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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倡挽救“国粹”（比如京剧）等等大人物们的大意见相反，我有一个十分渺小的看法：要死的东西是救不活的，即使输一万瓶氨基酸也无济于事；垂而不死的东西看来还真命不该绝。说诗歌已经到了需要人工呼吸的地步，已经有好些年头了，我也差一点受到蛊惑，几乎快要相信它的确有其事。但前几天收到海因寄自河南平顶山的民间诗刊《阵地》，史幼波寄自四川广元的《诗镜》，又让我对人工呼吸云云陡然之间怀疑起来——这两伙名不见经传的人的举动算得上人工呼吸吗？我倾向于说不。《阵地》精美的装帧，豪华的纸型，考究的摄影图片，《诗镜》60多万字的庞大篇幅，当然还有极低的印刷量，都让我大吃一惊。与公开出版，号称代表诗歌创作实绩的《诗刊》比起来，后者的寒碜、“小气”显而易见。这无意中把诗歌在目前的处境给点明了：它昂贵的无用性和贫穷。

无用性和贫穷是由需求的多寡来决定的。需要量大，流通得快，情况当然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了——这样，它就能很快把自己转化为金钱，而“金钱爱好者”们，不用说，肯定会一拥而上，分诗歌而食之。但实际上人们还需要诗歌吗？据说，海子生前曾想与昌平一家酒店的老板达成一个协议：你给我酒喝，我在酒馆里给食客们朗诵我的诗歌。老板回绝了海子的建议：他宁愿只给他酒喝。我想，视诗歌为生命甚至高于生命的海子，尽管对此很可能会很气愤，却也最终会意识到诗歌与金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吧！诗人孙文波说，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天天谈财富的人懂得诗歌呢？即使你告诉他过去人们多次说过的话：诗是人类精神构成的最主要的器官，他也不会听的。是啊，人家凭什么要听！

美国佬史蒂文斯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金钱是一种诗歌”（Money is one kind of poem……）。这话的意思之一很可能是：我们可以从丁当作响，包纳了人间喜怒哀乐、幸福、仇恨、灾难、光荣与耻辱的金钱中，找到诗歌可以舍命扑向的材料。但反过来，说诗歌是一种金钱，是否可以呢？比如，上海许多喷有油漆广告的公共汽车上，都印有这么一句话——它是为某家具公司作的广告——“人诗意地栖居……”一生穷愁潦倒的荷尔德林，要知道这句诗居然为商家挣来了大把钞票，肯定会感慨万千的。这就是说，诗歌还是会有市场的，关键看你怎样操作了。有鉴于此，A·庞德告戒他的年轻朋友们，任何为金钱而写的东西都一文不值，惟一有价值的是对抗市场的写作。然后，庞德刻薄地下结论说，没有比金钱更有毒的东西了。从事银行业出身的史蒂文斯，显然比庞德对金钱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庞德的口气是：诗歌要甘于贫穷，它就是关于贫穷的赞美诗，所谓“没有钱而能听风声也是好的”；史蒂文斯的意思是：诗歌有必要关心金钱，因为金钱能给诗歌提供意想不到的诗学后果。

可不可以先不谈诗歌创作的艺术追求（比如，它的文本构成、美学意义等），而先谈一下都是哪些人需要诗歌（我个人甚至觉得现在还没有谈艺术本身的条件）？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以其一本书的赠言回答了这个问题：“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帕斯对此评论道：“名词‘少数人’就把读者的数目缩小到了斯汤达‘幸运的少数上’，但形容词‘无限’又把它扩大化了。”这就意味着，即使我们不用拉扯上曲高和寡等等庸俗说法，诗歌也只是少数人的事情。还是回到金钱上来吧。不能说商人们追求财富就一定是俗不可耐的；但一个理想的商人，一定对金钱有着高人一筹的看法。尽管如此，诗人切入金钱的角度仍然与他们不同：诗人们是在金钱的时代使用着自己虚构的金钱。他们更乐于要么以史蒂文斯的方式，要么以庞德的方式进入到对金钱的虚构中。所谓史蒂文斯方式，就是要让诗歌对金钱作出内在反应，它可以勘探出金钱身上天然带出的善与恶。诗歌于是有望把灵魂和金钱扯在一块：它既可以呵斥金钱的恶，也不妨赞美金钱的善；更重要的是，金钱也有自身不善不恶的一面。这就意味着，诗歌更应该以同情的姿态去对待金钱本身的痛苦、幽怨和被赋予的过多的罪感。正是在这里，诗歌才能对金钱在我们的时代的全部作用，作出价值论上的评判。而庞德方式是一种过分偏激的方式：它很可能在泼脏水时把孩子也给泼了出去。

