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坛上，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有一种声音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写作现实，不能总是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可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元方法的某些积极元素的新现实主义。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

　关怀人的问题应该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还是产生了一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长篇小说，其主要特点是，一些作家在不同的视角下，冷静地关注真实的中国的人生，把关怀人的问题看得比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更为重要，使得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在较为普遍和较为深刻的层面上触及到了关怀人的大主题。 
    张洁的《无字》以90万言篇幅书写三代女性的命运，她所倾诉的既是女性特有的痛苦，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悲剧，以个人化方式进入，达到群体化的深沉反思；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关注了一种政治行为下对以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的一代中国人身心的折磨和摧毁；王安忆的《长恨歌》关注的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男权社会里都市女性囚笼般的人生和梦想折翅的哀怨；熊召政的《张居正》固然是写历史，但试图改革的人始终逃不出人治体系的可怕制约，实乃人的无助的悲剧；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巨大苦难和苦难人生的简单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关注生存本身的艰辛、顽强和苍凉；阿来的《尘埃落定》自由舒展地审视着土司家族及其相关人群的人性焦虑。不管这些作品关注的是些什么人，不管这些作品具体以哪个阶层哪种身份的人为对象，无论他们高贵还是卑微，笨拙还是聪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都在深切地关注着真实中国的真实人生和不安灵魂。
　然而，今天的文坛上，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有一种声音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写作现实，不能总是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例如，是否应该正视已然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也在打拼，他们更多地表现出自信、智慧、财富、成功，和一套全新的生活价值观，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时代精神。难道表现这样的人就不是直面现实，就不是人文关怀了吗？可是，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一个最深刻的传统，就是对小人物，无告的人，平民，普通人，尤其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关怀；如果离开或者抛弃了这一点，不再为他们的疾苦呐喊，那还能叫现实主义吗，那还是富于良知的文学吗？最近，《那儿》———一部比较直露的意念化倾向明显的小说，却引起较强烈的反应，它的形态是一种久违了的“工人阶级写作”，它痛切地为被遗忘和被冷落的人群呼喊，为国有资产的流失痛心疾首，说明这种传统的根子很深。事实上，像《国家干部》一类小说，虽然不及《那儿》那样的激烈，所表现的是一种基本相近的价值取向：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底层，愿做弱者的代言人。所以，问题是如此尖锐，甚至涉及到了谁是主角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诚然，我也认为，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文学应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但是，决不能说，只有写了底层，平民，弱者，农民，无告的人，才叫现实主义，别的都不是。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元方法的某些积极元素的新现实主义。所以，关怀人的问题不需要附加外在条件。毫无疑问，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阶级性”在淡化，“人类性”在上升。这里不妨举例来说。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纪念。在虚构性文学方面（纪实类创作有所不同），我们似乎拿不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像样的作品。恕我直言，有些作家没有对人类大痛苦、大创伤的基本感觉，好像忘了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这个永久的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作品，太看重具体条件下的派别和集团的复仇与胜负，很少上升到人类关怀的层面，于是很难写出让全人类共同感动，表达了共同的痛苦、共同的屈辱和共同的承担的作品。而那样的作品，比如俄苏的，欧洲的一些作品，会让人真实地感到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始终是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的。评论家周介人曾有一种提法：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我的想法与之相近。当然，生存和灵魂其实是分不开的。关怀下层贫困者还是关怀中层的财富拥有者或者关怀高层的权力拥有者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在关怀人本身。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鼠疫》，萨特的《恶心》、《自画像》、《苍蝇》，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格拉斯的《铁皮鼓》以及《辛德勒名单》、《这里黎明静悄悄》等等作品，不是由于它们的描写和审视对象是哪些人，而是由于它们诚实而深刻地面对了无论什么人的真实处境，关注了无论什么人的心灵遭受来自政治、科技、商品、金钱、权力、话语暴力等等的逼压、摧残与异化，使人自身的真实处境在这些作品中显得那样的触目惊心，才变得伟大。不绕开问题，不把问题简单化，能看到问题的真相，能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真切地关怀人本身，正是这些作品获得世界影响的真正原因。

