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毓璜  

    在我的感觉上，赵本夫也许不像我们那么看重他的处子作《卖驴》，而文学界确实是由此才知道了并一下子记牢住这位小城作者。当然跟彼时两年一度的短篇全国获奖名单给予了它显著位置有关，但事实上，获奖作品进入记载跟进入记忆並不全是一回事，一般的出手不凡也不一定昭示可望的前景。他的《卖驴》走进广大读者并频频走出国门，归根结底，不是靠了其它因素而是以其相当纯粹的艺术“硬功”取胜的。语言、细节、场景的出色经营固然新人耳目，知人观世间更闪烁着一种可以称为“大气”和“独到”的东西。据此我们可以笃信：这个年轻人的出手相透露了他的积蓄和底气，如果他的写小说不是偶尔为之逢场作戏，那么，“好戏还在后面”。
    我们的推测得到第一轮证实以后，作协已经有了調他来机关的动议。当时，我很乐意受命跟老李一起去他所在的丰县例行“考察”，短短的接触，就能感觉到这人有水平、有能力，进入作协的领导层是适宜的。我跟他有些个不言自明的“默契”大概从初次见面就开始。只是后来他既为领导了，在我，就习惯性地与其保持一点必要的或者不必要的距离。这原本正常；作为被领导者，为工作的事对他有过一些顶顶撞撞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只是在我有理无理的发作面前，他总很有修养似地保持十分的宽容、平和，至多叹口气了事，多少让我有些许不安，需知这人也是个个性强的作家，是个有脾气的徐州人，在我面前，多少会有些出于“领导身分”的考虑而奉行“自我抑制”吧。像跟对一切领导我的人一样，我跟他接触並不很多；但我知道，他对我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和信赖，生活上有过为我做出的担当，工作上劝说过我担当自度不能的“重任”。碰上酒喝得稍多一点，每每会人前人后冒出一句“老黄是好人”什么的；前些年还屡屡半调侃半慨叹地说“老黄是大龄作家”，这话我懂，也就是一半“哀挽”一半“不平”了。记得这些是因为我很受用，人大概总是有这样的弱点，不会反感于被人惦记着，不会不乐意被人称为好人。
    被领导通常是无法去“关心” 领导的，唯一惦记的是：当了头，千万别过多挤兑了创作时间。好在本夫明白，他归根结底是个小说家，几十年来没有稍懈于此。比较起西方作家乃至国内的许多作家来，他祘不得高产。可在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一个不肯轻率动笔、因而也极少造出平庸之作的小说家的自我把持。他确实可以说是于今已为数不多的、能够以自己的基质和底色沉稳而又灵动地显示自己的作家。其处子作之后，那种或许可以归结为土地情结、民间情怀、历史意识以及生命眷顾的心灵潜质，在一系列的中、短篇章中得到长足的灿烂释放。无论是较早的孙三老汉（《卖驴》）、黑嫂（《狐仙择偶记》），还是《绝药》中的崔老道、《绝唱》中的尚爷以及《斗羊》、《寨堡》、《土地》、《进城》、《远行》中特质鲜明的人物和摇人心旌的意境，都经由传奇人生、跌宕命运、自然性灵、社会内情的铺排，伴和不绝如缕的生命律动，饱绽牵动神思的历史意绪，注入催人遐想的事外远致。从这些作品联想到传统笔记小说、联想到话本传奇一类，也许並非不着边际；然而，比较起精妙、奇幻构成的可读性来，本夫更能让我倾心的特点在于飞动的想象和与此相应的艺术延展力。他往往以虚实互补、真幻相生的笔致，拓展开充满真实感、张扬提挈力、饱含思索性的情境。
    论者比较热衷从这类小说发见传统的、乡土的基因，发见一种对于乡村生活和传奇人生的历史性开掘，却一律忽略了他笔下那些普通“人”、“物”独异奇谲的神采提挈，那些寻常“事”、“情”匪夷所思的演绎，总是为文本构成了一种超越的可能，为读者提供由故事向“故事外”自由驰骋的广袤时空。透过那些悟觉到的和迷惘着的，透过那些莫测之变和不解之迷，你总会怦然心动，放飞思情，借助眼前景的触发，去到那些很大、很远的地方。这个特点到了《祖先的坟》、《枯塘纪事》、《安岗之梦》、《寨堡》、《即将消逝的村庄》、《市长与鞋匠》等篇中就更为显山露水。读短篇读出那么悠远的人生感、那么浓酽的沧桑感来，不能不祘是作者的匠心独运。这鼓励我如斯描述：他十分介意给短篇以“长度”，化“意思”为“意味”，让人物特定遭逢迭印“人类”普遍运命，赋予事件具体性以“寓言”的抽象品格。这一些，使本夫的创作内在地挟带了文学的某些“现代”命题、“现代”思考，很可以说，从创作之初，本夫的小说就潜在了某些属于“现代”的精神，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潜在了小说走向“大说”的趋向。只是愈到后来，才愈加明显起来。
