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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谈艺术创造时曾指出：“在这种使理性内容和现实形象互相渗透融会的过程中，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 （2）这说明，在以形象思维为特征的审美创造活动中，感情和理性是不可缺少的两大重要因素。然而，不同作家，乃至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在进入具体创作过程的时候，两者表现的形态、强弱和作用的大小又是不尽相同的。
    和鲁迅、茅盾等理性色彩很浓的作家相比，巴金更侧重于感情。在他的创作中，尤其是前期创作中，他的感情往往比理性表现得更为强烈，感情的作用往往大于理性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巴金是一个有感情必须倾吐，有爱憎必须发泄，否则就觉“活不下去”的极富激情的作家；第二，创作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现象，创作的过程便是他生命之火燃烧的过程，是他感情表现得以实现的过程；第三，“通过编造的故事，倾吐我的感情”（3）,这是他的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
    这一特点具体表现到情节提炼过程中，则往往是在激情的推动下,根据主体感情表现的需要，从生活素材中提炼出富有审美意义的人物关系、生活事件和矛盾冲突，来组成作品的艺术情节，使情节提炼为倾吐和渲泄感情服务。但必须指出，巴金的这种感情，绝非是不受理性支配的原始的感情、本能的感情，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生活的深切体验和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渗透了理性判断的感情。感情的背后，仍然有理性在起着支配作用。感情的核心内容 , 也绝非是小资产阶级个人情调，而是一种超越了自我而与时代和大众息息相通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积极的痛苦”。
    《激流三部曲》的人物事件主要来源于巴金从小经历过的封建地主大家庭的生活。这个家有将近二十个长辈，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巴金的祖父便是家中至高无上的“君主”。他以为家业会万世不败，可他的钱却促使儿子堕落，他的专制造成了像巴金大哥那样许多年轻生命的悲剧，也使巴金这样的孙子走上了反抗与“出走”的道路。等他一死，家便出现了全面崩溃的局面。尽管巴金的三叔将它勉强维持了几年，但最后仍是走的走,死的死，公馆卖了，人也散了。
    在这样的家庭里，巴金度过了最初的十九个年头。他不仅亲眼目睹了封建大家庭中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而且深切地体验了家庭专制所带来的种种痛苦,认识到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和它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并由此产生了对封建制度的无比愤恨和对光明的热切追求。
    挖开“记忆的坟墓”,把自己心中郁积已久的对垂死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积愤”倾吐出来,“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呼唤光明。（4）当巴金根据这一感情表现的需要，来提炼《激流三部曲》情节的时候，他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素材中的主情节，也即最基本的情节——封建专制家庭的崩溃；另一方面则对原始素材中的分情节——一些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了必要的加工改造。
    作者改动得最多的是一些年轻女子的命运。梅的生活原型主要是巴金的一个姑表姐，她跟巴金大哥李尧枚本是一对有情人，结果因她母亲不愿亲上加亲，后来便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在以后的十几年内生了一大群儿女，胖得成了一个完全可笑的女人。小说中巴金却使她变格了，把一个本来平庸可笑的喜剧人物改变成了一个充满忧伤的悲剧形象，并虚构了梅新寡后再度步入高公馆，与觉新和瑞珏窄路相逢、互诉衷肠、互怜互爱，最后抑郁而死的悲剧情节。据巴金回忆，蕙是他另一位表姐的影子，李尧枚去世前一年半还曾谈到他对她的 “灵的爱”。然而蕙的病与死却是从巴金三姐身上借来的。瑞珏的原型是巴金的大嫂——一个靠拈阄找来的女子。她虽在老太爷死后被逼到城外茅舍去生产，但她并未悲惨地死在那里。关于鸣凤，巴金回忆说：“我们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要讨她做姨太太，她却严辞拒绝了，虽然她并没有爱上哪一位少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夫。