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的短篇小说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小说十五家，而撰写《百家》的江苏籍刘向就是其中一家。这本书已不存，仅有佚文数则。至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出现了大批短篇小说作品，影响较大的有《搜神记》、《世说新语》等。梁武帝曾敕命殷芸撰《小说》，可见编撰小说成为一种时尚。现存的汉代小说有些是伪托的。如《西京杂记》旧题刘歆撰，据考是葛洪伪托。葛洪在这本书的跋中伪托说：刘歆著有《汉书》100卷，班固撰《汉书》几乎全取于此，不取者不过2万字左右，今抄出为2卷，名曰《西京杂记》。而《旧唐书》、《新唐书》都直接将《西京杂志》题为葛洪撰。
唐代产生了“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短篇小说新体即传奇。江苏籍作家沈既济所谓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代表着唐人的小说观，他所撰的《枕中记》标志着寓言体传奇和梦幻主题的出现。蒋防的《霍小玉传》窈窕凄丽，把唐传奇带到了艺术顶峰。
宋辽金元时期话本兴盛，但作者绝大多数不可考。北宋初年，朝廷组织大臣文士编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集前代野史、小说、传记之大成，参与编纂的江苏籍徐铉、吴淑，也是志怪小说的作者。徐铉的《稽神录》还是南唐时的作品。主编《太平广记》的李昉在收录《稽神录》时，认为它不属“无稽”之谈。吴淑是徐铉的女婿，所撰《江淮异人录》，鲁迅说：“唐段成式作《酉阳杂俎》，已有《盗侠》一篇，叙谈民奇异事，然仅九人，至荟萃诸诡幻人物，著为专书者，实始于吴淑。”充分肯定了吴淑在中国志怪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到了明朝，江苏的短篇小说创作出现又一个高潮，这与沿江城市经济的繁荣，印刷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有密切关系。苏州人冯梦龙所编撰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在中国小说史上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清代，拟晋唐小说勃兴，影响较大的有寓居南京近50年的袁枚所撰的《子不语》24卷。
19世纪末域外小说的输入和刺激，给小说的发展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萌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以改良群治作为小说创作的目的，小说更被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江苏的陈衡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女作家。汪敬熙是继鲁迅之后第二个写白话文小说的人。叶绍钧是新文学诞生期十分活跃的作家，并且在文坛享誉也很高，他创作的《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 在创造社的成员中，江苏籍作家有滕固、周全平、陶晶孙、洪为法、叶灵凤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度政治热情渐退，于是“写游戏之文”，以适应读者的“消闲”需求。包天笑的《一缕麻》，周瘦鹃的“哀情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都属于这一类作品。文学活动的中心在上海(上海在1928年之前属于江苏行政区划)。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极盛期，所办刊物有三十多种。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通俗小说流派。 在另一方面，许多作品仍坚持“五四”传统，持写实的文学主张。葛琴的《总退却》、陈白尘的《小魏的江山》，在当时都是较有影响的作品。路翎的不少短篇都注重写人物的精神和意志，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力度和厚重。
抗战时期，一些作家奔赴解放区，孔厥、菡子等作家，分别创作了《苦人儿》和《纠纷》等短篇小说。
五十年代初，方之的《在泉边》，显露出青年作者的艺术才华。具有突破意义的是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在我国当代文学领域开拓了新的题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的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方之的《内奸》，张弦的《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围墙》，赵本夫的《卖驴》，石言的《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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