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 电影中的“禁忌”题材常常直抵人心，将人们内心深处被现实尖锐的触面所割裂的创口展现，那么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诗》，则是一个将业已缝合的伤口缓缓撕裂的过程。影片慢条斯理地讲述了一个平淡凄清的“禁忌”故事，行云流水中带着一种蚀到骨子里的温柔与冷漠缠绵的诗意。

　　患上轻度老年痴呆症的年过六旬的老妪杨美子（尹正熙），以救济金和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女儿在外地打工，她只得独自照顾外孙小旭，而小旭对于外婆的无微不至毫无感激之意。不仅如此，外孙与班里五位男生一起侮辱了同班女生，导致女孩自杀，亦毫无悔意。

　　这是故事的主线。导演李沧东将影片焦点放置在“性暴力”这个禁忌题材上，通片却始终以一种克制、隐忍的姿态，拷问着人们的良知与道德底线。

　　影片中的学校和家长，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不约而同选择低调处理：每个家庭支付一笔赔偿金给受害女生的母亲。除小旭之外，五位男生的家长都是“社会精英”，他们不但不内疚，还轻松和谐地商议怎样联合学校对付媒体与受害家庭，甚至揶揄儿子们怎会看上相貌平平的女死者。

　　他们的态度影射出，影片中社会对弱者尊严的藐视以及教育问题的严峻。正因为家长对孩子的纵容与包庇，孩子们逍遥法外，继续肆意妄为，才造成无法弥补的恶果。而事发之后，受害女孩家庭因社会地位卑微，经济条件窘迫，无力与校方和肇事者家长抗衡，唯有选择妥协。

　　作为小旭家长的杨美子，既无力支付赔偿金，也无法与其他家长沟通，只得默默带走了自杀女孩的照片，摆在家中，希望外孙看到后有所悔悟。可外孙小旭无动于衷。最终，逃不过良心谴责的杨美子，将外孙交给了警察。

　　李沧东将这个重要场景处理得家常而富有韵味。外孙被带走之时，杨美子正在打羽毛球，她放下球拍目送外孙被带上警车，眼神复杂而忧伤。

　　对于年过花甲还要独自过活的杨美子来说，骨肉之情或许是她最真切的寄托，当这唯一的希望破灭之时，无边的孤寂漫卷而来，她在命运的安排下孤立无援。寄情于“诗”，成为杨美子必然的选择，“诗”成为她抵御现实世界的堤坝。

　　自始至终，韩国资深影星尹正熙扮演的杨美子甚少言语，每当遇到纠结，她只是略略佝偻起背部，离开或是沉默。语言的缺位，意味着与世俗社会的疏离，她以缄默拒绝情绪的表达，独自在痛苦的边缘辗转，咀嚼着生活的无奈，而这无声的画面却令其散发出独特的、质朴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选择将外孙绳之于法，但杨美子还是以委身于雇主的方式为外孙筹到赔偿金，以弥补对受害女孩家庭所造成的伤害。

　　这样有违伦理的筹钱方式，令人甚感凄凉与感伤，但是导演李沧东并未纠结于“禁忌”本身，而是借助“诗”这个载体，作为影片的副线，着重刻画女主角杨美子细腻丰富、寂寞凄清的内心世界。

　　影片伊始，乏味清寒的生活令杨美子忆起少年时希望成为诗人的理想，她报名参加了一个诗歌培训班，却苦于找不到灵感。在去乡下寻找受害女生的母亲的途中，杨美子被农村旖旎风光吸引，落在地上的杏子引发了她的诗兴，从而忘记了来此的初衷。诗歌班结业之时，杨美子缺席，她留给老师一束鲜花，还有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歌。

　　对于高度关注自己内心世界的杨美子来说，她情感的交流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状态之中，不带技巧、完全本色，充满本真和孩童式的非理性。

　　在杨美子的精神世界里，“诗”是另一个脱离于现实存在的特定时空，并以其独特的形式和韵味，创造出一种凌驾于世俗之外全新的秩序，令她在晦暗凌乱的生活之外领略到暂时而有限的美好。

　　《诗》的导演李沧东是位作家，他善于制造诗意和梦境，也常在影片中让美梦和幻想破灭。然而在本片中，他用平实的手法将一位平凡老妪的一段孤独旅程与年华老去的凄美融合在一起，把人物自我封闭、自我迷恋的心理状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运用唯美的构图和舒缓的节奏，营造出错落有致的空间感和苍凉感。李沧东将他钟爱的影像世界演绎成诗化的投射，借此挖掘到人物灵魂深处细微的颤动，表现出对生命的悲悯和对美好的向往。

　　影片结尾并未交代杨美子的去向，唯有她朗诵的诗歌和草帽飘浮在奔流不息的河流之上。浮光跃金的水流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宁静与美丽，慰藉着那些弃绝世界的人们。杨美子在自己的诗歌中完成了对逝去女孩的祭奠与对诗歌灵感的追寻。

　　这个开放性的结局，完美地把握了现实和想象的平衡，令观众在关注女主角命运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关注诗歌的力量。对于“诗意”的渴求是由于对美丽梦想的追寻，梦想的存在是人类借以逃避冰冷现实的载体。梦想或许永远不会实现，生活也并不会像“诗”一样美好，可是追梦的过程中总有那么多值得珍惜和回味的片段，也因此令我们对“诗意人生”的向往和追求永不停息。

　　翟之悦：作者系苏州文艺评论家协会昆山分会副主席、昆山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