……她比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水里找归宿。” （5）淑贞是巴金一个堂妹的影子，她虽因缠足哭过，但她并未受父母虐待，也未投井自杀。小说中，巴金为什么改变了如此之多的女子的命运与结局，使喜剧人物变成了悲剧人物，使悲剧人物变得更为悲惨呢？因为巴金深刻认识到：妇女是封建专制家庭崩溃途中首先捕获的“食物”, 她们的命运往往更悲惨，不论是少女或少妇，小姐或丫头，她们一个一个地给逼着做了牺牲品。当巴金带着倾吐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满腔积愤，为做了不必要牺牲的年轻女人控诉、伸冤的明确目的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便将自己的爱与憎溶入主形象的塑造之中，改变了这些女子的命运和结局，接连不断地捧出一具具鲜血淋淋的尸体。否则，他就无法很好地实现他的创作意图，作品的情节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浓重的悲剧色彩和震撼人心的沉痛的控诉力量！
    觉新是李尧枚的化身，巴金称他为小说中“唯一的真实的人物”（6），但他的结局和一些遭遇还是被改变了。尽管李尧枚的遭遇也很惨，但他并没有像小说中那样接连失去他所最爱的三个女人。梅、瑞珏、蕙的惨死给觉新带来的是更为沉重的打击。巴金借觉新的蹬足捶胸, 仰天痛哭哀号，更强烈地控诉了不合理的旧制度。生活中李尧枚破产自杀了，但小说中巴金却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救了出来 , 并让他跟丫头翠环结合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呢？关键还是作者的感情起了作用。因为巴金当时“受不了阴暗的结局”,“不愿意用低沉的调子结束我的小说”,（7）他要给家庭崩溃后的觉新留下一线新生和光明的希望 !
    琴的原型是巴金的一个堂姐。“ 五四” 时她热心地读了不少新书刊,还常跟巴金三哥李尧林等一起谈论各种新问题。她本可成为琴那样的女性，可后来却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法看见。她终于失却了那一点锋芒，渐渐变成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巴金大哥破产自杀后，她逼债最厉害的一个，甚至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 巴金又是如何以她为原型来塑造形象和提炼情节的呢？巴金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底追求光明的呼号。”（8）为了“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空气”，为了让“希望的火花”“微微照亮”“家庭的暗夜”，巴金“寄放了一线的希望在琴的身上”。（9）他一方面舍弃了原型身上屈从妥协乃至逼债要钱等消极的东西，舍弃了她被家庭牢狱所囚禁和由美向丑的性格变异过程；另一方面则择取了她少女时代接受“ 五四”新思潮洗礼，向往光明和自由的一点缘由，并把作者所见到的别的新女性的血液倾注到她身上，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发展了她性格中美好的东西，提炼出了具有反抗性格的新女性——琴，在“五四”时代感召下，进洋学堂读书，大胆与觉民恋爱，热情帮助和鼓励淑英出走，积极参加青年进步团体和创办《利群周报》的艺术情节。
    在《激流三部曲》这部自传色彩很浓长篇叙事小说中，作者把生活中的许多人物和人物间的关系、冲突改造得更丰富复杂了，但在抒情体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里，作者却把生活中本来比较复杂的人物关系与生活情节简化了。巴金的艺术经验告诉我们，在根据主体感情表现的需耍提炼小说情节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小说样式的特点。
    《春天里的秋天〉的素材主要来源于巴金好友郭安仁（即散文家丽尼）与一位华侨姑娘的爱情故事。姑娘姓吴，是晋江黎明高中的一名活泼秀丽的学生。她爱上了学校里的英文教员郭安仁。可她父母却早将她给了该校校董，一位有钱的绅士。事情让她家里知道后便进行干涉。郭先是受批评，继而被赶出学校，跑到鼓浪屿友人家中；吴不肯屈服，在父母逼婚前还冒着大雨偷偷跑到鼓浪屿去找郭，愿跟他浪迹天涯。结果郭一无胆量，二不愿让她跟自己受苦，便婉辞谢绝了她的爱。她绝望地回到家中，寂寞而憔悴地死去。有趣的是，巴金并没有立即将这个富有诗意的生活素材写成小说，因为当时他还缺少一种创作激情的推动。
    一九三二年，巴金再次到福建晋江时，一位姓沈的友人曾领他访问了一位因父亲逼婚而患了疯病的少女，看到了这位陌生姑娘秋天般的微笑，秋天般的泪珠。别了她出来，巴金感到了一种“秋天的苦痛”，“差不多要哭了”。家庭专制和封建婚姻制度太残酷了！他宣告“我要替他们鸣冤”，要“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最后呼声‘I dccuse'（我控诉）来”。（10）
