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翔
［内容提要］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时代大背景，还是诗人的日常生活，乃至诗坛的格局都有很大变化，诗人面临空前尴尬的局面。尴尬时代的诗坛起了比较微妙的变化，过去一直占据主流的抒情诗渐渐被逐出当代诗歌话语系统。但在多元共生的诗坛上，抒情诗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当代许多优秀的抒情诗饱含浪漫情怀，放射着理想的光辉，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那些具有强烈乌托邦冲动的抒情诗，仍然在感动着我们。
一、
谢冕先生在《诗歌理想的转换》一文中简略分析了中国新诗在当代的三次转型，第一次诗歌的转型是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完成的，代表性的诗人是食指和北岛，他认为这两位诗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食指是传统的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位诗人，而北岛则是开启新的追求的诗歌时代的第一位诗人……北岛改造了传统的理想的内涵，他使以往那些显得空泛的宣告，具有了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批判性。"1)第二次转型来自80年代后半期所谓第三代诗人对"今天派"诗人的挑战和反抗，以"他们"和"非非"诗人为代表，"第三代"诗人在内质上反对崇高化和使命感，他们用表达"凡人琐事"的平民化来代替崇高，在语言上掀?quot;口语化运动"。而第三次转型则在九十年代，"诗的个人化"成为诗界的普遍公识，谢冕认为，"诗的个人化"在中国诗史的总体上看，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诗超负荷的社会承诺的大的匡正，"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以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既然诗人只关心自己，于是公众也就自然在疏远甚至拒绝了诗。由于诗人对诗持刻意的非审美化的态度，以及对诗的口语化的偏颇的提倡，诗流为最平常的'说话'，甚至向着粗鄙化陷落……不美之诗，缺乏抒情性的诗铺天盖地地占领和笼罩，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这也最后损害了业已形成的多元并生的格局和秩序。"他最后带着悲愤地感叹道："失去了灵魂和血脉的诗，充斥着私人性的吟咏，充其量只是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驱逐了崇高感之后，诗也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那么，20世纪寄望于中国新诗的，还有什么呢？"2)尽管谢冕先生对近二十年来诗歌流变的概括稍显粗疏，但我深深理解他的心情。我尤其赞同他对抒情诗几乎被逐出各种诗歌话语的担忧，确实，我们惊诧地看见，"抒情诗"几乎已被当作一种"青春期写作"的症候而完全抛弃。我不想责备各种正流行于诗坛的诗歌写作，但我觉得诗歌话语界对抒情诗的一致的否定是有相当问题的。 当然，抒情诗在当代诗歌话语体系里地位的衰落是有深刻背景的。进入九十年代后，无论是时代大背景，还是诗人的日常生活，乃至诗坛的格局都有很大变鞔ㄋ担?quot;当代生活使精神陷入尴尬"，"这种尴尬，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尴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生命上的尴尬。"西川进而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尴尬的时代，可以说'通俗易懂'的诗歌就是不道德的诗歌。"3)耿占春在《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一文中以令人感动的真挚反思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内心思想的变化："我曾迷恋人类早期思想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与同一性思想，迷恋于马丁·布伯有关'我'与'你'的理想的人类关系的陈述，迷恋于海德格尔的圣书或圣言般的浪漫的著述。超越变成了遗忘：不是对存在的遗忘，而是对历史的遗忘，和记忆功能的丧失"，"我感到脚下的理论的根基在流失，精神的绝对性原则、文化头上的光环 已暗淡无光。"4)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悲剧式的诗人成了喜剧式的："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开始了真实的变革。市场偶像已取代了别的一切。开始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悲剧角色，后来我们缓慢地发现了自身存在的喜剧性。意识形态的反抗者开始变成一个经济上的穷人，他的愤世嫉俗与忧国忧民开始变得可笑。"5)诗人头上各种幻象式的文化身份纷纷失效，如今的诗人，如同整个人文和知识界的状况一样，经过"去魅"逐渐失去了预言的魔力，失去了启示能力。确实，诗人们面临空前的尴尬。
而在这种尴尬，诗人开始了自己的角色调整。就像今天的北岛已完全不同于七十年代末的北岛一样，我们已很难说现在的北岛依然是理想主义者，诗人们进入九十年代后面临的分化和转变都是比较显著的。在程光炜看来，九十年代诗坛上是以"一类知识分子的消失"为标志的，我想他认为的已消失的那类知识分子大概是指从"今天派"北岛、江河直至海子的那一类带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而欧阳江河则相当夸张地认为以1989年为界线，当代中国诗歌发生了"中断"："一个主要的后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就像手中的望远镜被颠倒过来，已往的写作一下子变得格外遥远，几乎成了隔世之作。"6)
