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当"底层写作"越来越响亮时，好的作品却是越来越少。从作者的自发的写作，到评论者理念上的总结和号召，到期刊发稿时的赶时髦，最后又回到作者那里成为自觉的响应，直到一窝蜂式的跟风和雷同。文学思潮中，一个时期总是有一个声音必须是压倒式的，并且给别的不同的声音扣上道德堕落的帽子。
其实在我们谁也撼不动的主流之外，实在没有必要以人为的方式、以正义的名义再策动另一场主流，让意义场变成单向度的封闭空间，让文学丢失本应有的众多可能性。
"底层写作"是这几年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家们持续地对于中国底层大众的关注令人钦佩。但是作为一个文学选刊的编辑，在每天大量的原创作品阅读中，我慢慢生出了许多疑虑。
从文学的创作实绩来看，中国文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慢慢地远离了大众的视野。从文体试验到重新强调叙述故事的重要性，纯文学也好，主旋律也好，通俗文学也好，底层要么只是模糊的概念，要么就是承担象喻或者宣传功能的符号。被符号化了的底层有时候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象，有时候是宣传引导，百姓在这样的引导中往往是具有极高觉悟的代言人形象，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活生生的"这一个"却是缺席的。所以文学需要重新回到出发的地方，真正歌哭百姓的喜怒哀乐，真正切近这一奇特历史时期的民生疾苦。
揭示创伤与病痛
从世纪初开始，文学中关于底层的描写便多了起来，到2005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底层写作"被正式命名，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那儿》以及"底层写作"几乎成为近两年文坛最轰动的事情。《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北大中文系等都曾经围绕着"底层写作"展开讨论。
"底层写作"在反映时代性、特殊时期中国贫困阶层的生活境况及复杂的心态变化方面，都取得了应有的成就；很多作家的主体姿态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给予人物极大的同情和悲悯。罗伟章的《大嫂谣》、《潜伏期》等小说聚焦在底层或小人物身上，他的叙事简洁有力，对于底层人的苦难和坚韧、小人物奋斗不成的悲怆，都有深深的体谅和理解，这种我们久违的赤诚和不加避讳的对于人物直接的同情态度，没有任何花哨的修辞或技巧，都让罗伟章的叙事有朴实而真挚的力量。同样像《那儿》这样的小说，抛开那些关于"左"或者"右"的讨论，它是一部有着非常饱满的情感力量的作品，它对于现实的审视锋芒毕露。通向自由和富庶的道路应该如何走，显然很多时候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但是一个作家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当下的审视态度、冷峻思考却是必要的。另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是徐则臣，他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我们在北京相遇》、《把脸拉下》严格说来并不是写底层，而是写那些混迹于北京底层的小知识分子们，他的小说有非常鲜明的北京印记，做假证、卖假古董……一些人带着高贵的理想过着卑贱的生活，一些人则完全失去了方向，他们都是这个大都市里的多余人，但是却最集中地揭示了这个城市的创伤与病痛。
模式化写作
"底层写作"以及它面向现实的批判精神给人以启示，而且也越来越引起重视。但遗憾的是当"底层写作"越来越响亮时，好的作品却是越来越少。从作者的自发的写作，到评论者理念上的总结和号召，到期刊发稿时的赶时髦，最后又回到作者那里成为自觉的响应，直到一窝蜂式的跟风和雷同。几年下来，我们能够看到的代表"底层写作"成就的作品少之又少，而当"底层文学"变成了主流与时髦，那么一大堆附庸苦难的人便会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最后，苦难和正义划上了等号－－文本内的主人公因为苦难而不被追究行为的合理性，文本外的作者因为写了苦难而不被追究行文的粗糙和空洞。
好作品其实和题材没有必然联系，你不能说某篇小说写了贫困的底层就一定是了不起的作品，也不能说某篇小说进行了文体试验就一定是纯文学，最重要的是作品中体现出的审美的超越性－－超越世俗道德、超越宗教、超越历史和当下，最终信靠美神所指引的爱与自由。因而大量的只是止于苦难的底层文学，大量的模式化的叙事线索－－比如进城的少女注定要堕落成为妓女，进城的民工注定要空手返乡或者客死他乡－－这些故事模式并没有问题，而且也很能说明现实的问题，但是作者在进入叙事过程中生硬的甚至是僵化的表述方式，让人觉得是作者本人一定要把主人公往绝路上推，过于刻意或者模式化的写作使底层文学捉襟见肘，期刊中一度出现的铺天盖地的苦难、牵强的叙述也慢慢地让阅读变得麻木起来。这也让人质疑:一种文学思潮或者创作现象到底是以质量取胜还是以数量取胜？
没必要策动另一场主流
2006年出现的比较好的关于底层的小说往往都是基于底层同时也能够建立起新的反思空间、新的启示的作品。如《命案高悬》写的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意外死亡，但是它质问的却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知道或者怀疑真相的权力，是借由底层叙事而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母亲》写劳苦一生的母亲瘫痪在床上，子女无力救助，最后不忍母亲被疼痛折磨而合伙毒死了母亲。小说在惨烈的氛围中写出了几乎是原罪般的贫困对于人性以及尊严的凌辱。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写作首先应该听命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流行话语；一个作者应该找到自己熟悉并擅长的领域进行深度叙事，而不是浮光掠影地跟从某一种思潮或现象。坦率地说，看一篇仅仅只是停留在叙述或者宣泄层面上的底层作品，不如看一篇社会新闻报道来得更深入更可信，因为抛开细节的丰盈、形式的美感、想像力以及深度感，文学确实并不比新闻报道更有感染力。很多人说即使底层文学不可能出现《阿Q正传》、《骆驼祥子》这样的精品，那么至少它还表现了时代性。但是时代性不是文学最有吸引力、最不可替代的要素，并且如果仅仅只是为了体现时代性，那么看看报纸就可以了。当然，最可怕的不是这些直观的问题，而是这种"跟风"的态度，因为它不仅仅是写作态度，也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可是如果没有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没有执着的固守，我们关于复兴或者经典的梦想如何实现？
对于文学的众口一词往往会带来某种权威式的导向，带来乏味的文学创作现实，让人在茫然中感叹"和而不同"是多么不易。文学无论是以题材、主义或者是以文体形式来划分，都应该有多元化的导向和创作实绩。我们当然需要书写底层的作品，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该丢弃文学的丰富性。"多元化"很多时候被视为中庸甚至犬儒主义的观念，它似乎是一个说了等于没说、和稀泥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得到过这种观念的引导。就像中国文化倡导了几千年的中庸之道，却在很多个文化的塑成阶段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化一样，文学中的种种思潮也是如此。一个时期总是有一个声音必须是压倒式的，并且给别的不同的声音扣上了政治不正确或者道德堕落的帽子。其实在我们谁也撼不动的主流之外，实在没有必要以人为的方式、以正义的名义再策动另一场主流，让意义场变成单向度的封闭空间，让文学丢失本应有的众多可能性。我想好的文学生态环境是允许有一个多向度的写作和阐释空间，既倡导多元化又兼具责任感－－享受消解中心之后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同时承担起对于深度和价值的追求。（王虹艳，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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