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围棋可以列为中国最了不起的文化发明之一。中国有此创造，数千年后，想起来仍觉是一奇迹。这样一件国宝，文坛又有那么多人喜爱着它，到现在，却还不曾有过一部关于它的像样的小说。虽然无所谓“失职”，却终归是个遗憾，就像两位很该认识的朋友，一直还不曾拉上手。
    好些年前，大约一九九〇年前后的样子，我由《花城》读到孔捷生一篇中篇小说———他大约也是喜爱围棋的———却并非以围棋为主题，是借围棋描摹世事。近些年，听说有位居法国的华人小姑娘写了本关于围棋的小说，还登了畅销书榜，拿了少年龚古尔奖，想必有可取之处，我没读过，只是听说那作者并不如何懂棋的。倘若并非借围棋来说事儿，而是认真地替围棋写一本小说，我以为还是由懂棋的人来写比较好一些。
    论到这一层，最有资格的，非储福金莫属。储兄棋力冠绝文坛，大约是不存争议的。他不写，说不过去。这是我多年于他的期待，虽然从未表示过，但一直暗中存着，觉得有朝一日他会写出来的。而今果然。
    然而，以小说写围棋，究竟能写成什么样子，甚至于怎样去写，我自己是一派茫然的。不单因为围棋的“包罗万象”，更因为它是非常抽象的。例如关于围棋的魅力，询之迷恋上它的人，即便一万个人，也会异口同声给你同样回答：世无可比。但若进而让他们把从中领受到的魅惑与享受原原本本地道来，十之八九辞不达意，甚或越解释越不明白，末了，往往生出“不足与外人道”的无奈。这就是围棋。它跟你吃了一餐好饭、览了一回美景或听了一场高水平音乐会、看了一次名画展，完全不同。那些，你不难就它们的美妙侃侃而谈。围棋的好，却总让你觉得不能道其万一，有点像《老子》里头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先将比较“虚”的那一面搁置不论，讲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写围棋的小说，第一就得引人入胜。虽不指望上至教授学者下至菜贩渔夫，都不忍释卷，但在一般尚且愿意读一读小说的人中间，必须能够催动一种兴致勃勃的状态。之如此，即因围棋的特性。围棋素有雅名，与大众之间向来就存在一些距离的，去北京的市井看一看，随地摆上一盘象棋的情形时常可见，围棋则难觅踪影。我在北京住了二十来年，也只见到过一次。它是这样一种高格之物，加上本身确实有些繁奥，作为写围棋的小说，不够抓人，不能让人一看就有兴味、就入神，注定是要失败的。
    概略地讲，我以为写围棋小说有双重的难度。首先是作者得把围棋吃透，自己如若野狐禅、半吊子，出乖露丑尚在其次，要紧的是无法深入围棋的内在精神。而得不到围棋真意，又如何把它巧妙转化为小说叙事？然而只此一样，仍不足以产生好的围棋小说，否则中国棋院的职业高手们，人人都可以作小说了。围棋小说，归根到底是小说，不是围棋；多少万字写下来，围棋上高妙，作为小说不高妙，大家还不如直接去读棋书。
　　二
    我曾就中国缺少阿瑟·黑利那类作家发过感慨，于今想来，那现象其实隐匿着中国文学的一大弱点。中国作家———比较确切地说，是建立“供养制度”以来的中国作家———虽有“专业作家”的头衔，其实往往是很不“职业”的：业无专学，术无专精，对于所写的生活、人物或者领域，多半并没有体验，也并没有研究，但抓起来就写，而体验和研究的缺乏，则用唬人的“文学”上的阔论加以遮饰。晚近这几年，更形严重。明明欠少积累，或研究并不透彻，比如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小说，照样不怯涉足；甚而到为所欲为的地步，比如让“文革”年代出现九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事物或谈吐，别人表示质疑，居然还理直气壮答以“文学语言不必等于生活语言”。这种风气，其实不是中国的传统。茅盾先生写《子夜》，对金融业是花了大工夫去研究的。