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计的人越急，
社会越无度。
运思的人越稀少，
写诗的人越寂寞。
——海德格尔
这里有几条让诗人们有些尴尬的消息：据零点调查集团近年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厦门等5个城市1500名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只有3.7%的市民说诗歌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文学体裁，在人们喜欢的文学体裁中，诗歌居末位，而且有39.8%的市民认为“很少再会有人去读诗歌”。无独有偶。在一篇题为《大学生，如今还读诗歌吗？》的文章，作者指出：大学校园作为诗歌栖身的最后堡垒也已经土崩瓦解了。读者之不存，诗歌其焉附？另有报道说：目前全国共有800多种文学期刊，平均每种期刊发行3000册，每本期刊平均大约只有10位读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步萎缩。许多文学期刊已越来越办不下去了。还有消息说，图书发行排行榜中，码洋最低，且与服装、编织、食疗之类并列的，正是可怜的诗歌。今年又传来消息：不少文学期刊订数大幅下跌，有的跌幅高达20%，连一些著名的文学期刊也难逃厄运。在文学界颇有影响、且为诗歌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黄河诗报》已于近期停刊，被一种名为《地方财税》的刊物所取代。这些是否意味着我们正遭遇一个“告别诗歌”的时代？这难道仅仅是诗人的尴尬与不幸？
事实上，诗和诗人的际遇，总是折射着当代人的生存境况。今天的人们，正在经历着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和洗礼。功利的追求，使我们变得对“数字”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和格外地偏好。这样一个“会算计”的时代，照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说法，也就是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时代。市场逻辑使经济效益原则成为评价事物的“神圣”尺度。更为严峻的是，随着所谓“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被“抛入”了“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之中。据说，在今天，数字已不仅仅同计算有关，而且已变成人的生存方式（尼葛洛庞帝语）。当整个世界被因特网一“网”打尽之后，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沦为能够被还原为二进制数字的东西。难怪有人这样说：“如果我们的改革成功了，那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只是，写在纸页上的，可能只是很枯燥的大堆统计数字”。在数字化所塑造的生存情境中，我们又何以能够“诗意地栖居于世”？
为了攫取和占有，我们不得不把效率原则奉为圭臬。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物学逻辑，逼迫我们每个人都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样，紧张地向前狂奔，而并不在乎目标是什么。在这样一种生存格局下，人人都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裹胁着，身不由己地不停追逐，惟恐因落伍而被时代所淘汰。因此，现代人既无“小桥流水人家”式的田园浪漫，亦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闲适和从容。在今天，人们无暇停下匆匆的脚步，去追问并思考一下“我是谁？我从何来？又向何去？”这种以迅捷化为特点、以效率至上为原则的生存方式，使人们更青睐那种能明白说出而又不耽误时间的东西，而厌倦那些含蓄、朦胧、耐人寻味、值得咀嚼的深沉之作。于是，文学的快餐化成为一种时尚。体味生命、感悟人生的机缘之阙如，恐怕是当代诗歌式微的又一原因。
赫尔德林曾经在《圣餐诗》中深沉地追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里所谓的“贫乏”，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相反，正是物质的极度丰饶才造成了“贫乏”，即“神不在场”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贫乏的时代”，看来诗人只有“在孤独中期待”了。“神的缺席”使诗成为多余之物。诗意的丧失，透露出人的存在的危机。海德格尔说：“我们的此在从根本上说是诗意的”。因为“此在”召唤出一切“在者”之“在”，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至境。此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诗境。然而，现代人却陷入了蒂里希所说的“存在的焦虑”。现代人的困境说到底就在于存在的遗忘和自我的迷失。因为我们总是执迷于一个一个的“在者”，即有限物，却遗忘了“在”本身。“在的遗忘”，使我们无法“本体论地在”，也就是使我们无法“诗意地栖居”。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诗是存在的神思”。这大概是诗人寂寞的最深沉的原因。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一切存在者都沦为“算计”和“利用”的对象，成为工具和手段的规定，从而面临“祛魅”的危险。被誉为“诗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在1972年曾经赠送给他的法国诗人朋友R·夏尔散文诗三首，总名为《所思》，其中第三首为《暗示》，诗云：“算计的人越急，社会越无度。运思的人越稀少，写诗的人越寂寞。心中有数的人越走投无路，越感到有救的暗示之辽远。”这不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吗？
诗性智慧的匮乏，使我们的时代既没有塑造出诗歌的“读者”，也容不下诗歌的“作者”，因此是双重的贫乏。通常人们总是把责任既归咎于诗人，又归咎于时代。其实这种看似公允的解释，最缺乏历史感。它忽视了当代诗歌命运的独特历史内涵。究竟是“诗”远离了“人”，还是“人”远离了“诗”？早在20世纪20年代，爱略特就已经宣布：“诗已经死了”。直到90年代，我们才似乎真切地感受到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1989年3月，海子在山海关卧轨；1991年9月，戈麦在清华园自溺；1993年10月，顾城在激流岛自戕……诗人之死是否暗示出诗歌的命运？它除了与诗人对生命的内在理解有关，同他们所面对的诗的命运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
在一个可以调侃一切和游戏人生的时代，我们惟一缺乏的就是“真诚”。时下，化妆品要比诗歌流行得多。“包装”不仅是商品推销的需要，它甚至变成了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在人生的“假面舞会”上，人们可以逢场作戏和玩世不恭，必要时再来点黑色幽默。这样的时代何以能够容得下诗的纯真？赫尔德林说：写诗乃是“人所从事的活动中之最纯真者”。这种对纯真的追求和对真诚的渴望，显然因不合时宜而受到浅薄的嘲讽和冷漠的否弃。但这决不意味着“真诚”已经失去了价值，相反，它进一步凸显出时代的症候。对这个时代的深刻反省，大概是处在世纪之交的人们所无可逃避的宿命。也许，当人的存在重新获得诗意的时候，诗歌的复兴已不再是表现在文字上和纸片上的东西了。到那时，诗歌也许真正成为多余，但它绝不同于今天的贫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来源：粤海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