺莺牡丹记》杂剧3种，词1卷，现在都已经流失。我们能读到的只有散曲套数3支，还有断句4句。散曲套数中的《高祖还乡》，是睢景臣的代表作。
《高祖还乡》，写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在平定了英布的叛乱之后，凯旋途中路过故乡沛县时的情景。作者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过去和汉高祖有过瓜葛的旁观者的回忆，揭露了统治者奴役人民、榨取民脂民膏的罪行。
刘邦还没到，社长就摊派马草、劳役。高祖“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荣耀已极，可是对人民只是加重负担而已。《高祖还乡》中的《耍孩儿》对刘邦的讽刺最为辛辣，舞凤、飞虎、蟠龙戏珠旗，到了睢景臣的笔下成了“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这位真命天子，作者还其真面目是：“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具扶锄。”接着又揭露了刘邦许多无赖行径：“春采俺桑，冬借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称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儿几斛……”结尾中作者说，刘邦是因怕人揪住他还债，才改名为汉高祖。
元代散曲历史题材不多，仅有的也只是借历史往事，感叹人生如梦，富贵无常，总跳不出叹世归隐的老调。偏偏是睢景臣敢于蔑视“真命天子”的权威，嬉笑怒骂嘲弄皇帝，唱出了散曲的新声。 《高祖还乡》熟练地运用乡民语言，表现乡民的心态，显得真切生动。语言的另一特色是质朴自然，诙谐泼辣，用来对封建统治者的揭露和嘲弄，显得尤为有力。
睢景臣也创作过一些语言典雅工丽的作品，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称赞他作品的语言为“凤管秋声”。这说明他有驾驭多种语言的技巧和能力。
戏曲理论总是晚于创作，大约到了元末明初，夏庭芝的《青楼集》，记录了当时一些著名演员的活动，卷首的《青楼集志》对宋戏文、金院本、元杂剧的角色扮演、历史演变等都有所叙述。 明代是江苏文学的大发展时期，大家林立，流派纷呈。
从元末到明初，吴中文学名士因政治原因被处死的就有10余人之多。这就导致了吴中文学思潮发生巨大的变化。吴中文学的变化，在中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吴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诗人高启。高启字季迪，他的先祖是北齐的高欢，从开封迁来苏州，到高启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他少年时正值农民起义军反抗元朝。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的起义军攻占高邮，自称诚王，明至正十六年（1356）占领苏州。高启举家去浙江避乱3年，后来又回苏州，与当时苏州的地方官员饶介有文学交往。饶介能做诗，自号醉樵，本来是元朝的官员，后来又成了张士诚的部下。高启虽然没有做张士诚的官，但在感情上同情张士诚。
高启33岁那年，朱元璋建立了朱明王朝，征用山林隐逸之士参加修《元史》，被征的16人中有高启。这时高启隐居在苏州NFDB7直，“歌咏终日”，自号青丘子。他应召时从苏州启程，元宵节前赶到都城南京。《元史》修成后，高启等受朱元璋的接见，被留下任翰林院国史编修，教育功臣子弟。洪武三年（1370），高启35岁时升任户部侍郎，是主管全国户籍、土地、财政收支的副长官，官阶是正三品，地位相当高的。可是高启不愿就任，“自陈年少不习国计，出身孤寒，不敢骤膺重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元璋答应了他的请求，赐金放还。
他于洪武三年回到故乡苏州，最初住在( )迁居虎丘附近，最后在城中夏侯里定居，直到洪武七年（1374）离开人世，只活到39岁。
高启的死充满悲剧性。洪武五年（1372），魏观出任苏州知府，到任后就兴修城内的河港，又在张士诚王府的旧基建造了知府衙门。这本是正常的城市建设，可偏偏有人上纲上线告密，说魏观“兴基灭国”，也就是说想振兴张士诚的王朝，这是“心有异图”。朱元璋派人去调查，最后落实两项罪名：“非时病民”，修河港不是时机，加重百姓负担；“兴既灭之基”是主要罪名，结果把魏观处死。
在修《元史》时魏观是高启的主管，在苏州重逢，少不了有诗文唱答。魏观造知府衙门时，高启撰写了《上梁文》，于是就被视为魏观的同案犯，逮送至京城被腰斩。
