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 相对于文学现场的丰富与驳杂，作为历史叙述的文学史书写选择的只能是某些预设的观察视角。依据这些预设的观察视角，在确立、揭示出某些文学传统的同时，恰恰构成对其他文学传统的掩盖。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史也正是在这种遮蔽与敞开中不断被重写。这就意味着文学传统中的作家，一些可能在这种重写中淡出；一些则因遮蔽的去除，在追认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在重新审视中生发出另一种文学史意义。新时期写作中，赵本夫属于以其丰富性可以在不断重读中获得意义增殖的作家。90年代中后期，陈思和从“民间”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和整合渐渐成熟且为学界接受和认同，这中间，赵本夫的写作被描述为新时期文学“民间”传统的开端。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借助他从90年代初开始对赵本夫写作的追踪考察，认为：“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较早体现这一创作特点的是赵本夫，他在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刀客与女人》、《涸辙》等首先创造了民间历史话语的美学意境，悲壮而传奇地描写了黄河边上的下层民众抗衡天灾人祸的粗犷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与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相对立的民间文化的生命力。”[1]
这段评述引发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从文化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早在20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民间”即借启蒙主题的设定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并且成为这场运动框架的一部分。40年代后，随着现代知识分子地位和身份在社会分层中的变化，“民间”在新的意识形态构建中得到空前强化。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中的“民间”的意义，无论是启蒙的倡导，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调，“民间”话题的不断拾起都不出文化策略选择的窠臼。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民间”的文学书写往往流连于修辞层面，虽然不乏审美关注，但相较于不断转宕的宏大时代主题，“民间”的审美自足性自然被挤兑到边缘。其二：就赵本夫的创作而言，无论是“民间历史话语的审美意境”的“创造”，还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力”的“产生”，显然都是生长性的，有其孕育和发萌的过程。不仅如此，从文学阐释的再生产角度，从赵本夫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卖驴》，到中长篇小说《涸辙》、《刀客与女人》，再到陈思和对其写作“民间”内容的辩识和挖发，十多年中，很少有人从“民间”的角度对赵本夫进行描述、解读和文学史定位，而90年代中后期对赵本夫的研究恰恰证明，从“民间”角度入手可能发现赵本夫在新时期的另一种意义。诸种迹象表明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中，“民间”不断被作为文化论争中的筹码抛出，文学书写中的“民间”也相应地出于不同的文化策略的考虑被随意裁剪和篡改。这样，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民间”常常被置换成精神的乌托邦、没落文化的渊薮或者是阶级斗争的阵地，至于乡土中国“民间”的真相，那沉默的大地和民众却一再被遮掩。
2、 从整个20世纪的思想，文化角度去思考“被压抑的民间”的问题显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这里，我们仅仅选择赵本夫作为个案，从作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意义生成的角度，去考察20世纪80、90年代文学书写中“被压抑的民间”问题。我们的研究从赵本夫创作的起点开始。
