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需要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已经或正在涌现大批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可是，有些作家对反映这种时代英雄人物缺乏信心，他们感受不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的力量，或是躲在象牙之塔，或是回到自身的内心世界，甚至有的在某种狭隘利益的驱使下，大写特写“性”生活。这就是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出现了颠倒黑白、颠是纳非的眩惑现象。这些文学作品不以真美打动人心，而以眩惑诱惑人心。这种眩惑的主要表现是：一是在人物的一些对话中，不顾及人物的个性和身份，一律都以性方面的内容为谈资；二是硬塞进一些既不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必要环节，也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没有特殊的联系的性描写；三是将私人生活主要是性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没有任何掩饰和净化；四是在集中描写人物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行为时，不管人物的身份、个性等，也刻画人物的一些琐碎的趣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趣味，似乎不突出这方面的就不足以写出人物的整个“人性”。有些作家也是渴望塑造英雄人物的。但是，他们却不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变革历史的伟大力量，而是遁入历史的长河，挖掘一些英雄人物。当然，我们不排斥、不反对在历史、在过去中寻找力量，寻找诗情。但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时代英雄人物，甚至拒绝拥抱当下现实生活，这无疑是怯懦的、懒惰的和短视的。
    因此，时代英雄人物在当前中国文学中的缺席不能不说是当前中国文学的巨大缺憾。
    任何时代都对文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前中国文学就是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这些特征在当前现实生活的英雄人物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集中地表现。正如德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莱辛在《汉堡剧评》（第一篇）中所指出的：“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只要不单单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机智、学识而写作，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国家的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他们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因此，当前中国文学需要大力反映时代英雄人物，刻画和塑造时代英雄人物形象。否则，当前中国文学就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就会越来越边缘化。
    从审美需要来看，人们渴望和要求文艺作品中大量出现英雄人物，尤其是时代的英雄人物。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十面埋伏》，虽然其英雄观是错误的，也不是表现当代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但是因为塑造了一种英雄人物，所以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改编在内的一些反映武侠的影视片，因为刻画了一些侠肝义胆的武侠英雄，所以拥有很大的市场。还有一些人们所说的红色经典虽然遭到不少人的否定和排斥，但仍然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红色经典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塑造了一大批深受人们喜爱的英雄人物。因此，凡是反映和塑造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这充分说明了欣赏英雄人物，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是人们迫切的审美需要。而当前中国文学努力刻画时代英雄人物不但能够极大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而且能够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从现实需要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英雄人物和创造英雄人物的时代。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Ｔ·范恩的《历史学必须全球化吗？》（《新华文摘》２００４年第８期）一文所说：“我并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话会对政治家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负道德责任地选择谈论的话题并发表意见。这当然得取决于发展的是哪一种全球化，采取的是哪种评判标准。一种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负担，并建立起可行的国际法体系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在某个企图将第三世界的财富吞噬到第一世界的最大银行账户中的霸权势力的控制下而产生的全球化。倘若是第一种，人们自然会对全球化另眼相看。”美国学者理查德·Ｔ·范恩认为存在两种全球化。而我们所追求的是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上的全球化。这就是２００１年胡锦涛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以《２１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为题所作的演讲中所指出来的，近年来世界许多地方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发人深思。