高启为人处世十分小心，自知与饶介有过私交，怀有畏罪心理，为保全自己，过早地请求退隐，不受户部侍郎，这在朱元璋看来是“忤旨”，属不合作表现。想保存自己，结果反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高启的悲剧。
高启是位很勤奋的诗人，一生共写诗2000多首，有《吹台集》、《江馆集》、《娄江吟稿》、《凤台集》、《姑苏杂咏》等诗集。他生前还自选诗编成《缶鸣集》。他死后徐庸搜集他诗文遗篇，编成《高太史大全集》。
《过奉口战场》这首五古写元朝末年群雄割据战乱不息的现实，在那“杀人遍乾坤”的时代，受害最深的还是人民：“我欲问路人，前行尽空村。”诗人对人民充满同情，但又无能为力：“愧无拯战术，伫立空伤魂。”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开头写南京的江山之胜，江山争雄斗胜，接着感慨古今兴亡之事，结尾歌颂刚建立的朱明王朝使四海安定，江山统一。这首颂歌的艺术技巧相当高，通过描绘山水达到歌颂的目的。
《登天界寺钟楼望京城》，通过写南京的三山二水，写出帝京的风光。写皇宫树木繁茂，充满生机，显示大明王朝统一后的太平景象。
高启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在元末，如他的《青丘子歌》，强烈地表现自我人格，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他的人生既不选择达官、隐士、游者，也不选择富商，他只想写诗，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诗人。入明以后，他又写了大量的颂歌。这是出于对新王朝的期望也罢，是出于保全自己也罢，反正是文风的转变。通过高启的死，朱明新朝向活着的文人发出警告，这一警告更加速了明初吴中文风的转变。
后人对高启诗歌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认为明代的诗人没有谁能和高启相比：“有明一代诗人，终莫有能及之者。”陈田在《明诗纪事》中也说高启“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独冠绝一时也”。
王磐是明代的散曲家。散曲有别戏曲，它不能演出，只能清唱，它的文学功能和诗一样，可以抒情、纪事。
王磐家住高邮城西，自号西楼，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也没有做过官。他曾在一首七律中说自己“赤手江湖真钓隐，白头天地老诗狂”。真钓隐是对假隐士而言。有些人做隐士只是造声势，目的还是想让皇帝知道他，请他出来做官。
他家境原本富裕，因为坐吃山空，所以《王西楼乐府序》中说他“家日窘”。
王磐被当时人称为“南曲之冠”。“南曲”是针对“北曲”而言，盛行于元明，用韵以江浙语音为标准，有平上去入四声；音乐用五音阶，箫笛伴奏，旋律柔缓宛转。“北曲”用韵以中原音韵为标准，没有入声，音乐用七音阶，用弦乐伴奏。可惜，这位“南曲之冠”笔下的南曲都已经流佚，现存的《王西楼乐府》中都是北曲，共74首，其中套曲9首，小令65首。套曲是指有若干乐曲组成的组曲，小令是单一较短的乐曲。
他的代表作有《咏喇叭》、《满庭芳》等。
《咏喇叭》是题目，曲牌是《朝天子》，属小令。明朝正德年间，太监当权，经常坐船往来里下河，船到高邮就吹喇叭征民夫，高邮人深受其苦。王磐的这首小令，对宦官作无情讽刺，揭露其骚扰人民的罪行：“眼看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满庭芳》是曲牌，这首小令无题目，是写有一次王磐家的鸡不见了，他劝家人不要急着找，鸡是供人食用的，谁吃了都入肚。只是不知对方怎么吃法，如果“煮汤的贴他三枚火烧”，要是爆炒那就“助他一把胡椒”，就算是自己做东请客，不能让客人破费。少了鸡“免终朝报晓”，可以“直睡到日头高”。
吴中文学发展到明中期，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祯卿。吴中文学群体的形成在弘治初，几乎与北方崛起的“前七子”同时，他们的基本主张都是反宋儒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古文。正是这些一致性，“吴中才子”之一的徐祯卿，后来加入李梦阳、何景明等北方的文学集团，成为“前七子”之一。但吴中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前七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的文学主张不像李、何那样鲜明、激烈，喜欢用极端的语言表达意念；其次他们名位不显，造不成影响。真正能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是后来的归有光。