作为一篇获全国优秀短篇奖的小说，《卖驴》肯定具有和时代政治语境的契合之处。回顾《卖驴》的创作过程，赵本夫谈到：
1980年夏秋，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传言，说政策又要变。多年来，农民最头疼的就是这一条，政策朝令夕改，让人动辄得咎，不知怎么做才对。现在政策放宽，农民谋生的领域开阔了许多，这是一件得人心的事，但大家又担心好政策不久长。我接触了不少农民，他们都有这种顾虑。我想应当反映一下农民的呼声。本来，从我打谱搞文艺创作，就立志着意反映农民的生活、情趣、愿望等，因此这念头一经产生，便十分强烈。
那么，这算不算主题先行呢？我说不清。但有一条可以肯定，这观点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从实际中产生的，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当然，这心声必须通过形象来表达，因为毕竟是在写小说。
有几点，我正在紧张地构思中。一天中午，我和一位同志去街上买东西，刚出店门，迎面看见一辆毛驴车，那个误入火葬场的故事又马上映现出来，并立刻和脑海里转游了几天的念头撞出火花。农民怕变的疑虑，和故事中老汉误入火葬场后产生的不吉祥感一拍即合，眼前一下子亮了。自然，原故事要经过改造，把踢死变成踢伤，不然主角一死，下面就没有戏了。另外，再加上老汉以前因拉脚受过批判的背景，误入火葬场就不再是一件孤立的奇事，而成了孙三老汉卖驴的导火线，原本僵死的故事一下子活了起来，人物也就有了。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发展，如果接下去让孙三老汉把驴卖掉也未尝不可，因为这样已经反映了农民怕变的思想。但我联系这些天和农民的接触，深感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没有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他们骂过“歪嘴和尚”。但绝不骂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生活一步步改善。尽管目前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却比解放前要好得多，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他们相信事实，也就相信共产党。因此，如果让孙三老汉把驴卖掉，就不符合这个思想的主流。[2]
应该说，《卖驴》写作于一个文学实践和政治意识形态重建彼此重叠、互证的时代。新的政治意识以否定和反思“文革”的允诺使文学实践真实的抒写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而相应的，文学实践亦以对“思想的主流”的参与和肯定回报政治意识的允诺。赵本夫的创作谈透露的正是这个时代作家的心理信息，从而框定了作品阐释的元视域。这样，《卖驴》阐释中的意义生成因为作家的强调集中到政治意识形态与文本的对应关系上。不仅是《卖驴》，几乎整个80年代的文学都被抽绎成类似的“公共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的延宕和转换。从而限制了对作品多义性的阐释。而事实上，当我们今天重读《卖驴》，发现除了上述作者提及的“公共性”的叙述内容，作家还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着具体社会、文化和心理内容的“民间社会”的叙述内容。由于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规避，在《卖驴》进入阅读、阐释之初，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执扬“公共性”叙述内容抑“民间社会”叙述内容的价值取向。即使像陈思和那样敏于发现的研究者在当时也只能谨慎地指出《卖驴》“以民间传说中的机智和神奇色彩来寄寓作者对生活中某些形而上的思考”，[3]未能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开拓赵本夫“民间社会”发现和书写的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卖驴》的价值仅仅在于彰显“农民对党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针由怀疑到思想变化与心理变化”的“思想的主流”，那么其赓续的无非是“十七”年文学理想主义价值体系下“写中心”、“赶任务”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因此，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放在“反思文学”中，《卖驴》的独特性都很难体现出来。