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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坪，这个远离家喻户晓的名字，最近病逝于南京。我得到这一噩耗，正是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石子岗进行的那天，我来不及赶赴现场。我和弟弟飞岛通过电子邮件给省作协发去悼念信，同时通过邮局给《钟山》杂志社写信，表达我们的哀悼。

    早在90年代初，刘坪先生即将离任《钟山》主编之前，签发了我和弟弟合写的文学评论，当时，我们素不相识，后来也没有谋面，更没有酒桌上谈交情，他果断签发两个来自社会基层无名作者的稿件，让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占用全国文学名刊、大型期刊的宝贵份额，确实令人振奋。后来，我们的稿件曾被一些刊物冷处理，因为稿件质量一般，不太符合刊物的胃口，但也有几篇质量较高的，责任编辑觉得枪毙了可惜，给予推荐，到了主编这一关就死定了。有一家杂志主编倒不错，两次退稿叫我修改，把一个8000字小说改到12000字还嫌短，我不得不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自认为是拉不起来的臭豆腐了。

    刘主编是军队转业老干部，听说他非常尊重作家，尊重知识和人才。平时为人谦虚低调，尤其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我们在唁信中说：“在编风不正的今天，刘坪先生当年签发基层作者的文章，表现出对年轻后生的关注，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也许，是眼下“时世”唤起我们对刘先生的怀念，唤起我们久违了的感动。

                           2

    李进，原省文联主席，他逝世的时候，我正在宁沪线的火车上。

    我在80年代的秦淮河流域创办文学社，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当时陷入物质的迷乱和思想的困顿，县文联领导建议我不妨给省文联李进主席写信赐教，我有些犹豫。他是新四军老干部，当过江苏省文化、科学界领导，我写信打扰是否冒昧了。我的信发出去后，很快收到李主席的回信，有两页纸，他在信中对基层文学青年的处境比较理解，热情洋溢地勉励我投身时代生活的洪流，同时希望我们文学青年“多出些作品就好了”。这给处于精神十字路口的基层青年作者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也是一种莫大的鞭策。

    后来，我陆陆续续收到不少来信，包括名家的，调动工作，几次搬家，处理销毁了一批，有的遗失了。这封信放进我自设的个人档案里，随着我的存折、信用卡、发表作品原件、情书一道流转。

    在新世纪得知李进主席辞世半年后，我写下《追忆在春季》的文章。在人生遭遇风浪的关键时刻，一盏灯的效应比普世环球的太阳更尊贵。那盏灯，还在我记忆中燠燠闪耀。

                       3

    陆文夫，来自苏州的著名作家，50年代与高晓声、方之一道成立“探求者”文学组织，打成右派发配工厂干车工，后来下放江宁县江宁公社劳动改造。在“改造”期间，他像从事地下工作似的辅导农村青年文学爱好者，帮助一位文学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山里红梅》，并改编成连环画全国发行。80年代中期，我开会时碰到《山里红梅》作者，他告诉我这篇小说改变成电影投拍时，文革风暴把他卷了进去，使他告别了文学，为了最基本的生计而挣扎。

    不久，我成立了校外民间文学社团，有人心有余悸，担心我们会步高晓声、陆文夫的后尘，更多的人则鼓励我们乘着文艺的春风大干一场，不负青春，不虚此生。我们一直没有给陆文夫先生写信，但在我们编印的小报上介绍了他苦难的历程，发表了社友称赞文学前辈勇敢开拓的来信。

    这世道真奇怪，有些人天天相处，酒肉朋友，却未必了解其真实的心态。有些人交往很少，有的仅有一面之缘，通过几封信，却相识恨晚，如同故交。而我跟陆文夫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他也没有给我任何文学上的“优惠”“照顾”，却感到他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人。也许，是他的作品，他的经历，对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他创办文学组织，辅导江宁农村作者，缩短了我们的心理距离吧。

    大约在陆文夫逝世两个月后，我的纪念文章《探索者陆文夫》见于《金陵晚报》副刊。我在文章结尾大声说：“探索精神，永放光芒。”

                        4

    达芬奇说：“我们老是期望未来，其实未来只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件大事——死亡。”

    我佩服鲁迅先生的勇气，他在普通农民坟墓前合影，表现了正视死亡的勇气。但愿我这篇文章也有合影的意味，不过，不是与死亡合影，而是与复活的精神合影。

    我不知道灵魂和精神是否一个概念，但我相信精神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