传说中归有光是位神童，9岁能文，据说《震川集》中的千字长文《乞醯》就是他10岁时的作品；18岁时写成的《项脊轩志》，已成为千古不朽之作。这位才子在科举考试中却屡屡碰壁，35岁时以乡试第2名举人身份参加会试，一连考8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整整60岁才中了三甲进士，被录用为长兴知县。在任3年，又被调任顺德马政通判，这是个闲职，在名份上是提升，实际是降。直到临终前一年，才被调回京都任太仆寺丞，这也是个助理性的下层官员。
宦途的失落在归有光心灵上造成很大创伤。他晚年为沈次谷的诗集写序时回忆说：“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死犹困闾里，益不喜与世人交。”在个人生活上归有光也是不幸的，他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在《亡儿NFDF7孙圹志》中声泪俱下地说：“呜呼！孰无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夺吾母；短有室家，而余妻死；余儿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余，何其痛耶！”他和妻子魏氏感情十分融洽，儿子16岁“丰秀神异，又能读文作书”，不幸又暴卒。王世贞在《归太仆赞》中评价归有光说：“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
归有光的散文，代表明代散文的高峰。有人把他和唐顺之等视为“唐宋派”散文的台柱。虽然归有光也崇儒家的“道”，但他对南宋理学毫无兴趣。他更重视散文的抒情性，因此董其昌在《凤凰山房稿序》中认为归有光既不属“前七子”，也不属于“唐宋派”，而是“卓然自为一家！”
他的主要作品有《先妣事略》、《思子亭记》、《项脊轩志》等。
先妣事略》是追忆亡母的轶事，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母亲的深情怀念，通过生动的细节，塑造出一位柔爱而又勤劳的慈母形象。
《思子亭记》，作者怀念死去的儿子，悲痛之极，竟产生幻想：“薄暮见儿衣绿衣，在享堂中，吾儿岂不死耶？”这当然不可能。“吾匪怪谲，父子重欢，兹生已毕”，空留下无可奈何的悲叹。
《项脊轩志》，作者运用不同的手法，塑造了祖母、母亲、妻子这三个不同的女性形象，她们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个性。这篇散文语言简朴，人物栩栩如生，充分体现出归有光散文真、善、美的艺术特色。
《震川集》多数散文都是回忆家中人，叙述一些家庭小事。如《寒花葬志》先写她的纯朴穿着，接着写她削荸荠的俏皮神情，再写她吃饭的玲珑动作。全文只有一百多字，一个活泼、聪颖的可爱女孩形象跃然纸上。
归有光的散文深受《史记》影响。他的文学主张是“欲文之美，莫若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质之所以为文者尽也。”他反对刻意模仿古文，认为当时的前后“七子”，“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
“桐城派”特别推崇归有光，认为他是一代散文宗师。其实，“桐城派”追求复古，特别是刻意追求文风和语言简雅，在这些方面都和归有光有相当距离。
有人说归有光不属于“唐宋派”，但说唐顺之是“唐宋派”，决不会有人持异议。唐顺之是“唐宋派”的创始人之一。
唐顺之是武进人，因为他早年罢官后在宜兴荆川讲学，所以称荆川先生，他的诗文集也叫《荆川先生集》。
唐顺之祖上都是做官人，祖父唐贵做过户部给事中，父亲唐宝做过永州知府。他23岁就中进士，在吏部任职时，因和上司关系不好，被调到翰林院做编修，负责校对记载朝廷大事的实录。校对实录完成后，他提出辞职，主持内阁的张NFDF8再三挽留不果，一怒之下将他除名。
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唐顺之才被召回任春坊右司谏，负责辅佐太子。嘉靖皇帝好神仙术，不理朝政，唐顺之等上书劝谏。这一来忤逆了皇上，被削职为民。从此唐顺之就回到宜兴讲学，在宜兴平静地生活了十几年。后来倭寇大掠江浙沿海，唐顺之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军事家的经验、经历写成传记，积累军事知识，准备朝廷起用抗御倭寇。嘉靖三十七年（1558），唐顺之以职方郎中的身份往浙江前线视察，谋划抗倭寇策略。唐顺之不顾身病，亲自领船队与侵犯崇明三沙的倭寇战斗，沉敌船13条，斩敌120人。后来倭寇侵犯扬州，唐顺之领兵增援，与巡抚李遂合力斩敌800余人。苏中大捷后，崇明三沙又告急，唐顺之回兵击退已盘居三沙的倭寇。嘉靖三十九年（1560），唐顺之领兵下海作战，刚到南通就病情恶化，夜间他预感到不好，换好衣裳，借月光最后看了一眼祖国的大好山河，在长叹中离开了人世。