那么，既然如此，作家和研究者为什么都要抑此扬彼、顾左右而言他呢？问题的关键就像当时的评论者指出的，《卖驴》首尾孙三老汉误入火葬场和老兽医王老尚的“神鬼鞭”，“两个偶然事件，多少带一些必然性，对孙三老汉的性格刻划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尤其是两个事件首尾照应，造成了‘奇来无端，奇来无响’的效果，给人以回味的乐趣”。但“《卖驴》的首尾的两个事件，尽管写得风趣、幽默、神奇，但它们并不是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及其命运来打动读者的，反到像是以恰到好处的噱头牵走了读者的注意力。从这方面看，《卖驴》的短处在于喧宾夺主………”[4]这种现象在对赵本夫的阅读和阐释中不是孤立的，《“狐仙”择偶记》是赵本夫早期写作中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小说发表后，有论者认为：“《“狐仙”择偶记》或许是想通过对爱情的描写来反映十年内乱给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青年，在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带来的困苦和空虚，从而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和极左思潮的危害，这本来是很好的主题，值得一写。但是作者在实际写作中，都选取了一些与主题游离的生活表面现象，用轻浮的笔触进行细致的描写，结果把读者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那些庸俗无聊的打情骂俏之中去了。”[5]仔细揣摩，显然发现评论者担忧的是作家的审美表述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的裂缝和错位。这样，当像《卖驴》、《“狐仙”择偶记》这样的作品诞生后，为了弥合可能的裂缝和错位，作家和评论者只能通过阐释来纯洁作品的主题，从而让作品中生动的基层日常生活以及独特的民间氛围沉没。而对80年代中后期《陆地的围困》、《涸辙》、《走出蓝水河》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中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文化主题强调则构成了对基层民间生活的又一重遮蔽。
还以《卖驴》为例，从主题系谱的角度上来看，《卖驴》挪用了现代文学中的"病痛-疗救"的母题原型。这种母题原型中有两种基本模式：国民性批判的启蒙叙事和知识分子改造的革命叙事。其中国民性批判的启蒙叙事在40年代的解放区创作中融入了革命叙事的内容，将对国民疗救的文化、思想启蒙置换成政治理想启蒙，像《小二黑结婚》等等。某种意义上，《卖驴》的叙事有些接近于融入了革命叙事的启蒙叙事，但值得指出的，“医”好孙三老汉“恐变症”却不是政治理想的承诺，而是“根据农民的心理特点，于是产生了柳镇庙会上一系列的镜头，最后把老兽医的事情移植过来，不仅医好了驴腿，而且最终‘医’好了孙三老汉的‘恐变症’。完成了从卖到不卖的转变。”[6]在这里，民间的焦虑和恐惧借助民间的智慧消解，民间因此也完成自身的超越和提升。就赵本夫而言，从创作的起点开始，就设定了回归民间基层社会，观察、书写活的乡土中国的写作立场，就像鲁迅先生在评价许钦文、王鲁彦的“乡土文学”时所说的，“活泼地写出民间生活来”，写出“地上的愤懑”来。
3、现在，我们将赵本夫的写作置放到20世纪民间基层社会书写的文学史序列中去考察。在赵本夫的笔下，除了像上文提及的《卖驴》、《“狐仙”择偶记》等以戏谑之笔书写江湖传奇，也不乏对乡土中国怀恋的梦里依徊：“一园翠竹，约八亩许。院内枝叶扶疏，绿荫映照，地面上松松地一簇簇青草，开着红的、黄的、紫的、白的各种野花，招引得蜂蜂蝶蝶在竹院里飘飞穿行”（《绝唱》）。
《远行》也是篇不事雕琢的小说，就像那一面漫漫的河坡，静静淌动的河水，就像乡间田野生长的瓜豆，青葱而素淡。乡村少妇的寂寞心事，烟一样的疼痛与渴望，弥散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小说感伤、浪漫、抒情却又节制。
