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学概述(二)
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他做过何进的主簿，这是个负责文书往来事务的小官。何进诛灭宦官的行动失败，反被宦官所杀，陈琳又投靠袁绍，任掌书记。汉建安五年（200），在有名的“官渡之战”中，袁绍失败，陈琳又投靠曹操。曹操问他：你替袁绍起草文告时为什么骂我父亲？曹操指的是文中“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这篇文章题名《为袁绍檄豫州》，全文1471字，铺张扬历，纵横驰骋。句法上多用排比对偶，显示出散文骈体化趋势，可以看作是骈文的雏形。以陈琳的这篇文章为开端，文学史上出现了“书檄”这种文体。如骆宾王《讨武曌檄》等。陈琳的诗歌仅存四首，其代表作为拟乐府旧题《饮马长城窟》，全诗28句，反映了修筑长城民夫的痛苦。这篇作品的民歌色彩很浓，较真切地通过人物内在心情反映外部形象，为后来诗歌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经验。
西晋的年代不长，但文坛并不冷落。这种繁荣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江苏籍的陆机、陆云兄弟维持。特别是陆机，不仅是大诗人，还是文学理论家。
陆机是三国时吴的贵族，祖父和父亲都为吴国建有功勋。陆机15岁就是吴国牙门将，掌有兵权。晋太康元年（280），吴国为西晋所灭，陆机才20岁。这次事变对陆机来说，可谓是国破家亡，他的胞兄陆晏和陆景都是战斗中阵亡的。他和胞弟陆云回到故乡华亭，隐居了10年。后来陆机应召来到洛阳，经前辈诗人张华的揄扬，先后任祭酒和太子洗马等职。晋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篡位，封陆机为关内侯。不久，赵王在战争中被杀，陆机又到成都王司马颖身边任大将军。后来司马颖怀疑陆机有谋反意图，将陆机杀害，还株连“三族”，死时只有43岁。
陆机的政治论文《辨亡论》，模仿贾谊的《过秦论》，从吴的灭亡中悟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诗歌《赴洛道中》，是奉召赴洛阳途中所作。他是吴国的旧臣，现在要改事新主了，有对往事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惶恐。《行思赋》、《怀土赋》、《思归赋》这三篇代表作，都是到洛阳后改事新主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陆机总是深情地怀念江南。江南是他祖先建功立业的地方，他本人又目睹了自己家族从极盛到衰亡，这块土地中渗有他骨肉的热血。《文心雕龙》以“沉密”二字评价他的作品，同时又用“不制烦”指出作品的缺点。复杂的时代变迁，巨大的人生沧桑，这些都是陆机所体验过的经历，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作品，内容自然深沉；要圆满地反映这些内容，构思自然要缜密。陆机书读得很多，要显示自己渊博的知识，有些作品堆砌了大量词语，也就是“不制烦”，更有些作品简直是仿古的假文物。
《文赋》，是陆机作品中价值最高的篇章，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陆机认为为文之难，难在用恰当的辞语，准确地反映出事物的特征。陆机特别重视文章的想象功能，追求文章的变化，反对千篇一律。他的文学理论，是通过赋的形式表达的，有形象化的描绘，有真切的比喻，读来十分亲切，对后来的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也正因为是采用赋这种形式，又难免有繁琐重复之弊。
就在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后不久，北魏的拓跋焘也实现了对北方的统一，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江苏省的南京市，成了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北双方力量的制衡，取得了相应的对峙稳定。南朝有几位皇帝，本身就是文学创作者或批评者，在他们的提倡下，文学事业取得了相对繁荣。
刘义庆是宋武帝的侄儿，14岁随军北伐，为创建刘宋王朝立有战功。由于王室内部斗争尖锐，相互残杀，使得刘义庆决心弃武就文潜心史籍。他在任南兖州刺史的4年期间，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巨著《世说新语》后，死在任所，终年42岁。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作者搜集从汉末到魏晋的史料和文人清谈言录，其中也有作者自己耳闻目睹的传闻和事实，集230年间的1130件轶事言行，由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0种门类组成，从多侧面反映了那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内容和精神风貌。书中写阮籍在母亲去世时饮酒，这是对虚伪礼教的反抗。隐逸也是一种反抗，表明隐逸者与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追求自身的人格。魏晋时期知识分子追求的人格，常常是放浪于形骸，更可以具体化为“得意忘形”。这方面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有大量的记载，这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很大影响。刘义庆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能收罗大批文人做他的助手，较好地完成《世说新语》这部巨著，较全面地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方式、政治状况、哲学思想和美学趣味，是研究封建历史的宝贵资料。它以简练而又形象的语言，通过人物的言行、感情，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独特的个性，还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为后世的小说创作起了先导作用。《世说新语》中有很多故事都是以南京为背景，像石头城、覆舟山、华林园、瓦棺寺等，今天还能凭吊到遗踪。
刘义庆还撰有《幽明录》，所记都是神鬼怪异故事，与干宝的《搜神记》一样，都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原书早已不存。鲁迅《古小说钩沉》中辑有佚文260多条。像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徐玄女儿复活的故事，就是《牡丹亭》本事的雏形。