唐顺之在学术上继承儒家，也兼收佛学，他认为佛家主张清除欲念，在追求自身完善方面比儒家强。他在翰林院的时候结识王阳明的学生王畿，从王畿学了“心学”。“心学”主张闭门思过，洗净欲念，在“自寂自感”中于内心产生良知。这是一种唯心主义成分很重的哲学思想，但它在追求个性解放上有积极意义。
明正德、嘉靖年间，文学方面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影响最大，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文学界掀起了模仿风。
唐顺之早年对李梦阳十分崇拜，后来认识王慎中，文学观彻底改变。王慎中、唐顺之、李开先等被人称为“嘉靖八才”。王慎中首先反对“前七子”，后来唐顺之将王慎中的主张理论化，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唐宋派”。
唐顺之的文学理论核心是个“法”字。他所谓的“法”，就是文学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等方面的内在章法结构。他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以吹管比喻文章的“法”。他认为吹管者若演奏一支美妙的乐曲，首先要有“声与气”的变化，既要“湮畅百变”，又要通过“法”将它“融而为一”。如果文章既无变化，又无法度，那就是“腐木湿鼓之音”，令人作呕。他认为秦汉的散文已很难找到它的法度，只能模仿他的形式。唐宋时代语言相近，所以学它的散文容易取法。文章的“法”千变万化，由法而学法，不可能得“法”，只有广泛阅读优秀作品，求得优秀作家的“神明”，才能驾驭文章的“法”。“法者，神明之变化也。”唐顺之还重视文章中的“真精神”。“真精神”是理学中清除了欲念的“天理”，也即王阳明的“良知”。晚年的唐顺之，又强调写文章要“直写胸臆”、“信手写出”。唐顺之的文学理论，成了后来主张写“真情”的公安派的先驱。
唐顺之的著作很多，除诗文集《荆川先生集》，还有《叙广右战功》1卷，《史纂左编》、《右编》、《文编》、《武编》、《诸儒语要》、《荆川稗编》等。这6部著作，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答茅鹿门知县书》是唐顺之晚年文学理论的代表作，已不讲“法”，不讲“神明”，强调“信手写出”、“直写胸臆”。
《叙广右战功》，这是一篇洋洋8000字的叙事散文，司马迁以后很少有人写出。这篇文章是写沈希仪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因涉及民族关系，所以研究者提得很少。这篇文章中的人物确实写得很生动，写出了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将。文中共写了10场战斗，无一重复。文章的语言简洁、明快，富有表现力。
几乎与唐顺之同时，在兴化有宗臣，被称为“江北第一文士”。他27岁任吏部考工郎时成为“后七子”之一。在吏部任职2年，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冬因病回故乡休养，3年后回京复职，先后任吏部文选郎、吏部稽勖司员外郎、福建提学参议。他在福建的任职第2年，倭寇扰掠福州，他坚守福州西门，击退倭寇，宗臣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击沉敌船几十艘。
宗臣总结抗倭经验，写出《海防之策》。因积劳成疾，宗臣逝世时只有36岁。前后“七子”都主张“文必先秦，诗必盛唐”，他们的文学主张在反对“台阁体”的虚浮文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过于强调复古仿古就难免“临摹太过，痕迹宛然”。
“后七子”之一的宗臣，其作品辑有《宗子相先生集》。
他的诗《雨夜沈二丈至》，被《明诗别裁》所选，当时的影响很大，写的是雨中之景：“寒蝉吴客赋，哀风楚人歌”，将自然人格化，气逸调高。
散文《报刘一丈书》，“跗萼相衔，首尾一体”，结构相当精美。文中的刘一丈是指宗臣的老师刘( ),是位饱识的秀才，不仅教宗臣读书、做文章，还教宗臣做人。宗臣做京官时正值严嵩独揽大权，他把当时的政治腐败告诉老师。文中的“相公”，就是指严嵩。群小为升官奔走权门，而相公又来者不拒，只要行贿得多，就能受赞扬：“某也贤，某也贤。”于是“干进之徒，附膻逐秽，麇集其门”。