《羊脂玉》也是这样的诗意书写，只不过作者将背景移到市井闾巷。“石碾子巷”的七妮，与两个男人共同生活，在一座门常关着的三合院里，共同组成一个奇怪而平和的家庭。和上述的小说相比，《羊脂玉》更多世俗生活的温煦和欢乐，男性的爽拓，女性的单纯，从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微微地旁逸斜出，却不离乡土中国的广阔大地。对这个家庭的存在，30年来早就“不新鲜”了，人们议论它也“不会有任何褒贬的成分”。赵本夫写故道儿女的“性”与“爱”取径健康和不悖人性的视角，相比传统主流文化别有风姿。类似的小说，还有《月光》、《雪夜》等，应该说，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意书写，在中国文学远承古典田园诗余绪，近接鲁迅《故乡》以降，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等的现代抒情小说的传统。
这样，我们发现如果顺着这样的路走下去，沧桑阅尽，赵本夫真的可能像他自己申言的趋近汪曾祺，在对日常生活往事的叙述和咀嚼中体味一种内心的快乐。在《地母》创作完成之后，赵本夫先后发表了《收发员马万礼的一天》、《逃兵曹子乐》、《名人张三》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有意味的是赵本夫从中、长篇的写作回到短篇小说的写作时，似乎又接续了他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和表达，而且就像《中华文学选刊》编者指出的，《逃兵曹子乐》“让你感到意外，酷似汪曾祺、高晓声这些逝去的大师，而赵本夫活着。”[7]不过此时的赵本夫轻灵、感伤的笔致已带出许多苦涩的人生况味和生命隐痛。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书写，可以发现，作家对于基层民间社会，进入的同时，恰恰又是疏离；强调的同时，往往又在简化。在诸种隐喻和幻像中，更广袤和深邃的乡土中国的民间社会却沉默着。作为新时期文学“民间”传统的开端，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所谓的“民间”"传统，赵本夫的写作承继中逐渐偏离民间书写的诗意传统，尝试着从许多方面去解放“被压抑的民间”，将省略的填满；将遮蔽的敞开，将歪曲的校正，真正回到丰盈自在的乡土中国，进而深入到广阔的民间大地。
从80年代开始，赵本夫无论是主题还是小说构成都开始显得粗砺、芜杂和繁复，应该说，这是他突入真实的乡土中国的文本症候，从《涸辙》、《空穴》到《地母》，赵本夫的每一部小说都标示出他抵达乡土中国，深入民间大地的限度。如果把这些作品按时间的顺序排列，我们能清晰的观察到这回归和沉潜，从道德、伦理、文化的界域向人类终极命运的界域，一步一步将“民间”的审思与书写，从自我投射的乡村、田园推及真实的乡土中国，进而深入到民间的大地之根。在这里“土地成为人类真正的家教”，“土地在自然人眼里并不是财富，它只是生命的依托和根基”，“万物从土里生长，最终又回归大地”，[8]就像《地母》所揭示的大地和母亲原型同构，她们一同承载着生命的生衍。
如此看来，相较于20世纪的民间书写，“民间”在赵本夫的创作中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话语空间的想象和拟构，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或情感立场的选择，而是“中心”和“边陲”、“本土”和“化外”、“原始”和“现代”、“市镇”和“乡村”、“野性”和“文明”、“凝固”和“流动”诸种力量因素纠结缠绕、对抗和解生气灌注的世界。从时间的角度，赵本夫审视“民间”的变动不居，书写乡土中国的“常”与“变”、“赓续”与“断裂”中的流逝与存留。从空间的角度，赵本夫的创作引起我们对“民间”中“边陲”、“化外”的关注。习惯上，我们对“民间”问题的思考，关注的往往是以乡村和市井为中心的农业文明，而且在对农业文明的关注中，男性世界又常常成为聚焦的视角。赵本夫的创作则为我们重新绘制了一幅关于乡土中国的民间地图，那就是农业文明及其之外的世界。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层次时，殷海光指出，“中国的社会层级在广大的农民底下的有不务正业的无赖群体。这一层次的人素来是中国一般‘正人君子’所瞧不起的。可是这一层次的人素来不乏奇才异能之士”。[9]由于距所谓的庙堂相对于市井、乡村更远，因而更能保持一种纯然的民间状态。对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妨用“江湖”来命名和确认。从《卖驴》、《绝药》中的江湖异人，到《刀客与女人》、 《涸辙》、《地母》中的兵、匪、盗、丐、渔、商、医、娼妓等等，他们或者因为灾难被挤出家园，或者自愿选择漂泊这种生存方式。在农业文明之内，值得关注的是赵本夫在《走出蓝水河》、《地母》等中、长篇小说中重新钩沉、索隐出女性和农业文明的隐蔽关系，不仅如此，对生命的平等关注，又使赵本夫在人间世界之外开拓出一个兽和物的生命世界来丰富他的民间地图，从人与自然对抗与和解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生命世界与乡土中国之间的关系，乡土中国的农业文明化，其实也是人与这样的兽和物的世界对抗、和解的过程。在这种对抗与和解中，兽和物与人构成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关系。应该说，从《刀客与女人》、《涸辙》、《走出蓝水河》开始，赵本夫绘制他的民间地图趋于自觉，及至长篇小说《地母》，这幅地图中以《柴姑》为中心的草儿娃农业社会，其民间社会形态指前农业文明向农业文明过渡的时代景观；以小迷娘为首领的乞丐团伙和以瓦为代表的土匪队伍，则指向农业世界之外的“江湖”世界；而狼、犬、蚂蚁等作为别一个生命世界，参与到乡土中国民间建构中，从文本构成的角度，这个世界和人的世界又构成互文和隐喻。如此，《地母》几乎涵容了我们上述几乎所有的力量因素和生命世界。
