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宁军的长篇纪实作品《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先在《中国作家》刊出，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是近年来推出的历史人物题材纪实作品中颇具影响的有为之作。在我看来，它可能为这一文类提供某种可资借取的写作方式。人物传记类作品，因着图书市场可持续的需求，一直被规模化地“生产”着。但这类作品数量虽多，可观者却少。不少传记作者在“效益优先”原则的支配下，采取种种快捷的方式，以想象虚拟代替对于历史真实的寻访，以对传主遗存文字的简单梳理与读解，对现成的他人相关言说的链接和整理，作为基本的书写方式。这样的从文字到文字的“书斋”写作，由于缺乏写作主体必要的生命投入，在题材重复度高的传记写作中，给读者呈现出似曾相识的面目。“文字化”的历史人物纪实，流失的是历史本有的质感。它只是平面化的文字的拼贴，或是一笔枯燥乏味的流水帐。
    《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非书斋文字之属，它是一部以“行走”书写历史人物本真的作品。以题材而言，徐悲鸿的写作整体上已不具有吸引读者眼球的独特性，关于徐悲鸿的传记就有蒋碧微、廖静文诸人多部作品行世。蒋碧微、廖静文由于与传主具有特殊的关系，所以她们的传记更为读者关注。因此，涉足徐悲鸿的写作，傅宁军在题材与身份方面没有优势。但是傅宁军是一位善于从并不新鲜的题材中发现新的写作可能性的作家。历史本真是一个多维的立体建构，每个传记作家可能只能给出他的历史视窗中所见的一种存在。傅宁军从既成的徐悲鸿传记中发现许多重要的不该留有的空白：“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往的民国人物？徐悲鸿去世至今，又有哪些与之有关的人与事？”。正是在这样的设问中，傅宁军形成了关于徐悲鸿言说的新的叙事策略。而对这些话题的叙写，作者并不能从现成的文字中获得必要的质料，也无法简单地回到历史去叙说历史人物。基于此，作者从现实提供的若干可能性出发，通过寻访在世的徐悲鸿的亲人学生及其他关联人物，寻访徐悲鸿生命历程中留下重要踪迹的场景，从当下切入历史，在“寻踪”中呈现徐悲鸿未被呈现的种种存在。可以说，正是这种寻访、寻踪，或者说“行走”，生成了《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独特的价值。“行走”体现着作者一种严谨投入的写作态度、写作姿态，也表达了他对于亲验性纪实方法的选择。我们可以发现采访成为《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基本写作方法，访谈口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本要素。也正是在这里，《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就不是通常所说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具有报告文学体性的作品。
    报告文学是一种关于信息报告的文体，其信息的基本特征是非虚构的真实性和新闻性。对于徐悲鸿这样的题材，通过“寻踪”挖掘人物未被读者知晓的新信息，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有效方法，由此也使作品生成具有某种“召唤性”的阅读魅力。“寻踪”在傅宁军这里是一种大规模的行动，作者对与徐悲鸿生命历程具有逻辑关联的地方一一都作了寻访，其中包括徐悲鸿的出生地宜兴屺亭和作为画家理想放飞和走向成功的重要站点，如上海、南京、北京、桂林、重庆和法国、新加坡、印度等。寻访是对历史的一种触摸与感知，超越时间的阻隔，我们可以回到历史的在场，感受历史的温度和质感，激发我们的灵思与想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是徐悲鸿留学的母校，在这里，徐悲鸿汲取国际一流的艺术滋养，由中国走向了世界。傅宁军深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对于徐悲鸿的意义，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带着读者一起触摸保存完好的徐悲鸿的学藉档案，走进留下徐悲鸿苦学身影的教室。在徐悲鸿的档案中清楚地记载着他参加入学考试的时间、导师的名字等，还收存有当时中国驻法总领事的推荐担保信，导师代表学校录取徐悲鸿的接受函等。这些档案本身具有重要的文献甚至文物的价值，导入作品无疑使历史纪实的历史品格得到有效的落实。报告文学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亲验性或体验性的实践活动，所以采访是其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但一般而言，历史纪实受制于多种原由，更多地依赖于文献档案等书面材料，采访是被忽视或是缺失的。