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的萌生较晚，大约在19世纪后半叶，以“政论”或“报章文体”的形式出现于报端。苏州人王韬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1874年1月，他与黄平甫等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成为我国政论报刊的先锋之一。随后，旅行考察报告的问世，为报告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中王韬的《漫游随录》，侧重于考察异域的文化教育，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另外两部较有影响的旅行报告是《环游地球新录》和《欧洲杂录》，前者是江宁人李圭所作，更注重社会责任和启示作用；写《欧洲杂录》的是无锡人徐建寅，以一个科技人员的视角报告了他考察德、英、法等国工业技术的状况。这些萌芽状态的报告文学，给闭关自守的社会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催化了报告文学从新闻纪实的母体中脱胎而出。一批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重大事件的作品应运而生。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记载了天津青年的爱国运动以及反动当局的残暴嘴脸，他在旅欧期间所写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以及《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等篇结成《旅欧通信》，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其中有新闻报道、政论文字，也有长篇纪实通信，这些作品成为我国早期报告文学开卷之作的一部分。
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以一种独立的新型文体登上文坛的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力作有机地融合了新闻与文学的双重特质，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生动形象地报告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其他如叶圣陶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陆定一的《五卅节的上海》等，均能抓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题材，反映急遽变幻的时代风云。
30、40年代，洪深、陆定一、卞之琳、子冈等人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以及侵略者给民众造成的灾难。吴强的《渡江第一船》，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壮举留下了形象的记录，为军民团结奋战的英雄气概高唱了一曲颂歌。
1949年以后，江苏在报告文学方面取得的成果，以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最为丰硕。这些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有的以弘扬时代主旋律为主旨，鞭挞和揭露社会现实中的丑恶现象，如任斌武的《无声的浩歌》，凤章的《法兮归来》、《路的呼喊》，杨旭的《检察官汤铁头》；有的讴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再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创业艰辛与拼搏精神，其中有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凤章的《张家港人》、杨旭的《大江东去》等。军事题材的纪实文学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部队作家徐志耕、张嵩山、江深等的作品，或以翔实的材料披露战争年代鲜为人知的故事，或以饱满的激情抒写当代军人的风采，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注
入了新的活力；葛逊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以上海南京路作为解读近现代中国的标本，视角独特，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要收获。此外，大量的人物传记作品也丰富和充实了新时期的报告文学领域，主要有庞瑞垠的《早年周恩来》、陆建华的《汪曾祺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