    论者仅仅从题材方位，以“乡村书写”论之，或者仅仅从他的不舍性格和情节，以传统“现实主义”论之，那纵然没有很错至少也不是很对；他诚然是由黄河故道那一方土地养育的子弟，诚然深受民间文化的濡染，他自己或有用他的小说“反映农民生活、情趣、愿望”一类的表白，今天看来，恐怕只是就立足点和初衷而言，或者说，他的实践，已经印证了“效果大于动机”那句老话。就文本涵茹的内在精神看，他大体不能为什么“主义”所规范，不能为“乡村书写”所规范。我在一个场合曾把他称之为“传统与现代的混血儿”，我不能条分缕析地阐述自己的这个说法，然而我知道，相对于本夫在艺术运思上跟时与空、古与今、城与乡、性与灵以及恒常与异变、乐感与悲情、坚守与拒绝等等的关涉，这个说法大体是並不离谱的。
    江苏作家在一起一般不聊创作。比较起来，还是跟本夫聊得多一点，且谈起来往往认真而投入。“所见略同”的情况居多，“不能苟同”的一般不争论，彼此间渐趋明白：“不置可否”便差不离等于“不能苟同”。你知道的，写评论的人多有为作家“分期”、为其作品“分类”的癖性，那一次在同车外出的路上，跟本夫谈起他的创作，我说到从《白驹》、《涸辙》、《走出兰水河》几篇开始，可以看成其创作路数上的一次“转折”，意谓从“传统”转向了“现代”。他沉默着，“不置可否”，当然明白是“不能苟同”。这自然並不妨碍我在不久以后的一篇文字中如此立论。至今不知道他对我当时的说法如何想，想到了什么和什么。只是去年重新细读了他收在一个集子里的大多是早年的短篇，自己感到了“转折”一说需要再度审慎。我想说的是，转折云者，仅仅是依据了“手法”的运用，那几部中篇还可以包括此后的长篇《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明显的采用了象征、隐喻、反讽、荒诞以及模糊把握、不确定把握等等为“现代派”常用的手法。而其实，就应对世界的艺术精神而言，跟其早先的短篇，跟他固有的世界态度和审美旨意是一以贯之的。与其说“转折”，不如说是借助于形式因素，他释放那些固有的生命体验和固有的心灵系念，更加得其所哉也更其表面化了。甚至可以说，他为自己要表达的找到了更能相应的“形式”。
    当然，我们也由此更能接近本夫的心路，理解一个执著于乡土、眷恋于大地的作家，何以总是在他的世界观照中、在他的艺术营构上，采取了俯视的姿态和开阔的布局。在上面提到的一些中长篇中，还可以包括早年的长篇《刀客和女人》以及后来广为流传的短篇《天下无贼》，我们分明都可以读到一些潜在的“主题词”：自然与社会，人物与动物，文明与蒙昧，理性与野性，善良和邪恶，友善与争斗，财富与权力，发展与迷失------这些大的关目愈演愈烈地纠缠着他，愈来愈成为这位置身现代的作家的浩茫心事。我在评品他以《地母》总其名的两部长篇时说过：“------它是‘浩茫心思’蓄之既久之后在小说领地的一次着陆，是他的心灵宿求历经辗转反侧而在艺术国土的一次偿愿。”他显然在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中更加痛感于“社会”的羁绊和“人性”的畸变，更加以一颗素朴向善的心，冀望于自然的复归和良知的复苏。这成就了《地母》具有“史前”色彩的前两部的酣畅淋漓，也该从多重层面上给计划中的后几部留下一些颇费考量的思想课题并艺术课题。特别是对于“写实”与“想象”、“小说”与“大说”之间的内在辩证和艺术融通。
    这样去说赵本夫和他的小说时，我觉得已经顺便说清楚了一件事。我指的是，何以在我近年来用了“仿生学”的做派去戏说江苏重要的中青年作家时，把本夫跟“猿”联系起来。其实我对“猩”“猿”的脾性並没有多少了解，大体是古诗文里对它的规定影响了我。“猿声天上哀”，“空山啼夜猿”，“嗷嗷夜猿鸣”，“两岸猿声啼不住”，“猿鸣三声泪沾裳”------猿为人类远亲，猿喜山间攀援，或有“古猿”、“高猿”之谓，盖因它那里容易诱发独立苍茫，历天地悠久、阅古今变易的遐想。本夫小说的俯瞰姿态、宏观寄意、悠远纵情，与“高古”之猿给予人们的意会差可比拟；而猿之啼鸣，多于旅途遭逢，林寒涧肃、空谷传响，给行者带来的哀思愁绪，适足以跟本夫小说连类取譬——他常常如同寄生天地逆旅的过客，感受世事沧桑，品味人生苦难，呼唤人性美质和人际和谐，憧憬和寻觅其心向往之而又难以名状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