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题目，我思考了一年左右时间，今年上半年已经在北大作过一次讲座。上次来讲的时候，我的思考还很不成熟，是诚心向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请教的，同学们的提问对我深有启发，回去后就把文章写出来了，发表在《复旦学报》2005年第6期上。但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深思熟虑无懈可击了，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下去。
一、常态与先锋：现代文学的两种发展模式
我想把“五四”新文学或者整个20世纪现代文学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常态形式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文化上的变异。社会的变化，必然发生与之相吻合的文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常态的，这个变化是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主流。我在谈这个问题时，其实是把过去新文学、旧文学的问题悬置起来了。这样讲，可以既包括新文学，也包括传统文学，甚至包括通俗文学。就是说，常态的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发生一种强烈的撞击，这种撞击一般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出现。作家们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前沿上，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未来。这样的变化一般通过激烈的文学运动或审美运动，一下子将传统断裂，在断裂中产生新的模式或新的文学。这个变化不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进行，而是希望用一种理想推动社会的变化。或者说，使社会在理想当中达到某种境界。20世纪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变化，可归纳为先锋的运动，它们构成了推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种力量。不管它是向哪个方向，在20世纪起到了一种激进的、根本的作用。这样两种文学发展模式，构成了20世纪不同阶段的文学特点。
讨论这个问题，是想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其最核心的部分是以先锋的姿态出现的，一下子跟传统断裂了。它输入了大量西方的、欧化的东西，希望这个社会沿着它的理想进行变化。它是突发性的运动，含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内容。这也反映在语言的表达上。“五四”时期存在着两种白话文学。一种是强调“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学，与传统文化相接近。当时有一位作家徐卓呆，写了很多白话小说，都是写下层贫民的生活。有一篇叫《卖药童》，写一个卖药的孩子，今天说起来就是无证卖药，被警察抓了，小孩谎称这是卖糖。可是那个警察很坏，他明明知道小孩卖的是药，却说，既然是糖你把它吃下去，就放了你。小孩一边吃一边哭，实在咽不下去，不停地流泪。读者有理由认为，这篇小说的主题与“五四”新小说没有什么区别，写得惊心动魄，写一种被扭曲的心态，写得很好。但是徐卓呆的小说与拔逅摹毙挛难Щ故遣灰谎模热绺逞傅男∷当取Ｐ斓男∷稻褪撬健拔沂中次铱凇钡陌谆拔模褪窃诮补适拢欢逞傅男∷档挠镅跃筒唤鼋鍪强谟铮逞傅男∷岛苌倏谟铮唤黾性游难晕模矣信坊挠镅裕钇鹄捶炊苻挚凇５钦庵洲挚冢沟镁渥永锩娉渎私粽诺恼帕Γ缘梅浅Ｓ辛ΑＵ庋涂闯觥拔逅摹钡囊庖辶恕Ｈ绻挥小拔逅摹保颐堑玫降木褪切熳看裟茄陌谆拔模怯辛恕拔逅摹保筒灰谎耍镅陨嫌辛伺坊阆颉Ｎ揖醯门坊皇且桓鲇镅晕侍猓撬嘉侍猓恢址浅Ｇ苛摇⑿掠钡乃嘉绞剑俏颐窃吹乃嘉镅圆痪弑傅摹Ｅ坊嘉⒃谂肥接镅缘幕∩希鞘粲凇拔逅摹毙挛难Т吹亩鳌?
也许有人说，没有“五四”不更好吗？我们的白话文岂不更纯粹？“我手写我口”，不更自由吗？但是，如果没有“五四”，文学就会缺少一种包容性的东西，反映人物深层心理的新的思维模式就没有了。“五四”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单纯的白话文，不是一般的“我手写我口”，怎么说便怎么写。礼拜六派都是白话小说，不需要“五四”来提倡和鼓励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五四”白话文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丰富和补充。新的语言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美学感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感到新奇，欧化语言已经融入了今天的语言模式。我们现代汉语的语法里有很多欧化的成分。不但不觉得“五四”文学革命的珍贵，反而批评它的过于欧化，不通俗。从瞿秋白开始就批评了嘛。其实当年的欧化语言模式是被认可的，如果不认可，我们很可能还停留在晚清时代“我手写我口”和通俗小说的样子。从这个角度我就想到，“五四”是不是有一种新的东西给了我们？不完全是通常理解的白话文、现实主义、抒情、个人主义等等，这些东西随着当时社会资本主义化也许是自然会出现的。但“五四”使我们出现了一般时代变化所没有的东西。
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突然出现了“吃人”的意象，不仅写人要吃人，而且每个人都要吃人，甚至于狂人自己也吃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恐惧，与“五四”的主流完全不一样。“五四”的主流是人道主义，张扬个人，对抗礼教，反对社会把个人吞噬。可是，突然出现了鲁迅对人的解构。人本身就有问题，人是要吃人的，人本身就具有从动物遗传过来的吃人的本能。这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有很大区别。所以，《狂人日记》出来以后，当时的批评无法对其进行阐释，批评失语了。有些人马上把它演化为另外一些命题：如历史是吃人的，礼教是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吃人的，传统是吃人的，等等。人不会自己吃人，而是被别人所吃，自己没有责任。可是鲁迅明明写的是自己是吃人的。这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是对人自身的追问，和主流的文化有距离。这种距离反映在两种文学的不同思考上。一种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慢慢演变的文学，是常态的发展和变迁，随着这样的变迁，出现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白话文的文学。而另一种是非常态的，像“五四”这样，有比常态文学更精彩、更精华、更核心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先锋文学。从鲁迅到郭沫若，从创造社部分作家到狂飙社、太阳社等等，一系列激进的文学里边，始终有一种跳动的、前沿的、站在社会发展未来角度对现实进行批判的东西，这就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先锋性。我认为在整个“五四”新文学传统里边，拥有一部分强烈的具有先锋意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