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风谲云诡，多灾多难，革命、战争、内乱、外侮、天灾、人祸……在这片土地上频频发生，其中，六、七十年代延绵十年的“文革”更是前所未有，震古铄今，历史行进至此，停滞了，倒退了，凡亲身经历者无不留下惨痛的记忆，也无不痛心疾首，扼腕叹息。
　　历史学家和亲身经历者说起“文革”，通常都谓之“闹剧”、“浩劫”、“失败的社会实践”等等，见仁见智，皆无不可。
　　然而，时间过得委实真快，事情才过去三、四十年，许多亲身经历者，记忆中的一切，似已随风而逝，岁月好像已将伤痕抚平，人们谈起那个年代的种种行状，已不再激动，仿佛是白头宫女絮絮叨叨地在追忆天宝遗事，我不知是健忘抑或悲哀?
　　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如今也已三、四十岁，他们中间的知识者，不乏有人以鸿篇巨制，或形象地去描绘那个时代，或理性地去诠释那个时代，终因缺少亲身经历，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甚或有胡编乱造，随意点评之嫌。
　　因而，我们太需要读到令人回肠荡气，心灵为之震撼的文学作品和科学严谨、评述精当的论文。客观地说，新时期以来，涌现过不少反映“文革”的作品，其中就有涉猎知青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可谓洋洋大观，而知青作家也随之应运而生，他们奉献的一些优秀作品，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题材在一些作家那里似已枯竭，即便勉强为之，也难有新意。倒是一部《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的长篇小说在同类题材上有所突破，平添了阅读兴味。此外，就乏善可陈了。
　　正是在这般心境下，我看了孙虎的长篇小说《梦中的童话》，作者名不见经传，此前也未发表过什么作品。据说，他在农村插队十年，爱好文学，读过许多书，知识面较宽。“扁舟独钓，静水深流”，他不是浅尝辄止的泛泛而读，而是读思结合，对诸多社会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并形成属于自己的看法。
　　《梦中的童话》是正面写“文革”那个年代的，而笔触又集中到知青这一题材上。作者是基于怎样的理论建构来铺排这部作品的呢?这里不妨引用书中的一段话：
　　“六六年夏天开始，所谓文化革命就从本质上离开文化，演变为权力斗争，被填满阶级斗争的内容。毛主席希望通过这场斗争，保证中国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并通过深入持久的阶级斗争来促进科学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国防革命，从而实现现代化，用大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这场斗争仅仅才两年，中国的工农业便面临瘫痪。工业瘫痪带来了城市连续几届的高、初中毕业生没有工作，形成待业人口急剧膨胀。毛主席和他身边的经济学家一定知道劳动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这一简单的经济学理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可变资本比之不变资本越来越少，追加资本导致了劳动力的大量过剩。然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待业大军则是工业瘫痪、科技落后、资本积累缓慢甚至停顿造成的。面对这一特殊的新课题，毛泽东没有束手无策，更没把它复杂化。他把解决城市待业大军这一经济领域的问题，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一政治领域的问题结合起来，采用了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把城市的青年学生送到农村去!天地广阔的农村可以挺起她巨大无比的胸膛，接纳来自城市的待业大军去建设她，改造她!毛主席从历史高度提出了接受再教育的问题，但不是或者说不只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接受中国农村社会的再教育。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发展壮大的，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员和基本骨干就是来自农村。这位农家出生的伟人更希望我们这代人像他们那样，真正认识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民，经受住农村现实的磨练，成为建设农村的生力军，成为真正的民族精英，成为第三代接班人!
　　林彪的反叛和破产，没有使主席丢开幻想。相反，他以伟大的政治家的气魄和胆略，把自己的梦推向新的高峰，演变为亿万人民的再实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继续革命的马列主义变种理论催化下，这个梦渐渐被大多数崇拜领袖的中国人接受，成为一场中国的时代之梦!
　　这段文字，可以解释为作者对“文革”和“知青插队”的认识，不妨将此作为“一家之言”，事物的本质是否如此则另当别论。作家，应该是思想家，对一段历史，一场运动或一个事件，应有自己的认识而不能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否则，其作品便不叫“创作”而是模仿了，“自己的认识”，即便是异端，在一个宽容、民主、和谐的社会应当是允许的，甚至应当受到鼓励，所谓“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并维护你阐述自己观点的权利。”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以鄙人之见，“知青插队”也许基于两个原因：
　　(一)从正面讲，放下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通过这个途径，锻炼和培养革命接班人。
　　(二)从负面讲，无可奈何地卸包袱，将尖锐的社会矛盾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缓解日渐紧张的城市压力，为百病丛生的“文革”减负。
　　当然，我也是一孔之窥，说说而已。
　　现在回到《梦中的童话》，在我看来，主人公杨黎明在他所插队的王庄为之奋斗的“乡村都市基础工程”，在那样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啻是想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基层社会组织，最终，只能是一个“梦中的童话”，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杨黎明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随波逐流，不浑浑噩噩，而是怀抱着战天斗地，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以一腔热血，以艰苦奋斗去付诸实践，他们是有为的一代青年。只是，悲剧时代没能为他们提供客观条件，故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染上浓重的悲剧色彩(包括杨黎明、汪爱武)，而耿清涛、田晓晶、常朴跃则成了悲剧人物。之所以酿成一幕幕悲剧，有其自身的因素。但账主要应记在时代身上，这难道还有疑义吗?