曹禺先生写《日出》，也对风月场有很认真的考察。《红楼梦》广泛涉及园林、诗词、饮食、戏文……而在这些描写中，曹雪芹显示他岂止是懂一点，简直非到精通才肯下笔。阿瑟·黑利依我们的分类法，是要归在“通俗作家”之列的，很不及我们的“专业作家”们高雅；可这么一位“通俗作家”，在给“普通大众”写一些“畅销小说”的时候，态度却那样严谨。他写过酒店业，写过医药界，写过航空港，写过汽车城……从不糊弄了事，事先总要做足实际调查以及案头研究的工作，所以不论写什么———虽然都不是他的本行———却都那样“当行”。人家也是作家，也是文人，但并不卖狗皮膏药，而给所写的行业、生活和人群以充分的尊重，这隐含的实际上是对读者———写作者们的“衣食父母”———的尊重，不肯使读者掏钱却买到水货或劣质产品。此之谓“职业作家”。中国有无数“专业作家”，却几乎很少看见职业的工作态度与精神，这恐怕是不必辩白的。
    这并不仅仅关乎写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问题———虽然写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问题在当下确实愈来愈显示出紧要性———尤其关乎作品的质量。我现在谈的是创作质量，不是道德。某些人会很轻松地把类似问题推到道德层面，因为如今最不值钱的或许就是道德，道德瑕疵不但不让人名声扫地，反而能带来奇特另类的色彩。但是，我谈的偏不是道德。让我们举比文学更直观的例子：国内电影界颇有大牌导演，拍片子只是靠大场面和匠气十足的广告片式的所谓“漂亮”摄影蒙事儿，这显然对不住观众也就诚然有些职业道德问题，但归根结底却在于艺术的无能，实际上是连基本的情节叙事都驾驭不了，所以只能堆砌视觉元素，色厉内荏地掩盖自己的虚弱，同时“忽悠”观众。
    把“忽悠”这个词带入我们日常生活用语，是赵本山的突出贡献。它极有资格成为我们这时代的关键词。当范伟愉快地甚至迫不及待地买下对他其实毫无意义的轮椅和自行车的时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也在读者观众不知不觉中让他们置于同样的境地。
    在盛行“忽悠”的时代，比之于别的题材，围棋小说本来是更便于用“忽悠”的办法来写的。因为围棋是一个很文化的东西，写一写精神啦境界啦，轻易可把读者吓倒或弄晕。以从当下创作中得来的印象，我甚至不难想象，这题材若落到某种作家手里，会是怎样一种煞有介事而言不及义的面貌。
    储福金不忍如此，我猜想系因他胸间揣着两份爱：对围棋的爱，对小说的爱。前者，源于深知。凡事相知得深，自然有爱和敬畏，自然不肯玩忽；反之亦然。后者，我想如同任何本分的不弃信仰和为人底线的劳动者一样，对于自己的手艺和制作，有一份虔诚的责任感。我以为《黑白》从同时要对得起围棋和小说的强烈心意中产生。这两样东西在储福金心中，大抵就像如花的美眷，他必欲亲手使它们的结合，达到琴瑟和谐。
    他殚精竭虑以求解决的难题是，怎样完成一次流畅的叙事。把这样的问题称为“难题”，有人是要笑掉大牙的。而我笑不起来；非但笑不起来，时常还被弄得烦闷。现实是，很难遇见从当下创作中找到一本中国小说而能并不烦闷地读下去的情形。我不能否决很多声誉崇隆、被批评家们夸得头头是道的小说作品，它们种种伟岸、高妙之处应该是确凿的———既然引发了那么多的感慨。只是我自己的阅读体验不能与此吻合，倘非工作的缘故，倘若可以全凭兴趣挑选读物，那么跟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大量流失的小说读者一样，我大约也要选择其他。出于职业，我曾经强迫自己不去面对这种心情，但渐渐地，我的感受越来越无法回避。几年前，成一先生的《白银谷》讨论会上，我就此坦白了一回，真心就《白银谷》带给我一次流畅读小说的经历而高兴和感谢，也不知那发言是否降低了《白银谷》的声誉。现在，我又想就《黑白》说同样的意思。