    当巴金带着这样的激情来构思小说时，他便调动了以往的生活的积累，决定主要以郭安仁与少女吴的爱情故事为素材，并采用与之相应的抒情体小说来描写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采用抒情体小说，显然更有利于“写感情”, 但其情节相对来说就应比普通的叙事小说来得单纯简明而又凝炼含蓄。因此，在提炼情节时，巴金根据感情表现的需要和抒情体小说的特点，舍弃了原生活故事中一些非本质因素，和男女双双在学校由相识到相爱，再到遭受校方驱逐或家庭干涉的复杂过程，而让美丽的男女主人公一开始就来到了春光明媚，风景如画的鼓浪屿，抒写他们如醉如痴的甜柔的爱情，那被秋天般愁云笼罩着的摸不透的爱情。接着便是郑佩容被父母骗了回去。林日夜思念，盼得的是报告恋人在家庭压迫下以死殉情的短简和一缕青丝。情节尽管如此简单，但作家所表现的情感却非常丰富、强烈。面对“美”的被毁灭，读者能无动于衷吗？！
    巴金不仅善于根据主体感情表现的需要，把生活中本来就比较完整的生活故事，提炼和改造成作品的艺术情节，而且还善于根据主体感情表现的需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虚构，将生活素材中本来零星的、并不连贯的生活片断，用一根情节线索贯穿起来，从而创造出崭新的小说艺术情节。
    《灭亡》是巴金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在法国留学时写下的。创作之初，作者并没有想到写小说，而是想用笔来伸诉自己的悲哀,记录自己的感情，结果过去的一些零星的、片段的回忆，却适合他当时的心情，而断断续续地跑到了笔下。这样在一本练习本便有了许多并不连贯的场面、事件、心理的描写或记录，如：汽年压死人无人追究，房东夫妇吵架，表兄妹的恋爱悲剧，偷萝卜的小孩惨遭受毒打，革命者张先生被军阀抓去砍头示众，爱与憎的自我辩论,以及誓献身革命时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片段，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还“不能说是小说”，从本质上看，它们不过是小说素材的一种量的积累。使之产生质的飞跃的那是一九二八年夏巴金接到他大哥的信之后。
    巴金当时立志做一个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自己一切的革命者，可他大哥却不赞成。接到大哥的信后，他深感与大哥的“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觉得“我必须完全脱离家庭，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我应当把我心里的话写给他”,“让他更深地了解我”。于是他便决定“把过去写的那许多场面，心理描写和没头没尾的片段改写成一部小说，给我的大哥看”。（11）
    其实，当时的巴金还只是一个受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想革命而又找不到正确道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在他的内心充满着苦闷、矛盾和孤寂。为了倾吐自己追求革命的情怀，暴露自己心灵深处爱与憎、思想与行为、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和苦闷，他便虚构了杜大心这样一个追求革命而又找不到正确道路的青年革命者，并以一九二五年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以杜大心的革命与恋爱为中心情节线索，对原先那些“并不连贯的片段”进行了“剪接修补”、有增有删的艺术处理，把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能为中心情节服务的生活片段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和思想性格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比如：汽车压死人、饥饿的小孩惨遭毒打等片段场面，经过提炼和剪接，便成了杜大心活动的社会环境——军阀统治下阴惨黑暗的上海；表兄妹的恋爱悲剧，一旦移植到杜大心身上，也就成了他由爱向憎的性格变化的转折点；革命者张先生的被捕与砍头示众，经改造后竟成了杜大心复仇、暗杀、牺牲的直接原因。这样，原先分散的像电影分镜头一样的生活片段，在一根新的情节“磁力线”的凝结下，便产生了向连贯的艺术情节转变的质的飞跃，与贯穿全篇的中心情节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艺术整体。
    由于巴金善于在丰富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根据主体感情表现的需要来提炼情节，让情节提炼更好地为倾吐和渲泄感情服务，因而他的作品往往能产生一种以情动人，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而这也正是巴金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成功奥秘之所在。