同为“后七子”，王世贞的影响远远超过宗臣。在前后“七子”中，王世贞的学识最渊博，地位也比较高，官至刑部尚书。他接过“前七子”的复古旗帜，以“后七子”盟主的身份主持文坛20年。他真是著述等身，撰有《( )州山人四部稿》175卷，《续稿》207卷，《( )〗山堂别集》100卷，在明代270年间无人能与之相比。由于他提倡复古仿古，在他那些洋洋大观的巨著中，摹拟之作连篇累牍。他仿古人，当时人仿他，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王世贞之集出，学者遂窃世贞。”难怪明末的艾南英说：“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四部稿》，每逢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章。骤读之无不浓丽华艳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
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他的创作理论大方向是摹古，但在他花了整17年时间写成的《艺苑卮言》中，有些独到见解，已经突破拟古论。
在王世贞看来，一切书面语言都是史，文学当然也在其中了。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在王世贞看来，它的反映方式应该“五色错综”，具有华采；结构要“经纬就绪”，能成“条理”，而秦汉文，盛唐诗，就是“华采”与“条理”的统一。王世贞诗歌理论的核心是“格调”。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格调”就是才思。他到晚年，又追求诗歌艺术的平淡自然，写出内心的真实感受：“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他创作方面以五、七言古风擅长，五言小乐府诗写得也自然清新。
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是《艺苑卮言》，核心思想虽然是复古，但已意识到要“拟古而变”。
《杂诗》是他晚年退居小祗园后以诗酒自娱的作品。他以松树自比：“幸以斤斧余，风霜时摧击。”“斤斧余”、“风霜摧”都是实指他父亲王抒被严嵩处死，后来虽已昭雪，但在诗人心灵上的创伤终难消失，所以对现实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冷漠：“去去勿复言，殓衣终山泽。”
《太保歌》是揭露严嵩及其走狗作威作福的丑态，炙手可热的权势：“但呼太保名，能止小孩哭。”据说王世贞还撰过《鸣凤记》揭露鞭挞严嵩。
前后“七子”所倡言的复古，实际上是反宋，更明确地说是对宋代程朱理学的否定，对个性解放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它的弊端是模仿乃至剽窃。“唐宋派”对它弊端的批判，在推动文学发展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主张学习唐宋，主要还是学宋，因为“前七子”对盛唐诗歌还是视为榜样的。“唐宋派”推崇宋，主要还是推崇宋的程朱理学，用以阻止作家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人们把归有光从“唐宋派”中隔离出来，主要是因为归有光对程朱并没有兴趣。王世贞的复古主张，重新接过反程朱理学的大旗是有积极意义的。王世贞的文学批评观重形式，把形式当作作品成败的关键。它的积极意义是把文学从程朱理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确立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但过于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就难免有形式主义的弊端。从明中期到晚明，文学思潮的曲折运行图，正表明这个时期文学现象的复杂性。
高攀龙生活的年代，已经是朱明王朝的尾声了。他在任左都御史时因触犯魏忠贤被革职，回到故乡后与顾宪成在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讲学，“东林党”就由此而来。后来魏忠贤派人捉拿他，他得到消息后投池自杀。
高攀龙的传世著作就有20多种。他的诗学陶渊明，写得闲适恬静，喜欢写幽静的风景，以躬耕为乐。
他的散文《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都是描写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生平事迹，以及东林书院的建立经过，是研究东林党的第一珍贵资料。
