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日战争，正是我从6岁到14岁的年龄段。在这八年中，我从六岁的儿童成长为十四岁的少年。抗日战争中我受到两方面的教育：一是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共产党、新四军对我进行的抗日、民主的正面教育；二是日本鬼子的暴行对我的反面教育，终于使我于1945年7月下旬离家，于8月11日到达东台三仓河参加了新四军。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反击日寇挑衅，奋起抗日，八年抗战从此爆发。那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班上的音乐教师在七·七事变后，立即给我们教唱《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按：此歌作于1935年)老师对我们说：抗日战争开始了，虽然敌强我弱，但我国地大物博，有四万万同胞，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在此以前，我们学唱过《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老师就教育我们：“枪口对外”，就是对准小日本，它已经强占了我国东三省，还想侵吞我全中国，我们一定要“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我的老家在江苏海门、启东县(现都为“市”的交界处灵甸港)(又称灵甸镇)，现为海门市的临江乡。从1938年起，日本鬼子的兵舰在长江航道上横冲直撞，不时向灵甸港打炮。有次，炮弹落在东市梢，卖烧饼、油条的一家人被炸死、炸伤，血肉狼藉，惨不忍睹。日寇的暴行，激起了我们全体小学生的满腔仇恨。我所在的循循小学后面的池塘里，也有一颗炮弹爆炸，幸未伤人。学校就把全校的学生，六个班级，分散在灵甸镇的西市梢商家的厅堂里或厢房里上课。日本兵舰上的炮声一响，学生纷纷回家逃避。1938年，整整一年，循循小学没有上过一天安生课，教学大受影响。
到了1939年，日本兵舰的炮击，不只限于灵甸镇，而且向农村乱打炮。农村里的人口、牲畜，被打死、打伤的，也不在少数。我家在农村，距长江江堤只有一里路，一看到日本兵舰冒着烟自东至西或自西至东过来了，发炮了，全家人都跑到北面横河的河堤后面躲起来，避免伤亡。这样，还能读什么书呢?做小学教师的父亲，决定搬家逃难到如皋县大豫区伯安镇，在一个农村小学里低薪执教。于是，从1940年起，我家从海门灵甸镇西边一里半的农村迁移到伯安镇，盖了两间草房，一家六口人挤在一起，勉强住下来。但就在这一年，我父母亲喜爱的女儿、我的妹妹的心欲，却因对当地水土不服，得了肠胃病，上吐下泻。那所小学给父亲的工资很低，一月只有一石元麦(140斤)，连一家六口人的吃食都不够，再也没有钱请医生、买药。我的妹妹由于缺医无药只活了四岁就去世了。假如不是日寇侵华，我家被迫逃难到如皋，她是不会过早离世的。这笔账应向日本侵略者清算!
1940年冬，黄桥决战后新四军东进，臂膀上别着袖章“N4A”(新四军)的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唱着抗日革命歌曲，路过伯安镇。伯安镇的居民自发夹道欢迎，高呼“拥护新四军!”“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口号。深得学生喜爱，教我们语文、音乐的秦繳老师不久就北上参军了。对我这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我想，教书教得这么好的秦老师，为什么新四军到来不久他就去参军了呢?新四军一定是坚决抗战、抗战有功的军队，否则，秦老师是不会参军的。由此我萌生了我长大后也要参加新四军的想法。
新四军在如皋县大豫区(后属如东县)建立政权后，于1941年秋创办了大豫中学。这是一所实际上为共产党、新四军培养干部的中学，中学里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了革命。我渴望进入中学读书，于是在读完小学五年级后，跳级进入大豫中学一年级读书。同班的同学，有海安战斗中英勇牺牲其后大豫乡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徐征乡”的徐征(原名徐邦杰)；有后来担任郑州粮食学院副院长的黄彦元等二三十人。大豫中学的校长秦退之，知道我家境清贫，学习成绩优良，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学习，宣布免去我全部学杂费。在大豫中学里，吴遐女老师给了我最早的政治启蒙教育，让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新四军的宗旨，教育我跟共产党走，长大后当新四军。也是吴遐老师为我们学生教唱了《反扫荡》、《打个胜仗哈哈哈》、《黄桥烧饼歌》、《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等革命歌曲。
1942年，日寇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大豫中学被迫到海边游击教学。那时我只有11岁，随校行动跟不上，只好转学到了南通重三中学。重三中学虽是一所私立中学，但校长陆维恭政治上开明，有地下党在中学里活动。国文教师黄祖英，即是重三中学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1946年下半年，他被国民党杀害了)。中学里的音乐教师费镜吾也对我们教唱抗日歌曲。黄祖英老师得知我来自民主政府办的大豫中学，悄悄地找我谈话，鼓励我在校认真读书，继续进步，初中毕业后去参加新四军。三余镇上的日寇获悉黄祖英是重三中学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后，连夜扑来逮捕他。幸亏三余镇的我方情报员赶在日寇出动前密报黄老师，黄老师得以在日寇扑来前10分钟出逃。日寇抓捕黄老师扑空，气急败坏，将重三中学的教导主任刘谦因老师绳捆索绑而去。后来，陆维恭校长花了一大笔钱才把刘老师赎了出来。经过这一事件，重三中学不能在距离三余镇只有四华里的原址办学了，搬迁到靠近黄海边的农村仓房里教学。
驻守在南通九门闸的日军，因在“扫荡”中多次遭受新四军伏击，损失惨重，便对新四军活动基地之一的伯安镇，进行“焦土”报复。1943年秋冬之交的某一天，日寇在青天白日，将伯安镇的自南到北长达一里半的一条街，全部烧毁。居民没来得及逃走的，即予枪杀。我家两间草房烧得只剩下一根已成焦炭的顶梁。我在重三中学得知这一恶耗后，立即回去探看。但见伯安镇已成一片废墟。死者虽已被埋葬，但焦臭的尸体味仍然可以闻到。我在伯安镇附近的农村李大伯家里找到了我的父母及弟妹，父亲告诉我，日寇从伯安镇南头放火不久，他看到一小队日军擎着火把，拎着汽油桶，在街道两边纵火，他连忙搀着、抱着我的母亲及弟妹从我屋旁的河沟里涉水过河逃离，这才幸免于难。但家中的衣服、杂物一件都没有带出来，全都毁之一炬。眼见日寇的烧杀暴行，耳听父亲对日寇的控诉，我心口怒火升腾，下决心在初中毕业后参军抗日!
