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诗歌已到了应该回归人民的十字路口。诗歌之脱离民众，成为“诗歌玩家”手中的文字游戏，虽不自今日始，但在当代尤为“蔚为壮观”。改革开放以来，诗歌和其他文艺样式一样，走出庸俗社会学的狭小天地，产生了很多探索创新的作品。但诗歌创新并非不要传统，摈弃庸俗社会学并非一定要把诗歌的人民性抛却。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诗歌“向内转”，拉开了和现实的距离，甚至漠视大众，一味地“内心独白”。就这样，诗歌愈来愈困陷于自造的象牙塔之中作困兽斗，除了写作者自己的那一点虚荣和沦落于无端的吹捧之外别无他物，以至于造成数不清的小圈子，将本来十分宽广的创作道路走成又窄又深的胡同，把胡同之外的东西全部拒绝，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被阻隔在外，诗歌终于在各式各样的名义下完成了堕落。
  改革开放以来，环境愈来愈宽松，气氛愈来愈适宜于营造大气势的作品。只要投身时代的变革，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中的壮怀激烈，歌人民之所愿，诉诸大众之爱恨，就能高唱一曲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处于这种背景之下的诗人，只有自立自强，不为权势所诱，不为金钱所俘，克制心中的私愤抑或不健全的心理，才会矢志不渝，献身缪斯。在这里，诗歌不再成为“敲门砖”而成为人之于事业的追求，不再成为个人的标榜点缀而成为最广泛的民众之于时代的诉求，不再成为无病呻吟阿猫阿狗乳房大腿而成为整个社会之于构建和谐的那一抹烛照……
  诗歌最早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作之中，鲁迅所称“杭育派”，就是诗歌的正宗“父亲”。孔子最先认识到“杭育之声”的功能作用，将流播于宫墙内外、荒郊田野的诗歌筛定成“诗三百”，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经典《诗经》，由此开启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诗经》中的《伐檀》《硕鼠》等传达了远古社会普通民众的思维与情感，是极富人性的开山之作。《诗经》的要义在于，它不是屈就于权势的“弱智儿”或卖身于权贵的“花瓶”，而是讽喻世相，让整个社会从中得益的人类心灵的呐喊。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登上了一个文人创作的高度，将诗人的命运、诗歌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系相连，对后世的文人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再造诗歌高峰。他们承继传统，展示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揭示了一个王朝的堕落，以炽烈的情怀，以悲悯的情感，为诗歌安上了飞翔的翅膀，让诗歌抵达历史的纵深，抵达心灵的纵深。
    自春秋以降，一代代诗人感时吟世，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快炙人口的名篇佳什。这些佳作中，很多就出自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在为本阶级的利益搏斗时，也宕开胸怀，关注民瘼，采撷民心向背，将人民性纳入他们的诗篇之中。文艺只能以其包容性、深刻性、创造性、智慧的高度与批判的力度，以及予人一份刻骨铭心的精神关怀和审美愉悦来取舍；此外的爆炒，市场法则的运作，或借助于其他工具的张扬，只能得利于一时，风头一过，即刻烟消云散。
    中国的新诗开启于胡适的《诗界革命》，成就于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辉煌于革命年代的革命歌谣与国难当头的抗日救亡歌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欢呼声响彻云霄。形成于战争年代的思维定势在和平环境下继续运行时，诗歌没能及时回归到它本源的意义上，反而一步步演绎成政治的附庸。改革开放之后，诗歌从一个极端滑行到另一个极端，同样没有来得及回归，之后便淹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诚然，在５０余年的和平年代中，还是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歌，这与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歌传统烛照心灵相关相涉。但诗歌与回归本源相背而行，南辕而北辙，已经为许多人所垢病。现在所谓读诗的没有写诗的多，诗歌作品在书肆滞销，都证明诗歌与大众擦肩而过，也已形成陌路。
　　其实，就人的心灵而言，人是需要诗歌的。诗歌是人在进取中的精神火花，在消极状态时的精神滋补。人在解读社会、解读历史、解读人本身的时候，诗可以帮助他获得精神的支撑，前行的动力。在此情此景中，诗是灵性之物，诗是心壁上的烛光，诗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那把钥匙：因诗而人的精、气、神、韵俱备。
　诗与人类共生。人类在认识世界中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中感知世界，这之中，诗充当着友好的媒介。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的基础就是诗意，所谓美好生活其实就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印度诗人泰戈尔，以浓郁的乡村情怀与强烈的人文关怀笼罩他的诗群，他的诗歌王国，浸淫在博大精深的爱的氛围中。泰戈尔关于人类之爱的解读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库中的经典华章，是因为诗人的爱，深深植根于对最大多数人群的深深的理解与无限的同情，而非对几个有钱的富人、有权势的贵族的赞美与神往，这其实就是诗人的大爱情怀。大爱是人类的根基。大爱无疆，大爱的诗人永在。中华民族是热爱诗歌的民族，因而是永远充满活力的民族，每当民族危亡关头，就有惊世骇俗的诗群出现。一支“满江红”，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演绎成“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都会让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和任何邪恶势力颤栗发悚。诗歌的鼻祖《诗经》充盈以民为本的情感，将诗歌的基调定位为吾手写吾心，吾心系于情，不矫饰，不玄虚，从心狱中炼就赤诚，鞭挞黑暗与丑恶，以平民的视角，以激越的状态，关照大众，关怀自己和芸芸众生。像屈原的《离骚》，构架宏大，气象万千，联想奇诡，词章瑰丽，但落脚点还在于饱受战乱之苦的楚国民众将要面临的亡国之累上；像郭沫若的“涅槃”，虽有直白与堆砌之嫌，但挡不住诗人一腔熊熊燃烧的烈火的奔突、喷涌，这烈火将要烧去整个旧世界，迎来中华民族的新生。所谓大爱，由大爱的诗人对此作了诠释。
　　至于身处和平年代的诗人，仍然需要大爱的情怀，不管以甚么名义（主张、见解）去创作诗歌，最不能亵渎的便是诗歌的优良传统，即诗歌滥觞于大众心灵的感应。写到高楼，更要探究高楼之间的冷漠与高楼之外的遗弃；写到霓虹，对霓虹斑斓掩盖下的黑暗、流浪无助的呻吟不能视而不见，硬作铁石心肠。社会演绎或时代变迁，都会让一些人陷于无助的境地，或生活上的流离失所，或精神上的无所傍依。诗歌，当为他们提供精神的归宿，点燃生存的热望，前行的大勇。
　　能够在五彩缤纷的眩晕中找回大爱，能够在各种诱惑中尊崇缪斯，能够在价值多元的当下情景中为诗歌注入人民性的情感，那么，走失的孩子就会重回父母的身边，诗歌一步步抵达大众的心灵，诗歌辉煌的时代就要莅临了。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