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甚少，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只有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上的全球化，才能真正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将致力于各国平等参与制定世界经济的决策和规则，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减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遏止“贫者与贫，富者与富”的现象。南北差距的缩小将不仅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世界上许多不安定因素。这种历史变革的紧要关头是需要英雄人物并能产生英雄人物的时代。因此，当前中国文学不能缺少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恩格斯在批评倍克的《穷人之歌》时明确指出，新时代的先进文艺，应当塑造、表现和“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他是这样说的：“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歌颂‘穷人’，歌颂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相互矛盾愿望的人，歌颂各式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恩格斯对先进文艺提出的这个要求并没有过时。任何时代、任何阶级都有自己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理想人物。他们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的化身，具有感召、激励和鼓舞人们开拓进取、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当前中国文学塑造这种英雄人物形象，既可以反映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也能够给文艺自身的发展带来富有时代感的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从而建构起文艺的新天地。

    二、妨碍当前文学塑造时代真正的英雄人物的两种偏向
    而当前中国文学的两种偏向却严重地妨碍当前中国文学对当下真正的英雄人物的塑造。一是孤胆英雄观。在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英雄人物，但是，他们大多是一些孤胆英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英雄人物表现出一种狭隘的青天意识。这就是当前不少文艺作品在反映和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时，无论是写正面的英雄人物反腐败，还是写反面的腐败分子搞腐败，都归结为他们的个人品质问题。当前不少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斗争不过是人性的善与恶的激烈较量，而不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显然，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观点的创作倾向。一些正面描写反腐败斗争的文艺作品，孤立地塑造那些反腐败的英雄人物。这些反腐英雄之所以坚决地反腐败，不是因为有了基层民众的斗争、支持和推动，而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品格和嫉恶如仇的高尚品质。也就是说，他们的高尚动机不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他们不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不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人们从这些孤胆英雄的个人命运中是看不到历史的未来的。正是因为这些反腐英雄大多都是孤胆英雄，所以，不少这类文艺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大多是正不压邪的。即使有些文艺作品着力表现了孤胆英雄打击邪恶势力、扶弱济困的英雄行为，也因为基层民众的痛苦太深，牺牲太大，苦难太长，这些积极努力犹如小石入海，浪花虽美，但消失得太快。有人认为，这种只是反映正不压邪的暂时的历史阶段的文艺作品，从局部说可能是真实的，它们可能会在某个局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没有达到生活本质的真实，即更全面的真实。作为文学，要客观全面地表现人性。现在有人说到人性，就是指本能的欲望，权欲，贪欲，私欲，而将精神性的、美好光明的一面从人性中彻底排除了。这样的人性，退一万步说，也只能说它是不全面的。而那些热衷描写小人得志、正不压邪的文艺作品就没有客观地表现全面的人性。可以说，这虽然指出了问题的一些方面，但没有把握问题的要害。其实，这些文艺作品的根本缺陷一不在于只是写了社会的“小人得志、正不压邪”的暂时历史阶段，二不在于没有写出“全面的人性”，尤其没有写出人性的神圣一面。而是在于它没有写出基层民众的斗争力量，没有写出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没有写出他们在矛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其视野仍然局限在少数个人的身上，而基层民众大多是无力自助，消极地屈服于命运，甚至放弃了任何作出自助的努力。一是躲避崇高观。有些作家不是在沉重生活中开掘真善美，而是消解真善美。这种对神圣东西的消解，根本不分辨神圣的东西的真伪和是非，而是将一切神圣的东西一律庸俗化。有人认为这种对神圣的东西的消解不是消解真崇高、真理想，而是解构假崇高、伪理想。显然，这不过是以假设的善良动机判断罢了。这种对消解神圣的美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歌德说：“对于他人的伟大优点除了敬爱以外，没有别的适宜办法。”而那些消解神圣的作家对于他人的伟大优点没有丝毫的敬爱心，总是用怀疑别人动机、污蔑别人伪善的办法，去剥夺别人可敬佩的成就。从心理学上说，这可以说是嫉妒心的表现。有嫉妒心的人自己不能完成伟大事业，便尽量去低估他人的伟大，贬抑他人的伟大性使之与他本人相齐，而不是见贤思齐。从方法上说，这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写历史的办法。他们认为凡别人完成的事业都仅只是外在的表现，而他们内心中却另为不良的动机所推动，如满足虚荣心和私欲等。他们不满足于朴素的叙述历史上或现实生活里的英雄们所完成的伟大勋绩，并承认这些英雄人物的内心的内容也足以与其勋业相符合，这些作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藏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人的同一水平。从功能上说，这种对神圣的东西的消解和神圣的东西的关系是双重的：既排斥又觊觎。有的不但消解神圣，而且渴望堕落。这种渴望堕落和消解神圣是不相同的，因为消解神圣对崇高既有拒斥又有觊觎，而渴望堕落则是真正的躲避崇高。如果说消解神圣往往为具有正义感和是非感的人所不齿，那么，渴望堕落则因为罩着一层神圣的光环，还迷惑着不少人。他们以曳尾于涂中自诩，颇能赢得一些喝彩。这是一种在多元论的遮盖下的堕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好的呢。”渴望堕落的作家漠视这种价值高下的判断，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有人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也仍然是人。很明显，这是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有些人躲避崇高，拒绝壮烈，表面上是对过去的伪崇高、伪壮烈的批判，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反对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这是一种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甚至抵制历史进步的庸人哲学。这两种不良倾向都是违背人们的审美需要和现实需要，只能将当前中国文学引向平庸、琐碎。