1944年，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日寇制定了在中国“抓劳工”的罪恶计划。时已41岁的父亲正在大同小学教学，也被当作“劳工”抓去。抓来的“劳工”被绳子围在小学的操场上，不准走动，由两名伪军看守。父亲心想，抓去日本也是死，不如拼死逃命。他乘两名伪军都不曾注意他的片刻，拔脚向东北方向飞奔。等到伪军回过神来，向他开枪时，他已奔出几十米，再拐一个弯，就到了校舍后面的农村了。伪军恐怕其他“劳工”出逃，不敢追捕，父亲才捡了一条性命。那次被抓走的“劳工”，后来一个也不曾归来。
1944年7月，我在重三中学一毕业，即和一些同学北上到了苴镇——苏中四分区、四专署的所在地，要求参军。那时，我还不到十三周岁，尚未发育成人，个头又矮又小，仍像个孩子。招待所的负责人动员我回家，说你长大后再参军，我们一定接受。我一再要求把我留下来，招待所负责人一再劝说我回去。无奈，我怏怏不乐，打起背包，步行了两天才回到家。
伯安镇南面的大同镇有位爱国、进步商人顾云鸿，听说我在校成绩优良；初中毕业后参军未被接受；家中贫穷无钱升学，竟主动到我家来向我父亲提出，由他资助学费、杂费、食宿费，让我到海门的一所教会学校锡类中学读高中。我家父母感动至极，让我认他为“寄父”这样，我便到了锡类中学高中部读书。
锡类中学在海门县伪政府所在地茅家镇，茅家镇是敌伪的一个大据点。在锡类中学我读了一年高中，有三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一次，日本宪兵队的足球队硬要和锡类中学足球队比赛，以为他们一定可以大获全胜，耀武扬威。孰料锡中足球队训练有素，实力很强，上半场就踢了对方1∶0。半场休息时，宪兵队的翻译找校长袁思，威胁说：如不在下半场让球，就要在校内搜查抗日份子。这样的“搜查”，意味着什么，袁思校长很清楚。为了避免师生被逮捕、受迫害，校长被迫授意锡中足球队让球。宪兵队足球队这才在下半场进了一个球，以1∶1踢平。但日本宪兵还不解气，悻悻然离去时仍大骂：“八格牙鲁!”第二件事：为了加强对锡类中学的伪化教育，日军派来了日文教员中村，强迫高中生学日语。但我们高中生在日文课上根本不听中村讲课，有的看小说，有的做作业，有的背英文。中村见众怒难犯，加之日本在1944年下半年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德国法西斯在欧洲也大势已去，因此中村对我们的变相罢课行为并未采取什么措施。只教了一学期日文就灰溜溜回去了。第三件事：1945年上半年，日寇在失败前作垂死挣扎，竟派来伪特袁建奇到锡类中学任教导主任。(此人在日寇投降后即被我政府镇压)。袁兼任生物课的教师。在生物课上他不讲解生物 课的内容，却在讲堂上大肆反共，说当年朱、毛搞红军，是分裂国家；现在新四军、八路军反抗皇军，是破坏和平建国。这激起了不少同学的义愤。有位同学(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在课上公开向袁提出：袁老师，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讲生物课?朱、毛，新四军，八路军和生物课有什么关系?这一问，弄得袁建奇面红耳赤，下不了台。高中部学生对日文课变相罢课；对袁建奇质问；其实都是由锡类中学的地下党在策动和组织的。后来担任江苏省劳动局局长的陈永兴，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可惜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
在锡类中学的一年，我不但增长了文化知识，而且在敌占区的所见所闻，也加深了我对敌伪的仇恨，提高了我的觉悟。此时我已开始发育，个头一下子拔高不少。于是，我在读完高中一年级后即于1945年7月下旬，再次北上，在东台三仓河参加了新四军。8月11日，即在8·15的前四天，我进入苏中军区四分区专门学校学习，从此成为新四军里的一个成员。
毛泽东主席说得好：“战争教育了人民”。我就是在战争的教育下，在抗战胜利前夕投身到新四军参加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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