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就是乡土文学或后来被称为农村题材的小说。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文学概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农村题材”的命名。这个范畴被称为乡土文学，它是那个时代最成熟的文学。这当然与中国乡村的前现代社会状况有关，与作家的乡土记忆和经验有关。虽然那个时代的作家都离开了乡土进入城市，但他们并没有整合出普遍性的甚至个人性的城市文化经验。即便是都市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或者感受到城市的文化经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农村题材发生于延安时代。面对风雨飘摇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整个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乡土文学”对前现代中国用文人式的脉脉温情或田园牧歌式的顾盼流连，那混沌或暧昧的书写，是不利于民族全员动员的。于是，杨白劳和黄世仁两个阶级的对立被建构起来。被动员起来的杨白劳们终于翻身做主人。“农村题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一直到《艳阳天》、《金光大道》，农村题材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一直是70年代以前文学的主流观念。
    但是，在两个阶级对立、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道路中，中国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甚至越来越遥远。世风代变，政治文化符号在表面上也流行于农村不同的时段，这些政治文化符号的变化告知着我们时代风云的演变。但我们同样被告知的还有，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乡土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政治文化没有取代乡土文化。因此，“农村题材”便重新向“乡土文学”回归。无论“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肯定的是，享受着信息化、电气化，已经成为“城里人”的现代农民，在本质上仍然是“乡下人”。这就是乡土文化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乡土文学”潮流的逐渐形成，是中国文化的乡土本质决定的。无论中国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乡土性都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共同的文化记忆。
    《赤脚医生万泉和》叙述的故事，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历经几十年。万泉和生活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两个时代。但时代的大变化、大动荡、大事件等，都退居到背景的地位。我们只是在乡村行政单位建制、万泉和的身份、批斗会现场和一些流行的政治术语中，知道小说发生在文革背景下。但进入故事后我们发现，后窑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风俗风情仍在延续并支配着后窑人的生活方式。那些鲜活生动的乡村人物也没有因为是文革期间就改变了性情和面目。我们在好逸恶劳的“新娘子”万里梅、风情万种轻佻风骚的刘立、简单泼辣又工于心计的柳二月、心有怨恨又无从宣泄的裘大粉子等乡村女性那里，鲜明地感受了乡村中国前现代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图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些人物的性格或性情也没有因此而改变。
    乡土中国风俗风情不变的超稳定性，还可以在后窑男性人物和其他场景中得到证实。吴宝是一个典型的乡间花花公子，他肆无忌惮地与各种女性发生关系，文革前后都是如此。他虽然也曾被批斗，但那种形式化的场景不仅不严肃，而且很像是一出滑稽的言情喜剧：
    “……刘玉和吴宝并排站着，刘玉还把自己的头靠在吴宝的肩上。吴宝嬉皮笑脸，和一个看热闹的新媳妇打情骂俏，他说：“你要是老盯着我看，你会怀上我的孩子。”害得人家新媳妇满脸通红。旁边的人呸他，说人家新媳妇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吴宝就笑到：“那孩子生下来也会像我。”新媳妇说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吴宝想要凑到新媳妇耳边说话，被裘二海喝住了，吴宝就站回原地，跟新媳妇挤眉弄眼地说：“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可能。”新媳妇差一点真要过去了，后来她才发现是不能过去的，就站定不动了。吴宝“嘘”了一声，说：“现在人多不方便，晚上我们在竹林里见，我告诉你。”大家都笑，吴宝得意地摇晃着身子，刘玉拉他说：“吴宝你站好，严肃点，这是开批斗会呀。”
    这个场景就是乡村中国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它是对新道德的维护，是对不正当两性关系的“批判”；一方面，两性关系又是乡村社会带有“娱乐性”的“文化生活”。我们在各种民歌或民间故事中都会感受到。因此，即便在文革中，即便是被批判的对象，民众并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批斗会更像是娱乐民众的文化活动。这个场景，与铁凝《笨花》中的“窝棚”故事异曲同工——民众并不是将两性关系很道德化对待的。