    三、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必须和人民共命运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说：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这种中国的脊梁人物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当前文学只有积极努力地把握和表现中华民族的脊梁人物，才能克服一些人的“自欺力”，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力。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英雄人物，相当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当前中国文学塑造这种真正的英雄人物，就可以培育和弘扬优秀民族精神，引导人们前进。但是，这种时代英雄人物绝不是狭隘的民族英雄，而是和人类共同进步的。
    当然，我们所要塑造的时代英雄人物，绝不是脱离人民而高高在上的精英。这种英雄人物和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英雄人物和人民的关系不是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而是黑格尔所指出的：“人民就是丰收的大地，英雄们像是从大地里长出来的花朵和树干，他们的整个的生存是要受这种土壤制约的。”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英雄人物，都不是孤立成长的。时代英雄人物不但要与广大基层民众的利益一致，而且必须集中地反映他们的要求。如果不能在先进英雄人物身上看出人民的力量，不能在基层民众身上看见伟大的革命力量和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如果时代英雄人物不能和基层民众的力量和斗争紧密地结合，那么，这种时代先进英雄人物就是没有力量的孤胆英雄。而这种孤胆英雄是走不远的。我们比较长篇小说《抉择》与《国画》《沧浪之水》，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精神追求。在当前，中国社会腐败势力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而最广大的人民是坚决地反对腐败的。他们对腐败势力的斗争最坚决、最顽强、最彻底。在长篇小说《抉择》中，李高成之所以能够战胜社会腐败势力，之所以能够从腐败势力精心营造的网中或圈子里跳出来，之所以能够在面对政治对手、面对“上级”、面对部属、面对亲人的时候，没有从个人利益和狭隘集团利益出发，而是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考虑和处理问题，并非因为他是超人，而是因为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坚决反对腐败的力量来源于基层民众，而不仅是他的个人道德品质和党性觉悟。其实，李高成的生死抉择不仅是他个人作出的生死抉择，而是人民的推动和支持。在当前有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中，因为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没有真正表现人民推动和创造历史的力量，所以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或者正义力量对邪恶势力妥协和磨合的委屈和无奈，进行自我观念的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或者正不压邪，正义力量不是同流合污，就是自我逃避。这些文艺作品因为只看到了个人的力量，而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对这个世界是悲观和失望的。这就是我们在长篇小说《国画》《沧浪之水》中所看到的。长篇小说《国画》犹如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幅浮雕，它不仅反映了当前腐败势力的丑陋生活，而且把握了这个时代的暗流，或者某种趋势，这就是一种正不压邪的历史趋势，那些拒绝进入圈子，不愿意或没能混入特殊利益集团的正直的优秀人物正被纷纷碾碎，而跻进圈子的朱怀镜则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步步高升。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背叛了他们的社会出身，与特殊利益圈子同流合污。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池大为对这种特殊利益圈子虽然有短暂的抵触，但很快就缴械投降了。其实，池大为的矛盾和痛苦不是要不要圈子的问题，而是进入的代价问题。因此，不管池大为对圈子多么抵触，但最终都会同流合污。即使池大为有了重建崇高的条件和机会，但他也放弃了。“圈子好像是个黑洞，好像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这里有一种势，谁也无法阻挡，这又是一个局，无人可以超越。”池大为之所以没有力量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脱离和背叛了广大的基层民众。因此，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是基层民众的英雄。
    同时，当前中国文学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不能只是在历史中寻找，而是应该大力塑造时代的英雄人物。固然，“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起来。”但是，当前涌现的真正的激动人心的英雄人物，才比较充分地体现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只有这样，当前中国文学才能不愧我们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

来源：文艺报   作者：张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