假如我们说，对金钱的看法，导致了诗歌的不同取向，我认为这是真实的。从更大的意义上，生活在用金钱度量，世界被金钱化了——套用海德格尔惯用的句式说。史蒂文斯方式明显走入了对现实生活的咀嚼，现实生活成了这一类诗人进入诗歌世界的惟一入口。而庞德方式更可能采取一种超越现实生活，进入超验境界的做法，上帝、神、比我们更高的事物……等等，成了他们歌吟的目标，借此来对抗“市场”和金钱的“毒素”。从这个角度，我愿意作出结论，《阵地》是史蒂文斯式的，而《诗镜》则是庞德式的——两个小集团恰好组成了我们时代诗歌写作的全部风景。

但种种金钱的虚构法，实际上都使诗歌远离了现实的金钱，你说虚构金钱的海子之流，去和追求现实金钱的酒店老板进行交换，怎么会有好结果呢？这就是说，在老板眼里，虚构的金钱决不可能与现实的金钱进行等价交换。海子之流会认为，我这样做，不过表明了虚构的金钱可以偶尔屈尊，哪知你居然如此地不知好歹！在海子心目中，同样认为虚构的金钱不可能与现实的金钱进行等价交换。海子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虚构的金钱和现实的金钱从来都存在着相互扑空的可能。诗人萧开愚写道：

我曾经认为，天空就是银行

会失去它的财富，它的风暴，它的

空洞，但我没有什么可供丧失。

（《在公园里》）

我愿意偏颇地仅仅从金钱的角度，来理解走入“地下状态”的诗歌。由于诗歌对金钱采取了一种与常人迥异的态度，诗歌也就只能处于匿名状态。这个说法几乎是不需要证明的：谁小看了金钱，谁就会遭到金钱的报复，这点道理在今天来得正确无比。但诗歌会在暗中监视着现实中的金钱，与现实中的金钱争辩，并内在地做出反应。由于现实的金钱对诗歌持一种不屑一顾的姿态，致使诗歌只能在暗中和它较量，也许它是在等待尘埃落定的那一天？也许真有一天，诗歌能作为“无限的少数人”对金钱拥有的孤高看法并算得上是立此存照？

在一篇文章的结尾我曾经问道：我们迟早有一天会需要一种叫“诗歌考古学”的学问吗？我的意思仅仅是，当诗歌始终处于被不屑一顾的地步，当一万年后（也许要不了这么长）的人们在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时，虚构的金钱很可能是会被遗忘的，这就是说，尽管我们需要“诗歌考古学”，但这门荒唐的学科有可能根本就建立不起来。这或许就是昂贵的贫穷在若干年后，合该受到的礼遇吧。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1987年的4月1日。按西方的习惯，这一天是愚人节。它是所有关于诚实、忠厚、坚贞……等诸如此类戒律的破产、或者脱冕，人们被允许在这一天可以造总统死于非命的谣言，也可以传播朗朗乾坤中黑暗已经悄然降临的小道消息，更可以将自己的一贫如洗夸耀成腰缠万贯……可能西化的风太厉害了吧，我当时就读的四川大学靠近食堂的一堵墙上，发布了一个北岛、舒婷、顾城将来座谈的消息。到了预定时间，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早已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但我们终于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但它偏偏挑中了虚构着金钱的诗歌，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十年过去了，当我偶尔想到这一轶事时，我只想说，诗歌，只是愚人节的一个礼物罢了，因为它允许我们在一个金钱度量一切的时代，能够偶尔逃离出来，或者在我们一贫如洗的时候，还能以虚构的金钱来傲视庞然大物般现实的金钱，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我们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力量。只不过许多不知悔改的人儿们把虚构的当成了现实的罢了。他们煞有其事的孤寂神态，往往会令很多人哑然失笑，这中间同样也包括了我——一个在现实中没有钱的人，却在想象中对钱大放厥词，难道还不可笑么？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来源：粤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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