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龄与文学的关系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话题了。而且好像年龄越小就越文学。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曹植、骆宾王、王勃等年少而诗才迸发的例子，但像“伤仲永”之类的忠告似乎更具主流。如果深入到文学创作本身，那么“老”显然也更代表一种主流的审美风尚，杜甫就曾反复表达：“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苏端薛复筵简薛醉歌》），“毫发元遗恨，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枚乘文章老，河间礼乐存”（《奉汉中王手札》）。中国古代学者虽然并不完全同意文学与年龄俱进的观点，但总体而言确实倾向于“老而诗工”，认为“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锻炼始精粹”（刘克庄《赵孟缨诗题跋》），甚至坚信一定要以年岁为根基，反对少年老成的“伪老成”，“诗要老成，却须以年纪涵养为洊次，必不得做作装点，似小儿之学老人。”（清张谦宜《絸斋诗谈》）[1] 这种立场与现在可谓大相径庭，现在老、年龄大，包括老年社会都几成一些负性概念，可以说，整个时代都已经进入了青春崇拜期，文学界也不例外。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些现象，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社会的变革，曾经几近于停息的文学开始复苏，一大批在文革之前即已成名而已近于中老年的作家恢复了他们的写作，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文坛对由这些中老年作家文革之前作品所建立起来的创作期望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下降，而将信心投入到陌生的青年写作者的身上，在其后的中国新时期写作中，这样的信心和热情几乎一直处于坚挺和亢奋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如过江之鲫一拨又一拨地加入到当代写作者的行列，使得中国的当代文学文化里的马太效应急剧地倾向于“青年创作”。事情发展到90年代，以至于出现了迷恋于低年龄创作的心态，从创作、批评、出版、期刊、大众传媒，都将期待和话语向度投向了“最”年轻的写作者，“新生代”、“晚生代”、“文学新人类”作为一些文学命名一个又一个地被仓促地借用和拼合起来用以概括这些写作者，或者干脆以“60年代作家群”、“70年代作家群”来划分或呼喊。而近年的“80后”现象更将这种状况推向了极端。
    在中国，即使在“五四”时期，也没有对青年创作倾注过如此大的热情。社会学研究史表明，青年和青年文化作为一个严格的对象还是晚近的事，不是仅仅作为一个生活概念，而是将青年期看成一个独特的时期据说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工业社会的到来使人们“发现”了青年。其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青年、青年文化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反之亦然。本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事情成为众多学科的学者们至今仍然谈论不休的话题。青年的地位以及青年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可以作为某一社会结构特点的表征，这一观点也已取得人们广泛的共识。对这方面的观察与研究可以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视角进行。从共时性的角度能够方便地比较出不同社会、民族、国家、制度乃至社区的状况，比如，有学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就存在着一个对年轻人有利而对老年人不利的传统和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中，对青年的器重得到了价值系统的支持。概括地说，在“有用的活动主义”价值理念的支撑下，社会往往偏重于行之有效的事，喜欢能产生看得见的，常常是物质方面结果的结构，把在生产上直接有用的东西看得比非直接可派用场的东西重，将技术上的成就看得比不是很有用的东西如精神产品之类的重得多，有用的活动主义价值观从某种程度看有些盲目地迷信所谓“进步”的事物，甚至会把赞成毫不吝啬地投向那些看上去可能会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事物上，而同时，又坚持认为构成社会真正进步的是物质的方面。因此，有用的、功利的、充满活力和动感的、能在瞬时间把握机会和技术进步的人和事被优先考虑，青年以及青年文化成为不可忽视的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而从历时性的角度则可以考察出某一社会、国家、民族以及制度的变化，针对当年60年代弥漫全球的青年风潮，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撰写了名重一时的《代沟》，米德是在其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去研究青年文化的，按照米德的理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三种阶段或模式，她将其分别命名为“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后象征文化是老年人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年轻人事事得向老年人学习，而未来总是重复着过去；互象征文化是较这平等的文化，“社会成员的主要模式是同代人的行为”[2] ，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承续主要靠人们相互的学习与讨论；而前象征文化则可以称为青年人的文化，米德认定：“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年轻人对依然未知的将来具有前象征的理解，因而他们有了新的权威。”[3] “前象征文化的发展要靠一种不断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年轻人按照自己的首创精神自由行动，他们能在未知的方向中为长者引路。”[4]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讨论相似性论题时我们还是犹疑不定的话，那么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已比较有把握地讲，中国已经到达青年崇拜的前象征文化的边缘了，虽然，固守传统的心态和价值理念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强调“坚持”、“继承”、“发扬”几乎弥漫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抑或是在民间文化立场，提倡“改革”、“开放”、“创新”，注重社会进步的呼声乃至采取较为切实的举措又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不得不承认，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在发生着变化，虽然这里面带有被动的无可奈何的色彩。崇尚技术、追求实效、趋骛功利以及对创新、进步、变化的肯定毕竟一天天地使我们的生活在改变，体制改革，尤其是人事制度、用工制度的改革使人们更加觉得年轻的可贵，年龄问题在全社会都变得非常敏感，公共事业的发展使社会前进的节奏加快了，时间的概念也不复往日，社会正在迈向“老年”，因此青年的地位更是大幅度的提高……。还有一些方面必须注意到，比如许多经典的社会学都曾注意到消费与青年的关系。其实，现代消费社会的形成几乎是与现代工业同步的，生产与消费脱节是工业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当庞大的产业工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事并不是他们直接需要的产品的生产时，为他们的生活建构消费体系就是必然的，而这个消费群体的主体便是青年。当消费超越了生存所必需的水平后，如何开发更多的消费需求，激发更多的消费欲望，便成为一切消费品生产与消售商们考虑的问题，于是，青年生理的成长变化、心理的追新逐奇便成了消费社会的重要内驱力。在当代社会，青年与消费是互为动力的依存，这里面的因果远不是传统理念所能解释的，青年一方面崇尚新奢侈的物质主义，一方面则把需求扩大到文化领域尤其是流行文化领域，而最终成为一种产业。目前，这一文化早已进入资本操作阶段，以年轻为对象的文化产业，从音乐风格到服装流行色，从产品的最初构思、设计到最后的生产、经销，从歌星、影星的挖掘和包装，到他们的艳闻炒作，资本的操纵者们既是青年文化的制作者，当然也是最大的获益者，因此，可以说，青年能有如今的地位，消费社会的哄抬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对前者的分析有时自然离不开对后者的剖析。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地互为因果。我们虽不能给当下的中国社会定性，但一种支持青年文化的价值观念已然形成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而当一种文化取得了来自社会结构内部价值系统的支持后，它就会迅猛地发展起来，有时甚至会成为一种时尚进而成为一种惯例，这正是目前中国文学惟“青年”是趋，惟“新”是求的深刻的社会动因。文学界应该对些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揭示青年创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外在的必然性，正是这样的必然性左右着传媒与大众的趣味和文学运作机制，同时，明白这样的必然性不管对批评和创作都具有意义，它有助于廓清青年的“神话”，使其回归到文学的坐标接受检验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