    当然，乡土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部简单的自然发展史，并不是不变应万变的物理时间。现代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乡村的发展。这不止是说经过百年的社会变革，中国农民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乡村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现象就是乡绅阶层的消失。乡绅在中国乡村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非常类似西方的市民社会，能够起到类似教会、工会、学校、社会救助组织、文化组织机构等的作用。当然，乡绅的作用没有、也不会像西方市民社会这样完善。但是，作为非政府、非组织的乡绅阶层，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中，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民众中有相当程度的文化领导权。它的被认同已经成为乡村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家长、族长、医生、先生等，对自然村落秩序的维护以及对社会各种关系的调理，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白鹿原》中白家轩就是这样的人物。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赤脚医生万人寿和万泉和，在乡土中国，就应该是“乡绅”式的人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他们自然不会、也不能行使乡绅的职责，发挥乡绅的功能。但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普通人对他们的尊敬、羡慕和热爱。普通民众的这一态度，可以肯定地说，与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没有关系，民众的态度显然与他们作为乡村大夫的“身份”有关。但是，万人寿和万泉和毕竟不是乡绅了，万人寿甚至可以被批斗，万泉和几起几落朝不保夕。这种情况就是社会政治生活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文化或文明在乡土中国的不断跌落，在这个现象上可以充分地被认识到。
    赤脚医生万泉和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被哺育和滋养成长的。他天生的木纳、敦厚、诚恳和诚实，在今天已经成为三代以上的古人。他的不合时宜、不能与时俱进，他的无奈无辜、失败和悲剧，都给人一种彻骨的悲凉。因此，《赤脚医生万泉和》，是对乡土中国孕育的人性、人心以及为人处事方式的遥远想象与凭吊。那是原本的乡土中国社会，是前现代或欠发达时代中国乡村的风俗画或浮世绘。万泉和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他是一个“医生”，他要医治的是生病的乡里。医生和被救治者本来是拯救和被拯救的关系，但在小说中，万泉和始终是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他不断地受到打击、嘲讽、欺骗甚至陷害。而那些人，就是以前被称为民众、大众、群众的人。这样的民众，我们在批判国民性的小说中经常遇到。但在怀乡的小说或其他文体中还不曾遇到。乡土中国人心复杂性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启蒙话语受挫之后，救治者优越的启蒙地位在万泉和这里不复存在。书中万泉和居住的平面图显示，万泉和的房子越来越小，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直至倾家荡产。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就这样在精神和物资生活中濒于破产的边缘。他的两难处境、甚至自身难保的处境都示预了乡土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存在，同时也表达了社会历史变迁给乡土中国带来的异质性因素。
    万泉和不是朱老忠、不是梁生宝，当然更不是萧长春；但万泉和也不是阿Q、陈奂生。我们暂时还难以找到他的人物谱系。他很像乡土文学女性中大地圣母形象的变体。作为一个虚构的、想象的人物，你可以说他大智若愚、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没有血性不像男人没有丈夫气。但百年文学，我们见过了太多的勇武之士，精明市侩、太多的叱咤风云的英雄，太多的血雨腥风或暴力美学。很少见到万泉和式的谦卑忍让、诚实诚恳、甘愿吃亏、只想别人的博爱人物。这时，我们却是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悖论：我们不知道是应该肯定还是应该批判万泉和，不知道是应该同情启蒙还是怒其不争万泉和。这个两难，却是范小青叙事伦理的胜利。她超越了启蒙、悲悯、同情、大悲大喜、悲痛欲绝、欢天喜地等叙事的主体霸权。她客观的描述或人物自然形成的人性力量，包括万泉和身上我们能够接受或难以接受的全部。因此，万泉和是我们见到的独特的文学人物。我想，只要这一点，《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成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