提到南朝刘宋王朝时代的诗歌，人们很容易想到谢灵运的田园诗，但要是提起当时的乐府体诗，人们就不会忘记鲍照。
关于鲍照的材料，我们知道得很少，就连《宋书》也只是在《刘义庆传》中顺便提到他几句，而且错误还不少。关于他的籍贯，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当然是取江苏说，因为他青少年时期在镇江一带度过是没有问题的。他大约在20岁那年，写信给刘义庆自我推荐，刘义庆委任他为参军，从此整整追随了刘义庆10年，以后还做过侍郎、太学博士、县令等职。他48岁那年，又追随临海王任参军。所谓的临海王，只不过是个7岁的孩子，4年后，临海王的长史起兵反对宋明帝，篡位失败临海王被杀，鲍照也在战乱中丧生，死时不过50多岁。鲍照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任七品阶的参军，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鲍参军。钟嵘曾对鲍照的遭际有个概括性的评价：“才秀人微，取堙当代”。
鲍照的代表作品为《拟行路难》18首和《芜城赋》。北方牧歌中有《行路难》，鲍照是仿其旧题，从民歌中汲取养分，使当时已经陷入困境的文人诗歌创作，获得了新的生机。
《拟行路难》以浪漫的诗风，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与人生道路上的艰难作抗争。鲍照和陶渊明一样，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但所持态度不同。陶渊明看到险恶决心退隐，乐天命而自娱；鲍照面对艰难奋起直面：“丈夫四十强而仕，余当二十弱冠辰。”但是他失败了，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以生活温饱而自我安慰：“朝出与亲辞，暮返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这当然不会是满足，而是绝望：“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
《芜城赋》，芜城特指当时的扬州。扬州又名广陵，曾数经战乱，此赋是作者凭吊广陵故城而作，赋中对广陵城前盛后衰的变迁作了生动的描绘，精警奇峭，向称名篇。
鲍照的诗对后人影响很大，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明显学鲍照，所以杜甫在评李白诗时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鲍照的散文也写得很好，像《登大雷岸与妹书》等，都是情文兼茂的千古名篇。鲍照的妹妹叫鲍令晖，是一位女诗人，《诗品》中只收了2位女诗人的作品，鲍令晖就是其中之一。
齐朝立国一共只有20多年，但围绕着竟陵王萧子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在文风上也形成了“永明体”。这个文学集团虽然号称“竟陵八友”，但他们的文学活动都是在南京。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是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创立了“四声八病”说，推动了古体诗向格律诗的发展。
梁代延续了齐代文学的发展，像梁武帝萧衍，本人就是“竟陵八友”之一。他精通音乐，爱好民歌，现存诗90多首，多半是仿民歌的乐府诗，如《子夜四时歌》16首，简直与民歌无区别。另有《江南弄》7首，都是七言句和三言句组成，可以看作是词的起源。
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是梁朝建立后的第二年出生的，并被立为太子，但未及即位就逝世了，谥号昭明，后世称昭明太子。
萧统居住的东宫，藏书3万卷，他经常和刘勰等名士阅读交流，商榷古今。20岁时他定居在镇江，与一班文人学士整整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文选》。完成《文选》后不久，梁大通三年（531），他乘船采莲时不慎落水，救起后4天死去，时年31岁。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不选经、子，只选秦至梁普通七年（526）以前的诗、文、辞、赋，选取的标准侧重辞采文华，所收作者除无名氏外，有约700年内的129人，作品700多篇。这些作家和作品，直到今天还是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内容。
《文选》的影响很大，隋朝就有人研究它，到了唐初研究《文选》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称为“选学”。唐显庆年间，李善将《文选》原30卷分为60卷，详加注释。唐开元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合注《文选》，世称“五臣注”。到宋代，又合刊“五臣注”与李善注本，世称“六臣注”。鲁迅在《集外集•文选》中说：“选者总是层出不穷，至今尚存，影响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是《文选》。”
萧统还撰有《正序》10卷，选五言诗集成《英精集》20卷，《文集》20卷，现在都已经亡佚。
宫体诗是在梁代形成的。但值得一提的是梁代的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保存了大量的古代优秀诗歌作品，直接影响后来诗歌史的发展。
刘勰虽然祖籍山东，但世居镇江，为萧统所赏识，任通事舍人，后来出家，法名慧地。他幼年家贫，曾随和尚学习，后来又出家，释家的思想自然很重，但在他的《文心雕龙》中，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本，只是偶有佛教词语。
《文心雕龙》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广义文章，但偏重文学，反对片面追求形式，主张文质并重，以质为主，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的文学现象，提出了相当系统、又富于创新的见解，是对古代文学批评的总结，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启迪。
萧纲和萧绎都是帝王，人们记得的倒不是他们的政治业绩，而是文学理念。萧纲的文学观念散见于各篇书信中，他强调文学的抒情特征和作家的生活体验，反对宗经复古，提倡雅俗结合。萧绎的文学观念主要反映在《金楼子•立言》中，强调文学抒情功能，用辞采之美确定文学的价值，把文学从宗经中解脱出来，用新的观念认识文学的自身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