    总之在我看来“完成一次流畅的叙事”，是一个难题。或许它本身不应该是难题，然而当代作家的实践却把它变成了一个难题。十年前，当我意识到大部分时候我是在靠理智迫使自己去读它们的时候，我曾冒着被视为浅薄的风险提出“小说须好看”。这么些年过去了，小说大多仍不好看。可见是个难题。我也试着思考过，为什么会是难题。首先是政治的作用，建国后一二十年的工夫，写小说第一条得合于政治，叙事必须迁就政治，比照革命原则来安排构思和人物，渐渐地，小说家基本上不晓得怎么讲故事了，怎么假怎么写。“文革”后，大家发现可以用小说讲一点故事的时候，却根本已经没有这样的手腕。今天如果有兴趣再去翻翻“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小说，对那种叙事捉襟见肘的窘态，当会一目了然。随后，正在补课且稍有起色的时候，又时兴“文化”了，又有西方“现代派”引进了，大家纷纷去抢风头，搞观念革新，上等小说不必描摹人物，甚至不必有情节，要抽象，要变形，以当时中国作家的技巧论，这恰似正在描红的小学生突然改写狂草以至甲骨文。这样搞到九十年代初，小说基本没有读者。而“资本大帝”又来了，地摊文学远远比文坛受欢迎，写狂草或甲骨文的高士们见势不妙，从象牙塔跑出来展开自救。他们的自救并非精研技术的不足，加之情形又十分不妙，很少人沉得住气，于是文学的市场化居然就表现为文学品质的跌落（这两者本来不必画等号，不幸，在中国偏偏画了等号）。实际上暗中有向地摊文学看齐或与地摊文学一争高低的意愿———今天，颇有一些成功推向市场的畅销小说出于昔日的“先锋作家”之手，里面分明可见地摊文学的遗韵，令人不由遥想作者当年应该是颇受触动，并做过一番思考和揣摩的。总之，由政治挂帅而市场化或商品化，中国当代小说的跨越幅度不可谓不大，面貌也是不断地焕然一新，然而唯独“好看的小说”不曾成为现实的一种。
    但，前途在于“好看的小说”，这信念在我是未改的。因我相信，文学的本来意义，既非折磨人，也不是腌臜人，是读于南风窗下，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文学倘若不是这样，是什么呢？舍此还用得着其他的高谈阔论么？
    读《黑白》，我不唯高兴于储福金终于替围棋写了小说，尤其高兴于他就是这样去写的。实际阅读之前，我心中隐隐有些恐慌，担心《黑白》很难实现我对于“好看的小说”的期待。这恐慌，部分来自长久以来创作所给予我的失望。其次，实实在在地，以围棋的深奥抽象，如何入小说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就像前面所说，至少我心中对此是“一片茫然”。但是这些顾虑，终究被事实上的《黑白》一扫而空。
　　三
    它用了什么办法呢？也不是什么秘密武器———首先是写人。脚踏实地地写人物，把人物写透。
    这是小说正途，是最见功夫处。
    当代的小说艺术脱离这一正途，已非一朝一夕。很多小说，虽然里面也有人物———没有人物，难道小说写空气不成———也有名有姓，张三、李四之类，但他们其实并不受作者的尊重，不能作为自己、由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存在于情节中，没有性格，不是独立和自主的，是作者倾倒其思想、情绪、意识的垃圾箱，甚至不过是盛满作者口水的痰盂。如今小说里的人物，十有八九属此类。也许有人有翻垃圾箱的爱好，看看里面是否有何宝物，或者，也急于找一个能够吐口水的痰盂，但这两样在我都不感觉必要，自然也就不能发生兴趣。
