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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成:文苑诗坛断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盛世当代,在一切走向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文学(包括小说和诗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一篇小说或诗歌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和轰动效应的时代,大概再也不会有了。这其实是极为正常的好现象,说明社会进步了,发展了,终于回归了文学的本源。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只能是社会的精神营养大餐,只能创造精神家园,没有文学经济照常在正确指导下按经济规律运行和发展。过去过份夸大文学的功用,作为阶级斗争中的炸弹、匕首,甚至把文学形容成一支可以革命可以反党的军队,那其实是悲剧,是灾难。
但,倘若一个时代没有了文学,没有了诗歌和小说,也极不正常,那社会一定遭到了不幸或者劫难。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理当不容脱离生活。人民创造了诗歌,诗歌理当不该脱离人民。不再有人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了,但服务于人民还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
    可是,现实情况却是,人民摇头,人民远离了诗歌,也冷落小说。为什么?因为文学先远离了人民。他们说,这是什么诗歌呀,让人看不懂,看不明白,或者诘屈聱牙晦涩得让人云里雾里找不着北,再或什么意思也没有的几句大白话,看不出信口开河的文字游戏里藏什么玄奥,只看见口无遮拦的下流话夹杂性饥渴那器官露骨的活跃……;那是些什么小说呀,时代的声音微弱了,生活的意蕴消解了,只听作者烂醉金迷中梦幻的呓语,再或滥情者疯狂的性发泄。什么“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呀,“美女文学”、“妓女文学”呀,纯粹是一些乌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文字垃圾,广告喊得越响的一定越让人恶心。诗歌只在写诗的圈子里打转,小说也大都只是无聊的消遣品。不是说文学是“精神营养大餐”吗,“营养”在那儿?真正有“营养”的文学作品稀少得简直像沙里淘金,多数的都是一些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摇头丸,不是娱人而是误人。
    一些先锋诗人和作家不屑地反唇相讥:你们呀都是些老古董,审美观念太陈旧了,太落伍于时代了,跟你们说不明白,你们不懂,得等到你们的孙子辈就懂了。
    怪了,现在都让人莫明其妙,能知道孙子辈的时代会发展到什么样吗?

    人民的概念,当然不再仅限于工农兵,而是指最广大的劳动者。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最广大的劳动者服务。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我的理解也曾犯过片面性。记得五十年代文艺整风时,针对一位评论家欢呼解冻以后任何题材都可以放开写的文章,我曾写过一篇《主要的和次要的》评论进行辩驳,立论依据便是《讲话》中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当然,今天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所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脑力劳动者都属于劳动人民了,甚至连私营工商业者也可以参加工人阶级先锋队了,人民大众明明白白即指全国人民,这是对过去片面化的矫正。这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启示,走出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性误区。时代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而我们却要将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一切,到伟人的著作中去寻章觅句以印证正确与否。其实,伟人的著作只是对他们生活的时代种种实践进行科学的总结,他们绝对不可能超越时代知道今天的电脑网络、信息工程、登月飞船以及艾滋病、SARS……。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他们的理论将永远激励和指导我们去不息地探求,但他们不可能替代我们设计和安排好未来的一切,未来的一切正确或谬误,需要我们后人去探索,去辨别,去创造。
    但眼下又出现新的问题,这些年反映工人、农民题材的作品相应地少了(幸而最近出版了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才引起文艺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他们的论点是,文艺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产品,并不一定非要取材于火热的现实生活,无需与时代和现实靠得太紧,应以表现自我,表现身体,表现情欲为主。这种观点自西方现代主义的进入,在作家、诗人中不乏其人。