张溥是复社的组织者之一。复社的前身叫应社，开始是十几个文人在一起研究经学。这样的文人小团体全国各地都有，以东南地区最盛，因为对魏忠贤不满，企图清君侧、救世风。到了崇祯初，阉党遭贬，朝廷起用一些东林党人。张溥等借此将全国的小社团统一起来创立复社，崇祯六年（1633）在虎丘召开大会，赴会者达数千人。复社表面上是文学社团，实则是政治团体。崇祯十三年（1640），有人罗列《复社十大罪檄》，使张溥陷于困境，崇祯十四年（1641）病逝时才40岁。张溥一死，复社也就慢慢自行解体了。
张溥的文学主张和前后“七子”相似，在诗歌创作方面把王世贞、李攀龙视为榜样。他的主要作品《五人墓碑记》，歌颂苏州人民反对魏党的壮举。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派人到苏州捉拿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市民围攻捉人校尉，活活打死一人，为此官府将这次事件中的五名为首者处死。崇祯初，魏党倒台，人们捣毁魏忠贤祠，树石碑纪念五人，张溥就此写下此文。
由南戏发展而成的传奇这种戏剧形式，到了元末明初这几十年间曾一度衰落。后来由于文渊阁大学士、大道学邱浚创作传奇剧四种，想以剧载道，才打破了传奇剧创作的沉闷局面。继承“以剧载道”的宜兴人邵璨，约生于明正统、景泰年间。他虽然只是个老生员，但酸腐气远远超过道学先生，所创作的《香囊记》传奇，不仅辞曲对偶用典，就连说白也是用骈文，它给后来传奇剧的创作造成的不良影响巨大。
在这个时期值得称道的是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
梁辰鱼一生没有做过官，是位多才多艺，任侠好游的文人，正是他确立了昆腔在戏剧史上的地位。以前南戏盛行江南各省，由于方言差异，歌唱、腔调、乐器各异，而昆腔只限于吴中地区。到了嘉靖年间，有音乐家魏良辅改进了昆腔的曲调，统一了乐器，使它统一了南戏的流行区域。而梁辰鱼是以昆腔写剧本的权威，由于他的作品受到欢迎，等于赋予昆腔新的生命，把昆腔从清唱推向舞台演出。
《浣纱记》是叙说西施的故事。作者一方面着力国家大事的描写，一方面又渲染西施与范蠡的爱情。最后范蠡与西施坐在小船上飘然而去。这样的剧作，比起那些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戏，自然使人耳目一新。
徐复祚著有戏剧理论《三家村老委谈》和《花当阁丛谈》，剧本《一文钱》是一出讽刺喜剧：一个爱钱如命的财主，妻儿于病中他还去向叫化子讨乞。后来一个和尚用法术将他的几百万财产都分给穷人了。
王衡是万历进士，一直沉沦下僚，只做过翰林院编修，撰有《郁轮袍》、《真傀儡》等四种剧本。其中《郁轮袍》虽写古事，其实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抨击。这出戏的主题是：做金钱的奴隶和做功名的奴隶一样，都不是人间正道，都是同样极其无聊。
中国戏剧发展到晚明，又是一个低潮。一些有地位的文人也写传奇剧，开始对用韵、协律斤斤计较，忽视戏剧本身的矛盾、冲突，使戏剧成了诗歌的一种，使它脱离舞台，脱离观众。在这种整体戏剧环境中，讲究唱法、用韵、格律的作品应运而生。吴江人沈( )的《南九宫谱》成为当时制曲家的金科玉律，形成当时剧坛吴江派的，也就是以沈( )理论体系为准绳的创作群体。沈( )著有《属玉堂传奇》17种，今存《义侠记》、《博笑记》、《埋剑记》、《桃符记》、《红蕖记》、《双鱼记》。最流行的是《义侠记》，讲武松故事，比起《水浒传》，它黯然无色，只是将故事平铺直叙，毫无生动可言。
在明代末年的剧作家中，李玉是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关于这个人物的生卒年，现在已无从查考，据推测可能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到万历三十年（1602）之间，是位由明入清的戏剧家。
清代焦循的《剧说》中说：李玉“系申相国家人”。“申相国”是苏州的申时行，万历年间做过几年内阁首辅，万历十九年（1591）辞官回苏州，在他的家庭戏班中有许多当时的名演员。家里有戏班子当然要人写剧本，于是李玉就成了“申相国家人”。
李玉做“家人”的生活并不愉快，“相国”死后，李玉和“相国”的儿子关系也不好，所以焦循说他“为申公子所抑”。
李玉离开申家后，考中副榜举人，只是安慰性的，连考进士的资格也没有。由明入清后，他就专心写剧本了。
他写的剧本很多，据统计有42种，现在能看到全文的只有18种。他还编过《北词广正谱》，选录北曲曲牌447个，还参加过《南曲新谱》的编订工作。
李玉的很多剧本都是反映当时现实的。《一捧雪》是抨击“富可敌国，力可回天”的严嵩父子的。万历十九年(1591)苏州市民反对税监孙隆盘剥机户，勒索商户，李玉根据这件事创作了剧本《万民安》，塑造出织工葛成的形象。天启六年（1626），苏州市民和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李玉创作了《清忠谱》反映这场斗争。剧本《万里缘》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通过孝子万里寻父的情节，揭露了南明小朝廷昏愦荒淫，对清兵入关后屠杀人民也有所反映。