　　这部小说，围绕杨黎明们插队后所经历的务农、从事工副业、招工、上大学、抗洪、地震等一系列事件，激情难抑而又跌宕起伏地展现了他们与当地县、社、队三级干部的交往冲突，以及“插友”之间的友情、争斗、通篇交织着血与泪，血色青春近似残酷的描写，有时让人不忍卒读，揪心难受。作者没有回避矛盾，将生活中丑恶与阴暗的一面大胆地揭示出来，作为杨黎明们历经坎坷追求理想闪光亮点的陪衬，彰显出一种逼人的真实。这在以往的知青题材作品中还不多见，应予以充分肯定，此其一。
　　其二、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即是看有没有塑造出典型化人物，《梦中的童话》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杨黎明、耿清涛、汪爱武、卞红军、田晓晶、常朴跃等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然而，各人的性格却又迥然有异。有个说法，性格决定命运，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在大时代的浪涛冲击中，在相互的性格碰撞中，各人的命运以不同的结局陆续展现出来了。就说杨黎明吧，这是作者倾注热情，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他有着豪情壮志，却又能面对现实，忧国如焚，却又脚踏实地。作者写他：“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为了这个目的，经常不择手段，搞阳谋，也搞阴谋，骗人整人，什么都干。因为目的明确，也就有了符合这个目的政治规则。他的政治品质是他的政治目的造就，符合规则，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政治风范。”这是作者给杨黎明的定位，作品围绕此一定位，设计了许多精彩的情节和事件作形象的展现，而绝非图解，作简单的处理。有血有肉，有爱有憎的描绘，让人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这个人物。再如汪爱武(原名汪霞)，从一个天真单纯的女孩，成长为世故狡黠，甚至令人有点憎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她也有过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有过纯真的友情，可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她遭遇了屈辱，因此而产生报复心理和权力欲望。有时，她表现得出乎人们想象的凶残，令人匪夷所思的时代，使她“异化”了。可是，她天性未泯，为了保护“插友”，她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更为凶残的权势者巧妙周旋，甚至不惜作出某些牺牲，在她那硬朗无情的外表下，依然跳动着一颗柔情绵绵的少女之心。她也渴望友谊，渴望爱……这个人物，在我读过的知青文学中几乎未见过，自有其典型意义。值得文学批评家们去剖析和总结。
　　其三、厚实的生活积累，赋予作品以浓重的生活气息，增添了作品的真实可信度。作者对“文革”中的诸多事件及其背景，尤其是知青生活及其典型环境，还有乡风民俗，农事等等都了如指掌，读之，给人以毛绒绒的原生态感觉，这就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加上作者有颇强的编撰故事的能力，使得这部小说甚是好看。这与那些凭空想象，浅薄贫血的作品大相径庭。它再一次印证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经典论述。
　　《梦中的童话》是作者的处女作，因作者较为扎实的创作准备，因而起点较高，出手不凡，取得一定的成绩也就不难理解。
　　当然，既为处女作，也就有不成熟之处，主要表现在纪实成份较为明显，艺术张力还不够。我欣赏恩格斯关于《城市姑娘》的一段论述：
　　作品要努力做到“莎士比亚化”，即让作品的倾向性在情节的展示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要“席勒式”，即让作品(人物)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虽说《梦中的童话》反映的是一个政治气氛相当强烈的时代，但作为艺术品，有关政治的直白议论、表述则应当力求少一些。含蓄、内敛、象征等等的运用，同样可以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不是?
　　此外，作品以时间顺序铺排，推进情节，是比较传统的写法，这自然无可厚非。但也还可以尝试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新的突破，也许这是苛求。然而，就作者扎实的根底和对文学的执着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期许吧!
　　我不说这是一部力作，如此，难免有“炒作”之嫌，但我要说，这是一部让读者喜爱的长篇小说，它的出现，值得祝贺和重视。
　　

2005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