    喜欢好的故事，喜欢被细致、认真地加以刻画的人物的看官，你们注意了，江苏作家储福金给你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也许他从来不曾被炒得如何热门，但，这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本本分分的作家，他不会“忽悠”得你掏了钱买他的书然后大呼上当。他一丝不苟地对待笔下的人物，努力地赋予他们生命；一册《黑白》读罢，至少会有七八个人物栩栩欲活地站立在你面前，从此让你不能忘却。我先来说说我所记住的人物：陶羊子、任守一、任秋、梅若云、芮将军、秦时月、胡桃、俞参谋、松三、西南王。储福金刻画人物很讲究，有的丝丝缕缕皆不肯潦草，有的像绣像一样处理———背景虽然空白，但动态的人物却仿佛自然地带出了虚略的背景，还有的似乎没有被工笔细绘的荣幸，仅仅是泼墨似的一挥而就，或只以粗线条勾勒数笔，照样神完气足。姑以西南王为例，这位芮府棋士，出场总共不过三次，但其古直之性却跃然纸上，在如云的棋手中任何时候你都能够一眼辨识他，而绝不与旁人相混淆。当然，也有刻画不算成功的。我对方天勤的性格内涵，不很理解。小舅常得成有些像是道具。阿姗缺少使读者爱她的魅力，而先前任秋、梅若云这两个女孩子，无论谁，都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她。这三个人物，在故事中，都算比较紧要的角色，因此，他们的未臻佳境，才显得遗憾。然而，除了像《红楼梦》那样的绝世杰作，谁又能做到不拘什么人物只要出过场，便都屹立不倒呢？我不可能去这样苛求储福金，我看重的是，有的作家折腾了四五十万字也不曾写出一个像样的人物，而《黑白》不足三十万字，却留下了屈指难数的有着鲜活性格的形象。
    写得最好，也最难写、最关键的人物，是陶羊子（陶鸣谦）。为什么？话题又回到“围棋小说”上。把人物写好，本来就是小说创作最吃功夫的事情，然而这里又非寻常故事中的寻常人物，除开写人物固有的种种讲究之外，《黑白》还须额外去注意围棋的表现，要将围棋的理念、围棋的精神、围棋的意蕴乃至围棋的纯技术性质的内容，水乳交融、纯任自然、了无痕迹地化在这人物的性格或命运之中，其可谓难乎其难。倘若储福金肯玩玩花活儿，走什么“遗形取神”的路线，是可以省却不少气力的；然而偏偏他不肯，往实里写，从陶羊子对棋一无所知一直到他成长为击败日本职业高手的大方家，每个阶段、每个小小的领悟与进步，尽入笔端，甚至陶羊子生平所弈每一局棋，甚至棋局中很细的局部变化，皆不避绕，以实写手法一一道来。我体会他这么做系因三点：一、他不愿意充当一位打虎将李忠似的作家，不愿意《黑白》也像某些小说那样“卖狗皮膏药”；二、因为是行家，有充分的自信；三、最重要的是，他希望真正替围棋写一部小说，发扬围棋，把围棋的魅力借小说这形式传达给普通读者，以了他对于围棋的爱；而这一切，尽托付在陶羊子身上，能不能借这个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形象化或者情节化地诠释围棋，便是关键，换言之，写陶羊子除了是一个人物的塑造过程，也是围棋之美、围棋之魂的表现过程———于是理所当然，他断断不肯玩花活儿，断断会迎着困难上，令人与棋互见共辉。
    的确，在陶羊子身上，渗透着作者对围棋的理解。陶羊子，既是一种人格，也是一种棋格。他与围棋一而二，二而一；人，是为棋而生，而抽象、本无生命的棋则因这个人物形象的演示和注解，人格化了，仿佛变作有思想、有意志、有品格、善悟善感的活物。小说无一语直接解说围棋的妙与好，但因为人棋融为一体，所以阅人有如读棋，棋理尽在陶羊子一思一想、一颦一喜、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陶羊子的塑造过程，即是围棋义理的阐发过程。围棋小说怎么写？小说对于虚灵抽象的围棋的表现难题如何解决？以人写棋，便是《黑白》给出的答案。这答案，我以为是智慧和圆满的。