李玉的剧作唱词优美，说白个性化。明清传奇剧一般都运用南曲，李玉精通南北曲律，在剧本中适当使用北曲，使唱腔更为圆融和谐。
李玉的好友朱()也是一位剧作家，主要作品《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是根据宋代话本《错斩崔宁》和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而成。1956年浙江省昆剧团重新改编《十五贯》，使其结构更加紧凑，剔除其中迷信成分，突出了况钟的形象，成为当时“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典范。
明代江苏的长篇小说，足以代表全国。《水浒传》的本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到了宋末元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已经是分别独立的水浒人物素描。《宣和遗事》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其中有些情节，简直可视为是水浒的提纲。概而言之，自宋元以来水浒故事已经以说书、戏剧形式在民间流传。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作者，乃是在这个基础上创作出这部杰出的作品的。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可能有人先将话本、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成书，后来又有许多人对此底本进行加工，而以施耐庵的加工本最为完美，取代了别的加工本，得以流传。
《水浒传》的版本十分复杂，要言之有繁本和简本两种。可能是繁本在先，简本则是对繁本删节而成。在繁本系统中，已发现的最早的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另外也还有一百二十回本。明末金圣叹将繁本《水浒传》删去受招安部分，并将第一回改成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自称是古本。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只知道他是元末明初人，在浙江杭州生活过，是江苏人。在江苏兴化和大丰都陆续发现了许多施耐庵的资料。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祖上从江苏的涟水迁到淮安。他很早就进了当时的淮安府学，可在科举场上却屡战屡败，直到50岁才被推荐为贡生到南京的国子监读书。明代有两个国子监，北京的叫北监，南京的叫南监。一个贡生进国子监后要过十几年才能结业，获得选官的机会。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吴承恩已60多岁才当上长兴县丞。县丞是县长助理，而当县长的人恰恰是归有光。吴承恩任长兴县丞不到两年，就因官吏内部矛盾入狱,最后罪名不能成立，出狱后又被安排去任一小官，他没有就任就回故乡淮安，大约活到80多岁。
《西游记》的本事是玄奘去印度学习佛教，这是历史事实。早在晚唐，在民间传说中这个历史事实已带上神秘色彩。到了宋代，又把玄奘取经的故事作为小说和戏剧题材，增加猪和猴这两个取经路上的护法者。吴承恩又根据戏剧和小说进行了再创造，唐僧是故事的线索性人物，主角孙悟空在取经路上与妖魔斗争，写得瑰丽雄奇。小说中的三个主角都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人物。
吴承恩写《西游记》大约在40岁之前，在写《西游记》的前后他还写过文言短篇小说《禹鼎记》，虽然没有流传，但现在还保存有序言。从序言推知，所写的也是妖魔鬼怪故事。
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指导思想，可以从他写的长诗《二郎搜山图歌》中看出。长诗说，作者看到画面上二郎领神兵神将捉妖拿怪，妖魔在二郎面前毫无作为。于是作者得到启发，人类社会里为害百姓的不是妖魔，而是贪官污吏。作者呼唤英雄出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是吴承恩心目中的英雄。
《西游记》的故事情节还带有单独故事连缀的痕迹，它在结构上显然没有《金瓶梅》、《红楼梦》成熟。