　迫切需要正面的价值声音

    阅读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与阅读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情形相似，有一个缺憾始终萦绕在心头，那就是，与世界上不少国家民族的优秀作品相比，中国的长篇小说或扩大为整个文学，比较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比较缺乏超越现象界的内在的精神能力。新时期以来以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比较擅长揭示不利于人健康成长的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批判、否定能力，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存在，它缺少正面的呼吁、引导和抚慰的能力，质言之，缺少正面的价值声音。这当然与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道德理想，缺乏造就人的精神能力有着直接关系。
    我想举一个例子。有位业余作家写了一部长篇叫《金钱似水》，应该说，它相当真实地、大胆地、泼辣地、喜剧化地展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某些民企老板资本积累的残酷过程，同时撕开了温情面纱，毫不留情地把小说中的人物在权、钱、色剌激下那种膨胀的扭曲的欲望化嘴脸呈露出来，写出了商品意识的无孔不入及其不择手段性，重点则放在传统的道德秩序和情感良知在金钱面前的崩溃和飘零上，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小说里漂亮的女主人公三次委身于不同的人，全都是因为金钱作怪。小说的突出问题在于，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很龌龊，缺少了一种高洁的、庄严的、神圣的声音的衬托。其实，何止这部小说，整个当今文学，都缺少信仰的力量，净化的力量。我这样说决不是责备小说只写了些灰色的或沾满铜臭的人物，没有通常的“正面人物”亮相———文学完全允许只以揭露和批判为主，也是允许只有反派角色，但问题在于，即便没有正面人物直接出场，也应该有正面的价值声音和精神理想在场啊。
    小说的卷首语说：“金钱似水，渗透着社会每一个角落，侵蚀着世上每一个灵魂。世上没有比金钱更具渗透力的了”，小说还常借人物之口这样说：“如今还有谁跟金钱作对的”“不必为了早已不值钱的良心错过一生的荣华富贵”“上帝造女人不光为了繁衍后代，还能卖钱，只要能卖几十万几百万何乐不为？”这些话的确反映了某种心理真实，不低估金钱的腐蚀性也是对的，但这样说法是否过于绝望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富贵不能淫的人，有超脱的，高蹈的，清洁的精神，在今天的现实中，也自有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的人。
    我觉得，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当一些作品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只有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只有吐苦水的能力，或者只有在文本上与污垢同在的能力，这往往被誉为直面现实的勇气，或被认为忠于真实。而实际情形却是，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与作家拥有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有极大关系。由于没有永恒的人文关怀，没有相对准则之外的长远道德理想，人的灵魂总是漂浮和挤压在暂时的处境之中，像风中的浮尘一样飘荡无依。对当今的文学来说，最迫切的也许莫过于精神资源问题。
    仔细体味一下大师的经典作品，再读一读我们自己的作品，便不能否认我们的作品实在过多地显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闭性，缺乏终极关怀。这里试对照加缪的《鼠疫》与莫言的《檀香刑》看一看。在《鼠疫》中，人们不得不把鼠疫猖獗的奥兰城隔绝起来，所有城门被封，为了防止向外传染，里外的一切交往被禁绝，城中人被彻底孤立，而鼠疫是无药可治的，奥兰城的人陷入恐怖和绝望。这是一个人类陷入绝境的典型案例。虽然说奥兰城的人确实陷入了绝境，无路可走，但贯穿于作品的主脉不是鼠疫的如何猖獗和肆虐，而是奥兰城人一如既往对生活的执著、热爱和珍惜。作品主人公里厄医生虽然知道医学界对鼠疫暂时没有直接有效的办法，虽然他自己的亲人及身边的同事不断被病魔夺走生命，使他常常陷入痛苦，但作为医生，他每天都恪尽职守，从早到晚有序而匆忙地奔波穿梭在病人中间。或许有人认为里厄医生在做无用功，但里厄医生本人却自始至终满怀盼望，虽然他有伤心痛苦，但他从不懈怠、不退缩、不放弃。经过漫长的日日夜夜，终于有一天奥兰城的人盼来了平安。这样的作品所包含的坚韧精神和光明渴望让人肃然起敬。这样的作品关怀的是人类，是向善的关怀，健康的关怀。《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写绝望境遇的，其处理却完全不同。莫言是最富才情的作家，他在《檀香刑》中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现，所提供的惊人的陌生化效果，无疑增加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但是，小说似乎是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趣味，作者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的酷刑中，在施虐式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而歌唱。这就足以见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薄弱面来了。
    拥有惊人发行量的《狼图腾》，同样暴露出精神资源无法找到真实的价值理想的匮乏。《狼图腾》文本的形象体系部分是比较精彩的，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但作者的文化观和贯穿性意念，即所谓狼性文明论，却有太多的谬误。他说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他借人物之口说，要是没有狼，没有狼这个军师和教官，就没有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要是没有狼和狼文明，西方人也就不可能开拓出巨大的海外市场，更不可能有今天向宇宙太空的挑战。这结论真是简单得让人吃惊。那么什么是“大游牧精神”呢，据作者说，那必须是以狼性为基础、以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为前提的一种精神。作者颇为惋惜地说，只要一踏进河谷平原，一踏进农田，从事农耕文明，那就糟了，“再凶悍的狼性也凶悍不起来啦”，只能变得“温柔敦厚”。作者恨不能从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勾销农耕文明这一段才解气。作者说，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来如此！原来一切都是狼这家伙惹的祸。全世界受够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侮辱和掠夺之苦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一切因为自己属于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该。解决的办法也立刻就有了，按照作者的意思，就是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牧场去，如果不能，回到“比阶级斗争更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去也行，因为只有在那儿的厮杀才能让狼性激发出来。作者还提供了具体的药方：“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会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好一个锦囊妙计啊！引述至此，事情已变得十分滑稽，沿着这个臆造的规律推衍下去，恐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类了。有趣的是，作者却自感满足地说，他“总算理出头绪来了”。
    实际上，与一般人的错误解释一样，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戮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狼图腾》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使草原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既不是开疆拓土的血腥厮杀，也不是各种生命在草原上的嗜血竞争，而是草原人世世代代在顺从“大命”的和平生存中对草原的善待和与草原的和谐相处。
    《狼图腾》的民族精神选择问题，《檀香刑》对“吃人的宴筵”的陶醉自失状态问题，折射出来的都是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迫切问题。这不仅是文学的问题，也突显了作家的精神成长问题，文学的有无超越性问题。由于中国深固的农业文明传统，市场经济意识滞后，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向来薄弱。由于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现当代文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歧路，曲折的路，有时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或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独立自由的审美品格。新时期以来，在广泛吸纳世界文学和现代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相互激荡中，中国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文学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所已经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我们的文学还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