二、

    从总体上看 , 巴金的确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作家，在审美创造活动中，他的感情因素往往比理性因素更活跃，感情的作用往往大于理性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所有作品的创作都是如此。何况作家的生活体验，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与理解，作家的创作风格等等 ,是在发展与变化着的。因此，对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尤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还应按其创作实际作具体的分析。
    仔细观察巴金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有些作品，尤其是后期的一些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理性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直接制约着他的审美创造活动，而感情的潮流则受到了理性闸门的节制，或者被融合到了作家对事物的理性思维之中。在这些作品中，应该说理性是大于感情的。表现在情节提炼上，则是以丰富的生活积累为基础，依靠理性的分析与判断，对生活素材进行由表及里的思索，努力探求它的本质特征，深入发掘它的深刻意蕴，并以此为基点来进行艺术的加工提炼，从而创造出比原生活素材更为丰富深刻的艺术情节。
    短篇小说《第二的母亲》中的妓女形象，据一些材料看，可以认为是由两个原型合成的：最主要的是川班小旦李凤卿。他本是小康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走，因家里不肯出钱赎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做了旦角。巴金三叔与他关系甚密，还把他带到家中化装照相等等。因此儿时的巴金有机会认识了他，感到他是个非常亲切温和的人。他在巴金祖父死后不久病故，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是巴金三叔出钱把他安葬了。其次是一个曾跟巴金三叔“发生过关系”的妓女，她就是王三巧。一九二三年七月巴金大哥给巴金的信中提到：“至三叔寄寓视疾。至则王三巧在焉。另有所谓烟堂倌之妇在床上为三叔烧烟，累进不已。”（12）
    这一素材一直贮存在巴金记忆的仓库里，到一九三二年终于被采用了。我们知道，巴金从小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爱一切的人”的泛爱思想，“五四”时期又接受了包括自由、平等、博爱在内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但他这时对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还仅仅停留在施舍者的同情与怜悯上。一九三二年前后，巴金则已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作家 ”,（13）“左联”的忠实朋友，他对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已不仅仅是同情与怜悯，而更重要的是从他们身上发现了真、善、美的火花！并努力去探求它、赞美它！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巴金曾用形象化的语言，表露了他当时对地位卑下、命运悲苦的下层人民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

我从前有一块抹布，很脏，而且常常是湿漉漉的。我讨厌它，我把它弃置在角落里，我以为那里是它的最适当的地方。
有一个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我在黑暗里睁开眼睛，发现在什么地方有一线亮光。这亮光渐渐地照彻了我的心。我万想不到这就是湿漉漉的抹布从角落里放射出来的光芒。它使我看见了许多从前看不见的东西。（14）

    在巴金看来，下层人民表面上的脏掩盖不了其本质上的纯洁与美好！黑暗的角落挡不住他们崇高的思想、品性的光芒！这里，巴金对下层人民的感情进了他理性思考的结论中。当巴金站在理性思维的高度上，用这一新发现的深刻思想来烛照他记忆的仓库时，原先搁置了十年左右的生活素材，经过加工改造，便被被赋予了新的光彩，提炼成了崭新的艺术情节。