九十年代诗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带有一定排斥性的话语系统，比如：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以及对诗歌中叙事性的强调。 "中年写作"的提出者是肖开愚，1989年夏末，他在刊载于《大河》上的一篇题为《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的短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年写作"，其后，欧阳江河在引人注目又饱受争议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作了系统阐发。应该说具有强烈反抒情特征的"中年写作"的提法在当时的许多诗人中确实引起了较强共鸣，但它过于普泛化，后来甚至有逐渐走向庸俗化的嫌疑。王家新说："我不大同意欧阳江河把'中年写作'作为理解80年代末以来国内诗歌首要线索的提法。虽然欧阳江河声明这不是一个年龄概念，但在其论述中往往仍以抽象的年龄状态代替了具体的历史时间以及它对存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当然包括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写作）所造成的颠覆和中断。从欧阳江河所描述的'中年写作的迷人之处'看来，它其实可以放在几乎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种语境的诗人身上，但和当时经历着一场深刻震撼的国内诗歌并无根本性质的关联。"7)诗人于坚则几乎全盘否定了"中年写作"的理论意义。8)
九十年代诗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强调"知识分子身份"的诗人纷纷开始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而像于坚那样的诗人也写出了他的"事件系列"诗作，程光炜说："随着建立宽阔的写作视野而来的，是80年代诗歌对叙事能力的特殊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叙事性'是针对80年代浪漫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抒情诗风而提出的。"9)当然，臧棣和西川都强调了"叙事的限度"，西川追求一种"将诗歌的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的艺术，孙文波则说："我们现在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亚叙事，它的实质仍然是抒情的。"10)然而，耿占春对这股叙事潮流则提出了他自己的担忧："在肖开愚、孙文波等人的作品中，明显地增加了日常的情境与情节，增加了戏剧化与对话性。这样的诗人是注意力的给予者。它显示了诗人的好胃口，要及时地消化掉从现实世界中冒出来的一切非诗意之物，但也许它会成为新的狭隘性的一种表现。"11)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九十年代许多重要的当代诗人都离开了纯抒情诗的创作转向了带有更多叙事色彩的诗歌创作，这确实是诗坛上的大事，而且也已呈现出一些实绩，比如西川、张曙光、肖开愚、欧阳江河、王家新的一系列诗歌，比如臧棣《燕园纪事》及于坚的《0档案》、吕德安的《曼凯托》、钟鸣的《树巢》等。
不过，对抒情诗的全面废黜是完全不合理的，这样，当代诗歌话语在有意无意之间，歪曲了多元共生的诗坛实况。
二、
一般人理解中的"诗"大多是抒情诗，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离骚 》到唐诗、宋词、元散曲绝大多数是抒情诗，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新诗的代表诗人艾青、冯至、穆旦等都是优秀的抒情诗人。同样，那些人们口口相传的外国诗歌大师大多也是抒情诗人。甚至到了当代，尽管国际诗歌界的许多诗人追随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竭力在诗歌中逃避个人感情，但世界诗坛仍出现一批伟大的抒情诗人，如崇高、豪放的佩斯、聂鲁达、埃利蒂斯，无比高贵的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清新感人的塞弗尔特、狂放不羁的狄兰· 托马斯……即使像奥登、米沃什、布罗茨基一类极富理性精神的诗人也写出了一批令人感佩的抒情诗。其实，中国当代也不乏优秀的抒情诗人，比如较早的穆旦、昌耀、食指、北岛、多多、芒克，八十年代成名的海子、西川、梁晓明、王寅、柏桦、韩东、陈东东、耿占春、黄灿然以及八十年代以来引起广泛注意的庞培、潘维、朱朱、蓝蓝、沈苇、叶舟、杨键、郑单衣、杜涯、鲁西西等 。
令人惊讶的是，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当代的抒情诗突然变得几乎无人提起。抒情诗被当代是"青春期写作"的"症候"被抹去。相对于成熟的"个人写作"，"青春期写作"显然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幼稚的"。它是"个人写作"的直接"涂擦"对象。在"青春期写?quot;的批评者看来，作为一个借喻，"青春期"在这里意味着：对生命自发性的倚恃和崇信、反叛的勇气和癖好、对终结事物和绝对真理的固执⒆晕抑行牡幕镁酢⒍?quot;新"和"大"的无限好奇和渴慕、常常导致盲目行动和牺牲热情，以及把诸如此类搅拌在一起的血气、眼泪和非此即彼、"一根筋"式的漫无节制，"青春期写作"的根本弊端在于"以最富于诗意的方式悬置了诗本身。"12)