不同此类，《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对于采访（寻访）是自觉的，这是对历史纪实写作的一种超越。寻访是写作主体对写作对象的感知和体验，是不同生命主体之间的互通。而对于徐悲鸿写作而言，寻访还可能是某些珍贵史料的“最后”的搜索。“如今在世的徐悲鸿的亲人和学生，大多年逾古稀，‘抢救’刻不容缓。”“每个讲述者的记忆中保存着一个徐悲鸿”。基于这样的认知，作者对徐悲鸿的外甥、侄女、弟媳、佣人，学生冯法祀、韦启美、谭勇、王学仲、刘勃舒等作了深入的访谈。通过他们的讲述，读者从中获得关于徐悲鸿的许多有意味的细节。这些材料在以往的徐悲鸿的传记中是没有的，是作者“行走”中独家发现。它们对于徐悲鸿的书写或许则是一些侧笔，但无疑通过点滴的还原可以使徐悲鸿的历史存在更接近于丰富的真实。
    人物传记或是人物报告文学，是一种人物关系的写作。特定的人物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生态中的，他必然要与社会与其他各色人等发生各式各样的关系。《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的作者是十分注重将徐悲鸿置于多样的人物关系中加以叙写的。在我看来，作品在这方面的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徐悲鸿与其个体生命深有关联的蒋碧微、孙多慈、廖静文三位女性情感际遇的言说中，尽管其中对孙多慈的叙写细致婉约，发掘了不少可读的材料，而是主要体现在徐悲鸿与民国诸多人物，特别是文化人物关系的纪实中。以往有关徐悲鸿的写作，或者是由于作者的视阈所限，或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遮蔽，常常隐去了徐悲鸿重要的人物关系图景。《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将曾经隐去的史实呈示读者，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存在，同时在人际关联感知人性的种种样态。在被呈现的人物关系中，有康有为、蔡元培、傅增湘、吴稚晖、张道藩、李宗仁以及林语堂、梅兰芳、郭沫若、齐白石、傅抱石、常书鸿、张大千等，这些人物在现代中国历史或文化艺术史上以各自的姿势产生有影响。徐悲鸿与他们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交往，勾勒这样的人物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定时期中国文化史上有意味的风景。作者对徐悲鸿与这些人物交往故实的叙写，并不满足于有关现成文字的整理，而也是立足于通过寻访以图有所发现。康有为是“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徐悲鸿曾经“专门行了拜师礼”。对于这一节特殊关系的叙写，作者是通过寻找听说中的徐悲鸿给康有为所作未发表的油画肖像而展开的。康有为肖像油画藏于上海博物馆，是康有为两个女儿捐赠的。作者睹物怀人，叙说了一段康徐交谊真挚而动人的往事。作品中配有1926年徐悲鸿为康有为作的画像，让读者在凝视中感受到历史的温情。对徐悲鸿深有影响的另外一人是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徐悲鸿能否去法国，决定其命运的，是一个叫傅增湘的人”。傅增湘早已作古，作者寻访到寓居在北京的傅增湘孙子傅延年，两人同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找得徐悲鸿为傅增湘作的肖像画，并且从傅增湘的《藏园日记》中，查出傅增湘当年有关徐悲鸿作画的多则记载，其间多有细节化的存真。这样尘封的往事立即生动了起来，进入历史的人物反转身来走向我们。以“行走”的方式写作的历史纪实，就是这样显示着别样的阅读魅力。

[发表于《文艺报》8月14日]

附：
    本文作者丁晓原，男，1958年5月生，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报告文学和散文，主持与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社科规划项目。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释》等专著4部，主编《20世纪中国各体文学理论批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2006）年纪实文学》、《新闻阅读与写作》等著作（作品）6部。连续三次被授予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的称号，两次入选“333”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获全国曾宪梓优秀教师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