    随着改革开放,艺术思想的解放,西方现代主义鱼龙混杂一并涌进中国,一方面,的确开阔了作家艺术家的眼界,对我国极左路线影响下长期单一的的文艺审美模式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对活跃、创新和繁荣我们的文艺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不可低估。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同时也带来了艺术至上与诲淫诲盗的某些艺术垃圾的负面影响,对尚缺乏艺术鉴别能力和批判梳理能力的年轻一代,或多或少地造成艺术思想的混乱,其中有一些人推崇西方现代主义新潮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将一些宣扬暴力和丑恶的垃圾文艺也当作时尚竭力效仿,以至表现性欲和肉欲的“作品”肆无忌惮地泛滥于市,甚至数典忘祖否定我国优秀的传统,对这种不正常现象,焉能等闲视之。

    我多年前曾接待过一位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外地诗人,他远道来宁找到我这个他认为信得过的老编辑,告诉我他获得台湾第一届诗集奖的喜讯,并作为诗集奖得主特邀去台北领奖方回。我看得出他尚未从喜形于色的兴奋和得意中走出来。他将他在台湾领奖时的报纸报导、记者专访及在媒体上与台湾某著名老诗人对话的所有材料,复印成册交给我看,一边高谈阔论,诗只须少数几个人懂就行了,属于大众就不是诗了。就好比老庄的“道”,佛教的“涅磐”,周易的“太极”,至今也只是很少的人能懂。并举出一长串外国名家如柏拉图、黑格尔、海德格尔的论点为证,说要让人人都读懂了,那还算得什么最高雅的艺术,读者越读不懂,才越出类拔萃。他还特别提到,他给大陆一家老牌诗刊投了60次多稿没有被采用过一首,而给台湾诗集评奖大赛第一次寄稿就被肯定并获得了荣誉。他表示台湾诗界认可我的诗是诗,那么反过来说那份诗刊上发表的诗都不能算是诗,只好如此推理了。
    我明显感觉到他情绪偏激,满腹牢骚。也许这仅属个别现象,但他的“理论”却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脱离时代、脱离人民、摒弃传统的思潮。看来,今天强调文学的民族性和人民性,更有着不一般的现实意义。

    人是社会的内容,是生活的主体。现在文艺不再是政治的附庸了,但是文艺终归脱离不了政治。比如在抗日战争最严酷的岁月,抗日就是最大的政治,它关系到民族的危亡,举国上下全民都在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抗击日寇,涌现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死伤多少受苦受难的无辜同胞,在此危急关头,我们的作家、诗人竟没有一点生活热情,没有一点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一点忧国忧民情怀,去歌颂他们,去反映他们, 去表现他们,而去搞另类写作,美女写作,甚至用皮肤、器官和下半身写作,合适么?不说是附逆,也是绝对与时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文艺家们绝对不能脱离时代躲进个人的象牙塔中去营造什么“另类”,如果那样真要被千夫所指了。即使今天强调个性化写作、个人化写作,每一个人总也是难以脱离生活的社会人,都必然打着时代的烙印。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举国上下正万众一心建设科学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前进道路上正面的和负面的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许多我们还不熟悉的新的东西,甚至于还很隔膜,作为新时期的作家、诗人,必须努力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必须自觉投身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和人民大众一道,去感觉,去感受,去感悟,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歌赞巨大成就,抨击腐败丑恶,呼唤人性复苏,创作出赋有时代感的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要走向世界,首先应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似乎已逐渐成为共识。
    谈到民族化,必得提到回归传统和根文化。民族化的界定,应该是继承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的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记得前年台湾诗人洛夫来南京,东南大学诗歌研究所专门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会上提到重要的一点,作为现代主义诗人的洛夫,他今天的诗非常明显在向民族传统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30年代的新诗道路上去,而是回归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知道,台湾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比大陆早,也比大陆激进,五十年代起即几乎全盘西化,经几十年实践,撞了南墙方发现这条路行不通,终于不得不回头寻找传统的根了。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已成趋势。随着高新技术和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更加剧烈,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战略意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文化中优秀的部份为我所用,同时增强我们有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竞争力,以回应西方文化对我“西化”、“分化”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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