4、应该说，衡量一个作家，对“民间”的理解和深入程度，不仅在于他对民间地图的勾勒，还在于他通过写作凸显的“民间性”，通俗地说，就是他对“民间精神”的发现和把握。赵本夫是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把握“民间精神”，叙写乡土中国民间地图的苦难和抗争的故事的。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关注的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命意识。在人类繁衍发展的 历史长河中，它是永恒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变更，政权的交替，都成为过眼烟云。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被压抑的民间”的解放，赵本夫在勾画他乡土中国的民间地图的同时，有意识地将他的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去文明化”，还原成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由于小说民间地图中“江湖”世界的存在，在赵本夫的小说中出现了蛮性的男人和魔性的女人的人物形象系列，这个并置的人物系列在《刀客与女人》中发萌，至《地母》则分蘖、生长、渗透乡土中国民间地图的诸个世界，构成人物形象的互证和互补。对于这两组形象系列研究者可以有许多角度进行探讨，像李星就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有的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有的却是男权社会的反抗者、复仇者，但无论哪种类型的女子，她们都是美艳而迷人的，对男性有极强的征服力。你的世界虽然出现的许多男人都是强悍、粗犷、残忍的，但他们几无一例外地被女性征服，男人最终被女人所塑造，被女人所完成，有的还出现了心理的皈依。”[10]某种程度上，“心理的皈依”可以说是由生命喧腾走向沉静，由野性而归化，在文本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可能完全放弃对整个文本主题内容的参与构建，因而，这样生命形态的转换应该隐含着赵本夫对文明进程代价的思考。不仅如此，赵本夫的关注重点显然不停留在社会、道德、文化意义的层面上，他所要表现的是人类文明过程中的生命形态。这样看来，心理的皈依、野性的驯化看似文明向更高一级发展，但从生命形态的角度看，则是生命力的衰退，生命的被损害。
“被损害的生命”是研究赵本夫小说的一个重要角度，这“被损害的生命”在赵本夫创作中首先体现为上面所述的生命力的衰退和野性的丧失。赵本夫擅长于书写生命由灿烂走向沉寂，由叱咤风云走向平淡无奇，在赵本夫笔下似乎再强旺的生命也难免下坠之势，“体验着人生的大欢喜，又以悲惨的结局收场，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哀”。《涸辙》中的泥鳅“喜欢干活”、“玩女人”、“精力过剩”，甚至“人格的失败，并不能困扰泥鳅的生命力”，就是这样时刻需要“生命力的宣泄”的男人，“半个多世纪，他的欢乐，他的欲望，他是旺盛的生命力，都给了无名河。剩下的只有一份淡淡的忧伤”。再有日升的三次劈柴：
他劈柴极有窍门。先把树疙瘩搬到空地上，背着手绕一圈，翻弄一下。看准哪里是旋，哪里是茬。然后操起家伙，如庖丁解牛，一层层一爿爿把柴片剥落下来。一圈人围着看。有蹲，有站。抽着烟。看他劈柴，是一种享受。鱼王庄没什么好看的，就看老日升劈柴。
老日升七十岁的时候，雄风尚存，能抡起一 把锋利的锛，扬起来，“哇”地一声，关键地方，只这一锛，就开了。再难解的树疙瘩他都能解得开。他叫“解”，不叫“劈”。解和劈不一样。解需窍门，劈用蛮力。
现在，他抡不动锛了，改用一把短柄斧子和两根钢钎。八十多岁的人，抡不动锛了。坐在一个方凳上，慢慢劈。旋口处最硬，十斧八斧才能开一道缝：“嘭—嘭—！嘭—！ ”旋口终于开了。往下，顺着木丝就好解了。“嘭”一斧，开一道缝，插进一根钢钎，取下斧子。“嘭！”又一斧，缝隙延伸，插进第二根钢钎，取下斧子“嘭！”再一斧，第一根钎松动掉落了，拾起插到前头。如此循环挪动。劈开一个树疙瘩要两天。而过去，他一天能解五个树疙瘩。他喘得厉害。（《涸辙》）