明代的短篇小说大家冯梦龙的一生精力都是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和创作。他在科举的角逐中很不顺利，57岁才取得贡生身份，出任过4年知县。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唐王朱聿键在福建建立了流亡政权，冯梦龙参加了这个小王朝。公元1646年，朱聿键的政权被清兵消灭，有人说冯梦龙也就在这一年去世。
冯梦龙的学问功底很厚实，兴趣也很广，诗文、小说、戏曲都能写，并且都有相当成就。他改编过《平妖传》、《新列国志》等长篇小说，刊印过《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歌曲，编辑过散曲集《太霞新奏》，编纂短篇小说集“三言”，劝沈德符刊印《金瓶梅》，还创作过戏剧传奇《双雄记》、《万事足》等，刻印《墨憨斋定本传奇十种》，以及编印《笑府》、《古今谈概》等。他的诗集有《七乐斋稿》。
他在文学史上的主要功绩是编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
远在唐宋时期，城镇就流行说话艺术，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讲故事。说话人所讲故事内容有4种“科目”，又称“家数”，计有“讲史”，叙说前朝的历史故事；“小说”，讲述世态人情的悲欢离合，以及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发迹、变泰等内容；“讲经”，多为王子出家、目莲救母等佛教故事；“合生”，因为没有作品流传，所以内容不明。说话所讲故事的文字记录叫“话本”。冯梦龙的“三言”，有一部分内容是收录、改编、加工“话本”而成，有一部分内容是将以前的笔记小说、传奇、历史故事、当时的社会传说进行再创作而成，还有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将文言小说《负情侬传》改写成白话。总之，“三言”中故事的来源相当复杂，现在还很难分辨清楚。
“三言”一共收辑小说120篇，内容涉及到神仙鬼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言”的主题思想有的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有的主张小生产者要联合团结。有的研究者把其主题思想称之为“市民文学特色”，“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论证时多举《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施润泽滩阙遇友》等为例。
“三言”中的许多故事情节结构都用“巧合”，这样可以缩短情节，突出主题，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莫稽嫌妻子出身低下，赴任途中将她推落河中，后被淮西转运使救起，构成小说的结局“棒打薄情郎”。如救起她的不是高官，那就棒打不成了。“巧合”还能使矛盾激化，《苏知县罗衫再合》，苏云被大盗徐能投水，妻子逃到尼姑庵后生下一子，弃路边被徐能收养，起名徐继祖。19年后继祖为官南下，同时接到生父、生母状告养父徐能的诉状。正是这一系列巧合，才使矛盾激化。
在“三言”影响下，凌（ ）初编纂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与“三言”合称“三言二拍”。后来又有人从“三言”中选出29篇，“二拍”中选出11篇，合编成《今古奇观》，流传之广，超过“三言二拍”。“三言”于明末清初流传到日本，译成《小说精言》。“三言”中的作品流传到欧洲，席勒向歌德介绍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欧洲人还称它为“中国的《十日谈》”。
“三言”在清代被列为“淫词”严加禁止，1930年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还看不到全书。国内直到1946年才见到“三言”全文，其中的《喻世明言》还是王古鲁在日本偷拍成照片寄回的。“三言”中不少故事都被改编成地方戏，拍成电影，改编成弹词，深受人民欢迎。
“三言”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研究课题，各国都有研究“三言”的专家，美国有韩南、日本有三口建治、墨西哥有佩奇等。
冯梦龙的民歌集《挂枝儿》，又叫《童痴一弄》，《山歌》又叫《童痴二弄》，多数是由妇女唱出的情歌，追求恋爱自由。冯梦龙的审美情趣是追求真实，有些涉及性行为的真实也没有删除，这也是他生前死后受到责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