八十年代的写作确实有它自己的问题（哪一个时期诗歌写作没有问题呢？）可是，把八十年代写作一股脑儿称为"青春期写作"实在太不合理了，再说，如上所述的"青春期症候"也出现在古往今来的大量抒情杰作中，难道要一并否定？有时，在诗歌批评中带有过强的意识形态眼罩会遮蔽了对诗自身美学形态的关注。只要观望一下"进步"了的九十年代诗坛，你会发现许多诗人并没有能驱除"自我中心的幻觉"，那种"那喀索斯式"的自恋并未减轻。
我们先来看看海子。海子是九十年代许多诗人、诗评家头一个着力"涂擦"的对象。在他身上，具有"青春期写作"的全部"病症"。可是，海子真的被涂抹掉了吗？海子身上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真的完全"失效"了吗？海子的诗真的是"集体"的诗吗？难道海子的诗与"文革"成批生产的诗属于一类？我不是说海子没缺点，海子的史诗不太成功，他的《太阳·七部书》作为史诗，有着大家所说的致命缺陷，但海子大量优秀的抒情作品是不可能被"涂抹"去的。且不说别的，他最后写出的那些短诗在我看来是杰作，无论是十年以前还是一百年以后，有人能写出这样的诗，都是好诗。
我们先看看他的《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手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再看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3)
读懂这样的诗无需"特殊的知识"，我们直接能感到心灵深处的温暖。我无意否认别人追求知性和难度的诗歌写作的积极意义，但我不认为海子这样的诗会被"抹去"，会"失效"。诗人更应该关注自己的创作，而不是去"抹掉"别人。
抒情诗在当代诗歌话语中被冷落，除了我在文章第一部分指出的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许多诗人个人诗学追求的转向之外，还有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存在于一些人头脑中的“时间神话”和“自我中心”倾向。“自我中心”倾向且不去说它，诗人们往往是习惯于“个人中心”的。我主要想说明诗坛上一些人（有意无意之间又回到了）的“时间神话”，其实，说“九十年代诗写作”如何如何了不起，如何如何与以前“中断”、如何如何“超越”了以往，都深陷在了“时间神话”中。陪伴着“时间神话”而来的，是一种一元论的观点，很少有人能谈谈诗歌的几种走向、几种趋势，人们往往把自己和身边几个人走的路看作是“九十年代诗歌”的走向。孙文波是一位勇于探索的诗人，我本人赞同他的许多观点，但我无法同意他的这句话：“一代诗人有一代诗人的任务，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在拒绝‘诗意’的词语中找到并给予它们‘诗意’。”14)孙文波当然可以说他自己或与他观点相近的诗人的“抱负”或“任务”，但不能以一代人的代表自居。相近的措辞也存在于王家新、程光炜等的文章中，王家新说：“‘90年代诗歌’体现了一代诗人的共同努力与诗歌发展本身所经历的一场深刻变化。”15)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错，可是由于“90年代诗歌”是特指的，这就具有了相当的排它性。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片面。同样片面的说法也存在于于坚、韩东最近的系列文章中，于坚为了否认“90年代诗歌”，他把80年代称为“伟大的80年代”，称为“那个伟大的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时代”，16)但是，于坚对八十年代的诗歌进行了个人的“精选”，在当时风起云涌的众多民刊中，他肯定了《今天》、《他们》、《非非》三家刊物的“民间”立场，而《今天》、《非非》在后期均逐渐“丧失了民间身份”，于是《他们》的诗成了硕果仅存的“民间”诗歌。于坚说：“第三代诗歌，为我们贡献这些巨星云集的光团：《他们》、‘诗到语言为止’、韩东的诗歌和小说、‘诗歌最重要的是语感’、‘拒绝隐喻’、《0档案》、《曼凯托》、《飞行》、《弟弟的演奏》、《幸亏这些年有了一些钱》……”17)这对“第三代诗”的概括显然是片面的，当然，于坚后来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后来的文章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18)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诗歌都有各自意义，何必非此即彼呢？而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诗也很难作“整体主义”的评价。“整体描述法”按照福柯的说法“就是让一切现象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一个世界观。”19)这其实是一个诗人、诗评家最应避免的。出于这个观点，我个人对南与北的对峙、硬与软的对立、民间诗歌与知识分子诗歌的分立都不太同意，因为，事实上没有铁板一块的诗歌集团，当诗人面对稿纸的时候是绝对孤独的，“个人写作”如果仅意味着诗人回到自律的、孤独的创作，那我完全赞成。当然，“个人写作”只是诗人的基本立场，“个人写作”不是自足的，它还应该承担自己的使命。如果诗人们真的在内心里坚持“个人写作”就不太会去坚持一元论立场，也会抵制各种“时间神话”。我个人认为，从大历史的角度，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时代的噬心主题”并没有完全改变，即使有所改变，诗人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唐晓渡说得好：“当然，时代变了，语境变了，甚至诗歌写作的性质也有变化；但从根本上说，诗人作为‘种族的触角’、‘历史和良心的双重负重者’而应该‘在种族的智慧和情感生活中’担起的责任并没有变。”20)
我坚持认为，只有当诗人和批评家走出"时间神话"，走出狭隘的一元论，走出个人中心的幻觉，才能体会到在多元共生的当代诗坛抒情诗的意义，才能体会到许多诗歌并非仅为少数理想读者"而作。能引起强烈共鸣和感动的抒情诗，仍是当代诗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