耐心、节制、不动声色的叙写中，寄寓生命中触目惊心的转变。在赵本夫的小说中一再以感伤中包孕隐痛的笔致撕开生活的假面，裸露出生命式微的真相，黑虎、珍珠、柴姑、小迷娘一个漫天喧腾，搅得一方不宁的生命个体就这样渐渐沉沦、湮没。在这样的不断书写，赵本夫呈现了他时间矢量中几近绝望的生命观。在这里，作家个人生活经历如何以一种或隐或显的途径潜入作品，赵本夫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七十年代，我干过六年农村工作队。有一次奉命找一个老土匪，工作队进村，总要找这类人谈话的。此人过去曾带过上千人的土匪队伍，打家劫舍，呼啸来去，可谓威风八面。当时他已是风烛残年，颤颤抖抖地坐在我对面，花白的胡子，浑浊的眼球，惊恐的神态，对往事支离破碎的回忆，一下子破坏了绿林豪杰在我心中的形象。后来又接触过不少这类人物，精神状态大体都是这样。[11]
人性的扭曲，是赵本夫对“被损害的生命”关注的另一侧面，如果说，生命力的衰退呈现的更多的由外而内透过生命景观睇视生命的被损害，人性的扭曲则直逼灵魂剖析生命的创伤。赵本夫80年代之后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隐含这样的生命审视角度。
当然，现在我们有理由追问，是什么力量日积月累地磨损生命的激情，窒息人性的舒展，已有许多研究者从文明的代价去思考这个问题，赵本夫也反复作出如此这般的申说。但这个角度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阐释中几成公共视域，以此来解读赵本夫，貌似畅达，其实却可能掩盖赵本夫写作中更具个人化的东西。在赵本夫的写作中，民间基层权力是造成生命被损害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曾经提及“民间”对新的意识形态的吸纳和改造的可能性，应该说，在这方面民间既有化解之功，像《卖驴》，也有拒绝之力，像《绝药》。但一旦新的意识形态超出了民间的吸纳、化解和改造的功力，新的意识形态则构成民间的一种威胁的力量。20世纪随着民间的自在空间在多重意识形态挤压下趋向逼仄，民间的吸纳、化解和改造也逐渐乏力，从而使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力话语得以长驱直入，改写民间的地图。比如从赵本夫的小说中，像《刀客与女人》、《地母》等等，我们很容易感到“江湖”世界逐渐被挤出民间地图，那么，那些依赖“江湖”安身立命的民间人物自然因为失去生命的根基而萎谢，黑虎、柴姑的命运正揭示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一旦民间惰力和外来威胁达成妥协，其对民间生命个体威胁更大，《空穴》中乔吉对生命的肆意践踏和蹂躏，不能不说与此相关。在这里，赵本夫揭示出传统人伦关系积淀于民间的尊卑、隶属、屈从的观念意识对人性的奴役和压抑，从这种角度，《空穴》中的女性自身的软弱也构成了扼杀自己的生命力量。
但我们不能据此以为赵本夫是一个绝望的书写者。在令人心痛欲绝的场景中，赵本夫为生命被损害的荒凉书写对举出一个健康、体恤、人性的别一个世界来抚摸生命的裂痕和创口。就像《空穴》中后腰之于乔吉，《天下无贼》中女贼之于傻根。但这种温暖的亮毕竟是微茫、暗淡的，生命的繁衍、存续毕竟要依靠生命个体自身的抗争，因此，在生命的空落、衰败和人性的扭曲揭示的同时，赵本夫同时发展着反抗绝望的主题内容，正是在这个主题上，赵本夫将民间苦难的书写推向极至，《涸辙》是这中间最具震撼力的一部，在这部小说中，鱼王庄人求生保种的精神意象对应着栽树造林，在“栽”、“保”、“伐”、“栽”的戕害和复苏的苦难书写中的生命抗争。陈思和认为《涸辙》“可以说是一个寓言，一个民族文化裂变期的痛苦与牺牲的缩影。”[12]从这种意义上说，《地母》中柴姑“失去了粮仓失去了牛羊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尊严，但惟独没有失去一寸寸土地”的抗争，用另一故事书写着同样的寓言。尽管如此，有一种力量对生命的磨损是最为残忍，且无法抗拒，那就是时间的流逝。人类虽然可以通过代代延续来抗拒时间对生命的磨损，但对于其中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与时间的对抗只能由反抗绝望走向绝望的反抗。生命的磨损无法阻挡，至多像《蝙蝠》中曾经“丰韵妩媚”的冉老太“一天天沉浸在对年轻时光的回忆里，”“在述说的快意中，继续她的人生，重温她的欢乐与痛苦。”