    巴金根据主题思想表现的需要，撷取了李凤卿的悲剧遭遇，尤其是他的性格，而借王三巧的身份和巴金三叔组织小公馆的一点事实，创造了一个命运悲苦，而性情温柔亲切，心地纯洁善良的妓女形象。原生活素材中化装照相、打俏、调情等不健康的因素被剔除了；李凤卿的遭遇也被改造成出身贫寒，为生活所迫沦落为娼 , 最后在“我”叔父死后被黑暗社会所吞噬。那么，如何来揭示主人公的悲苦而美好的心灵世界呢？巴金又从自己童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中择取了一点事情的缘由 ( 从小父母双亡 , 跟父亲到过戏园和戏子住的地方，在二叔律师房跟李凤卿多次接触),虚构出父母双亡，渴望得到母爱的地主家的小少爷——“ 我”与“第二的母亲”——一个被践踏、被侮辱的妓女，在戏园相识、寓所交谈以及她对“我”慈母般爱抚照料的生动艺术情节。作者写妓女，字里行间没有半点淫秽与色情，主人公完全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圣洁女子！如果说在写作于这之前的小说《家》里，觉慧敢于冲破阶级的壁垒去爱丫头“鸣凤”，但又希望她是一个出身于名门世家的小姐的话，那么《第二的母亲》中的“我 ”就已经完全摆脱了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而大胆地去认一个出身贫贱的妓女为母亲。这正是作家理性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第二的母亲》原始素材的本质特征，是随着作家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在相隔十年左右，才被一个新发现的思想光芒所照亮的话，那么《憩园》的原始素材的内在意义的探得,则是作家冷静地面对客观现实，深入进行理性思考和分析的结果。《憩园》写在一九四四年，这时的巴金随着经验、学识的不断增长，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的不断加深，艺术上锤炼耐心的不断增强，理性在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
    《憩园》主人公杨梦痴的生活原型是巴金的五叔——巴金第一个祖母唯一的孩子。他自小清秀、聪明，但封建地主家庭却把他培育成一个浪荡公子。嫖、赌、吃、喝，无一不精。先是在外组织小公馆，包了一个叫“礼拜六”的私娼。公馆卖掉后，又竟然把她接到新居跟妻子同住, 天天吵嘴。他不仅花光了祖父的遗产,也用够了妻子的钱和陪奁。为了钱，后来到处去借、去骗、去偷。结果“礼拜六”离他逃走，另嫁一个军阀（也曾送钱给他），妻儿恨他，把他逐出家门，从此靠偷盗乞讨过日。冬防期间，因他是“惯窃”,又抽大烟，便被警方关进牢里。开始还跟囚犯们出门干活，但不久就因怕让亲友看见，由装病而传染到真病，死于牢中。妻儿领回尸体，总算收殓了他。一九四一年一月巴金首次重返故乡不几天，便遇上五房的堂兄弟前来报丧。
    然而，五叔的死对巴金来说，如同“关上一本看厌了的旧书”,“毫无意外的感觉”。因为，这时巴金对封建大家庭败家子的积愤已成为过去（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借对克安、克定丑行的揭露和抨击，渲泄了自己对这类败家子的满腔积愤〉，代之而起的则是对这类人物堕落与毁灭原因的冷静思考，对事物本质特征和内在意义的深入探究。经过一番思考，他终于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财富并不“长宜子孙”, 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 ,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15）

    然而，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不少人仍以为金钱是万能的宝贝，继续在走着巴金祖父和五叔曾经走过的路。
    揭露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不劳而获的金钱对正常人性的扭曲与摧毁，劝诫人们“财富并不‘长宜子孙 '”, 做长辈的应该教给下一代一种生活技能，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去生活，做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人。当巴金以这样的主题思想来塑造人物和提炼情节的时候，原生活素材如不加以改造，就很难充分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在杨梦痴身上，巴金保留了他五叔由一个天资聪慧清秀的少爷，到嫖、赌、吃、骗、偷，被妻儿逐出家门，最后死于狱中的基本事实和发展线索，揭露了不劳而获的金钱对正常人性的扭曲与摧毁，让人们看到了金钱的罪恶。但仅此而已，往往只能让人憎恨与鄙弃，而很难产生打动人心的劝诫力量，进而更充分地表现主题思想。因此，巴金改造了人物原型的性格特质：巴金的五叔是一个良知泯灭，执迷不悟的堕落者，走的是一条单向的直线堕落的路；而杨梦痴则是一个内心仍潜藏着向善、向美的天性,迷途知返,而又"改不了"的堕落者,他走的是一条双向的曲线堕落的路。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人物性格特质的改变必然带来情节的相应改动。