    另一方面，一棋一人，在《黑白》中也如两块厚重的基石，支撑起更宏大的话语。作者替陶羊子安排的时代，起于清末民初；第一部故事终了处，为抗日战争结束。这个时间框架，显示了《黑白》的抱负，即它绝不仅以“游戏”视围棋，而是把它与民族历史命运和荣辱连结起来。陶羊子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性情的展示，也不仅仅是对棋魂的发扬，它还有一种国魂的意味，有一种历史、文化的忧患意味。虽然在古典时期，围棋几乎只是一种“游戏”和文人淑女的闲情所寄，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二十世纪，继续如此看待围棋，貌似高雅，实际上已是对民族文化的冷漠。今天，抛弃古人以围棋为“小道”的观念，视围棋为大道，把它放到民族文化瑰宝的位置，这种立场具有时代的正义性。所以我很赞同《黑白》将叙事置于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让围棋和棋手去承担一些更大的责任。这也是《黑白》立意高正之处。
    请不要担心这样的立意，会让《黑白》染上“道学气”。其实，这部小说奇就奇在风骨雅正，却丝毫没有教化的痕迹。作者的立场和眼光，都在普通读者一边，他拒绝迎合粗俗的低级趣味，防止这种东西污染围棋和小说，然而他同时对普通小说读者所要求的健康的娱乐性，给予足够的尊重，努力使《黑白》能够带去这种愉悦。我明显地发现，《黑白》借鉴了武侠小说的风格。作者写人写事的笔法，以及所赋予人物的风貌，有金庸作品的韵味，尤当情与理交错之际，旖旎细腻，低回不已（试观陶羊子与任秋、与梅若云、与任守一、与秦时月之间）。我向来认为，金庸小说最打动人处并非对武术、功夫的描写，而是那些侠骨柔情的段落。在这一点上，《黑白》颇具其神。
    我对《黑白》的又一极大好感，在于语言。它的纯熟，尤其干净或洁净，在当下或我目力所及之内，是非常少见的。中国现在有些高等的作家，往往以为语言是根本不必讲究了，例如我看到有一位名作家在回击德国汉学家顾彬时这样说：“什么文字能力，什么古典文学的能力都是非常次要的。人性的深度，创造力的大小才是体现一部作品到底成功还是失败的根本。追求技巧、文字的这些人说话就像幼儿园的小孩。什么先把字写好啊之类的规矩。”《南都周刊》，转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06-12-23/190411869260.shtml）除非报道有误，否则我就要对这位应该说是靠文字吃饭的女士生出一种“失敬了”的惊奇———原来她会这样对待自己吃饭的家伙。回头检视自己，我倒愿意把自己放入她所鄙薄的“什么先把字写好啊”、“幼儿园的小孩”那一类别之中，虽然“人性的深度”也很令人赞赏与向往，不过在文学上我还是有守旧的一面的，无法把涂鸦的纸片视为文学，就像不能将某种快意的哼哼声视为音乐一样。而且我想中国人对待自己的语言，的确应该有一种“幼儿园小孩”的姿态，的确要从“先把字写好”做起，如若不然，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化，将来一定是堪忧的———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将来”，即便眼下，已经看得颇为显明。如果说网络上那些“口水帖”所制造的语言垃圾还不足以表示民族文化的危机，那末，作家，甚至是昔日的第一流作家连起码的“敬惜字纸”的觉悟也抛弃了，胡涂乱抹，肆无忌惮，这样下去完蛋的恐怕就不止是文学。现在的好像不在少数的作家似乎昏了头，居然凌驾于母语之上作威作福，以为可以随意糟蹋它而不遭报应，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给予他们这种权力。无论如何储福金不认为自己有这权力，他爱惜着汉语———虽然未必出于很高的“思想觉悟”，也许只是因为他懂得这是自己吃饭的家伙，不能不敬重、不谨慎。基于此，他在《黑白》中诚实正派、富于修养地对待语言，展示它的纯洁、温润和灵动，让读者感觉它的可爱而不是可憎。我以为，这并不仅仅关乎一部小说的美感与可读性，也表达着一个作家的文化立场。

（《西部·华语文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