6、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美人迟暮”、“英雄末路”，再强悍的生命个体也无法阻挡生命的下坠和磨损。在这样的宿命面前，鱼王庄的种树；草儿洼村民的开荒拓地，充满了对绝望和死亡反抗的悲剧意味。在体认到这种生命悲剧之后，赵本夫转而去从人与土地的关系上，去探讨生命的局囿和解放。在赵本夫的理解中，黄河决口对人类文明是一次毁灭，但对人和土地本身也许是一种解放，使人和土地重新找回迷失的本性，因此，他倾尽心血的两部作品：《涸辙》和《地母》都从洪水荡涤大地上的一切开始他的叙述。
研究中，在对生命意识的探索中，对应于时间流逝中生命的短促，赵本夫逐渐形成了他的“土地永在”的“大地哲学”，土地“一代代的所谓主人，都成匆匆过客。他们只是它的开拓者、耕耘者、收获者，他们在这一片片土地和天空下生长、繁衍，又在这一片片土地化为枯骨成为泥土。而土地却永在。”[13]
“土地的永在”首先在于土地永远向生命敞开却永远无法穷尽的神秘。这种大地的神秘感诱使人不断去探索大地永恒的秘密。在《走出蓝水河》中，赵本夫这样去写一个乡村少年对大地的谛听：
他从羊圈里走出来，坐在草地上出神。这时，他会听到黑暗中有一种浑厚的声音。那声音很有节律地缓缓地起伏，显得极有力量。起先，他不知道那声音是什么。好像是草木在生长，河水在涌动，夜风在吹拂。但逐一分辨又不是。于是他俯下身体，把耳朵贴在草地上倾听，良久良久。终于他弄明白了，那声音来自于地下，是大地呼吸的声音。
相同的情节在《地母》中又被移置到天易身上，可见赵本夫对这种大地神秘感的依恋。从某种程度上，柴姑和土地之间的近乎神经质的感情，同样建筑在对大地生生不息的神秘感的想象之上，这种想象中隐蔽着一种生命与生命休戚与共的理解和尊重，这使她在黄金与土地之间自然而然做出抉择，以至于“以少女的全部天真和痴情迷恋着土地，从而再没有多余的爱”。
她无数次想象着，若干年后那一片神奇的景象：荒原变成黑黝黝的肥沃土地，到处葱茏着绿色生命，几度晨昏、几度清风之后，沉甸甸的庄稼穗头在风中摇曳，放眼一片金黄，四处飘散着醉人的香味。那是一片无比灿烂的诱惑。（《地母》）
“土地永在”还在于大地的宽宥、坚韧以及对苦难的担当，“在这片被毁灭的土地上，人类将重新繁衍、生息。或许正是赵本夫对“土地永在”的“大地哲学”的信仰，才使他在《涸辙》、《地母》中虽然套用中国古代“鲸禹治水”的神话，虽然在套用这神话时，也隐喻着“堕落—灾难”的神话模式，但赵本夫却改写了灾难过后“神对人类的拯救和引渡”，回到最素朴的女人和土地的关系上，彰显人和土地最根性、最神奇的创造力量。
从精神角度上来说，“民间”的起点和终极正在于这种生命对大地的返回和皈依，大地无言，而大地的敞开和书写之时，将会是“被压抑的民间”真正解放之时，也是生命最为绚烂之时。
6、鉴于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的互构关系，小说文本可以通过文本中产生出来的叙述声音涉及相关的叙述权威。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追问，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 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民间”如何在现有的叙事格局中建构自己的叙述声音？换句话说，就是作家书写民间的审美诉求如何进入叙事实践？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民间叙事权威的最终确立，真正意义的民间书写才为成为可能，否则，“民间”无法摆脱幻想和隐喻书写的命运。
因为，“在各种情况下，叙事声音都是激烈对抗、冲突与挑战的焦点场所，这种矛盾斗争通过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形式手段得以表现，有时，对立冲突得以化解，也是通过同样的形式手段得以实现的。”[14]处于边缘的民间叙事声音必须在这种对抗斗争中，保持微妙的平衡，对主流权威叙事声音或吸纳接受，或拒斥颠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民间”往往作为“他者”参与到权威叙事声音，从而以幻想和隐喻书写民间，除此之外，作家常常选择“乡下人”、“农民”的视点以民间“代言人”的身份获得叙事的合法性，或者，对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挪用和改造。但由于文化预设，像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或者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箱赵树理的农村小说，这种代言式的叙事距离真正意义的民间叙事声音的建构还很远，我们不妨把这种叙事称之为“拟民间叙事”。应该说，从开始写作，赵本夫就尝试民间叙事声音的建构，这中间，有“村夫”视点的选择与体认；（《隐士•还是慢慢道来》）也有对民间艺术形式的借用和改造，在《古黄河滩上》、《刀客与女人》等等小说中，我们能发现这种努力。