    在小说中,巴金虚构了杨家小孩为父摘花、劝父回家、寻找父亲等一系列情节，让其罪孽的直接受害者去关心他、帮助他、感化他,重新唤起他做人的良知；而公馆被卖、相好逃离、妻儿赶逐，及虚构的偷锅魁遭打、与弟弟相遇遭痰吐等情节，又像铁锤样从反面敲击他，使他第一次站在穷困、受辱、被人唾弃的地位上，感受到坐吃山空后的世态炎凉。现实从正反两方面给他上了一堂深刻的人生课，他终于老泪纵横，悔恨交加。而反对卖公馆、依恋旧花园，躲进大仙祠、断然别离等情节，则是他向善、向美的人性的复苏与悔悟、赎罪、自惩的具体行动。虽属虚构，但却是合乎性格逻辑的情节发展。巴金正是通过堕落者坐吃山空后的生活感受与忏悔行动，强调了主题，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不仅如此，巴金又深入一层，提炼出杨梦痴当办事员终又干不干了，想改恶从善又为生活所迫去偷锅魁、参加劳动又怕丢面子，最后装病而死，抛尸野外喂狗的情节。它使我们看到，长期的寄生生活和罪恶的金钱不仅使人的劳动本性退化以至丧失，而且一旦接受劳动改造，便怕“丢面子” 。寄生阶级的恶习与惯性，寄生意识的积淀，使得一个堕落者“失悔也来不及”,“想改而又改不了”，最后不得不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这就使作品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劝戒力量,给人以更为深刻的启示与教益。
    为强化主题，巴金还提炼出一条与杨梦痴的故事互为参照的相辅相成发展的情节线：姚小虎的被毁灭。此线虽为虚构，但当时社会上，乃至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不乏其例！从赵老太和姚国栋身上，我们看到了杨梦痴的祖、父辈；从姚小虎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杨梦痴的过去。所不同的是，姚小虎比杨梦痴毁灭得更快。当他年纪小小，尚未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被万恶的金钱和长辈的溺爱彻底摧毁了！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火》的素材来自火热的抗日救亡的斗争生活。当时巴金从无数爱国人士，尤其是青年身上，看到我们民族的伟大斗争精神和民族的希望。为了宣传抗战，表现“祖国永不会灭亡”的思想，他创作了《火》三部曲，以自己的未婚妻萧珊及许多热血青年为原型，创造了冯文淑等一群青年爱国者积极投身抗战的一系列艺术情节。为了使小说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他后来还特意改写了结尾，让刘波、朱素贞活了过来，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分别奔向当时人们朝夕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第四病室》、《寒夜》写在抗战胜利前后。其素材来自于作者当时在国统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实。生活体验的加深，思想上的进步，使作者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抨击和暴露国统区的黑暗是其创作的明确目的和指导思想。小说的艺术情节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提炼出来的。在这里，作家感情的岩浆已被溶铸造在他冷静的客观描写之中。
    无论是站在新的思想高度上重新认识多少年前的生活素材，还是面对客观现实深入思考和探究生活素材本身所蕴含的内在意义，或者以进步思想直接指导创作，我们都可以看出理性在这里起了决定的作用。它不仅使情节提炼有了一个明确的中心，而且使作品的思想意义开掘得更为深刻。
    巴金小说创作的实践证明 , 他不仅是一个生活基础极其深厚的忠于生活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善于以其独特的方式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的优秀作家。他在小说情节提炼方面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

注释
（1）（7）（12）巴金：《谈〈秋〉》。
（2）黑格尔：《美学》第 1 卷那 349页。
（3）巴金 : 《谈我的短篇小说》。
（4）参见巴金 : 《关于〈激流〉》。
（5）（6）巴金：《〈家〉十版代序》。
（8）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
（9）参见巴金：《和读者谈谈〈家〉》和《〈家〉十版代序》。
（10）参见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序》和关于《〈春天里的秋天〉》。
（11）巴金：《谈〈灭亡〉》。
（13）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4）巴金：《〈抹布〉序》。
（15）巴金：散文《爱尔克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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