但赵本夫不满足于这种“拟民间”叙事，而去找寻一种真正意义的民间叙事。当然，这种民间叙事声音因其边缘性起初可能寄寓、隐匿于权威叙事声音。以《卖驴》为例，述本中的两个故事其底本来源于两个民间流传的故事。表面上看，《卖驴》的写作过程是通过对底本进行改造，让底本从纯然的民间语境剥离以趋近时代意识形态内容，由于时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势性，底本的民间内容被压抑而沉潜为作品的隐型话语。这中间，对底本的改造和剥离的程度，往往决定作品中民间话语的显隐程度。仔细分析《卖驴》，发现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去阐释，就像上面的研究者指出的文本的不和谐声音不断干扰作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承诺。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阐释中“被压抑的民间”解放出来，从“民间”的角度去谈《卖驴》，文本却能保持文本的和谐性和整体感。赵本夫的机智在于表面的对底本的改造和剥离，而事实上，却回到底本的民间语境，不是面对“民间”，而是置身“民间”中间，将小说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负载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意识形态在乡土中国民间社会的转换与安置。这样，如果我们撇开作家和研究者对文本时代意识的内容的强调，就能感受到作家为我们呈现的生气灌注、变动不拘的“民间社会”。同样的民间本位的叙述策略，体现在《绝药》、《祖先的坟》等一系列小说中。这中间，苏珊•S•兰瑟谈论女性叙事声音建构的一段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同样处于边缘叙事的民间叙事声音：“小说给予作家在虚构话语和历史的边缘地带创造叙述声音的机遇。这些边缘叙述声音既能遮蔽又能促成最咄咄逼人的虚构叙事的权威。”[15]在80年代中期《走出蓝水河》、《涸辙》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地母》的写作中，权威叙事声音转换为文明与愚昧冲突的启蒙叙事声音，在这里，民间叙事声音已经发展为可以与启蒙叙事声音并置的存在。这些作品从框架结构上看，似乎是表现主义的，充满隐喻、象征。赵本夫企图通过这种叙述来表现我们的民族乃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思考，这种叙事声音在《白驹》中即被确立，在80年代中后期，它和文化启蒙、文化寻跟的权威叙事声音呼应，对这一系列小说的阅读和阐释，同样由于对权威叙述声音的强调，导致民间叙事声音被压抑至边缘，隐而不彰。这样双重的声音，虽然权威叙事声音和时代语境互构显得宏大，但民间边缘叙事声音则在潜隐中孕育、生长。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这双重叙事声音，赵本夫倾注了不同的笔力，当我们剥离权威叙事声音，文本依旧能保持其审美自足性，而一旦剥离民间叙事声音，文本将会被抽空。这是因为，民间叙事声音和被叙述的基层民间社会的原生态世界互构关系的确立，在赵本夫的写作中，貌似互不相干的民间人物、图像、历史断片内在贯穿着赵本夫对“民间精神”——基层民间社会的生命意识的发现，理解和把握，从而书写民间的审美诉求得以摆脱压抑进入叙事实践。
注释：
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赵本夫《积累•发掘•构思——回顾《卖驴》的形成过程》，《赵本夫文集•隐士》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３、12 陈思和 《换一种眼光看人世》，《赵本夫文集•隐士》，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４朱砂 《丹青难写是精神》，《钟山》，1982年第２期
5戈平 《不健康的爱情描写》， 《作品与争鸣》 1982年第2期
7《中华文学选刊》，2001年第５期
8、10、13 李星、赵本夫 《关于长篇小说〈逝水〉的通信》，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２期
9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1赵本夫 《刀客与女人•自序》，《赵本夫文集•刀客与女人》，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 15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