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诗歌已到了应该回归人民的十字路口。诗歌之脱离民众，成为“诗歌玩家”手中的文字游戏，虽不自今日始，但在当代尤为“蔚为壮观”。改革开放以来，诗歌和其他文艺样式一样，走出庸俗社会学的狭小天地，产生了很多探索创新的作品。但诗歌创新并非不要传统，摈弃庸俗社会学并非一定要把诗歌的人民性抛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向内转”，拉开了和现实的距离，甚至漠视大众，一味地“内心独白”。就这样，诗歌愈来愈困陷于自造的象牙塔之中作困兽斗，除了写作者自己的那一点虚荣和沦落于无端的吹捧之外别无他物，以至于造成数不清的小圈子，将本来十分宽广的创作道路走成又窄又深的胡同，把胡同之外的东西全部拒绝，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被阻隔在外，诗歌终于在各式各样的名义下完成了堕落。
    就人的心灵而言，人是需要诗歌的。诗歌是人在进取中的精神火花，在消极状态时的精神滋补。人在解读社会、解读历史、解读人本身的时候，诗可以帮助他获得精神的支撑，前行的动力。在此情此景中，诗是灵性之物，诗是心壁上的烛光，诗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那把钥匙：因诗而人的精、气、神、韵俱备。
    诗与人类共生。人类在认识世界中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中感知世界，这之中，诗充当着友好的媒介。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的基础就是诗意，所谓美好生活其实就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印度诗人泰戈尔，以浓郁的乡村情怀与强烈的人文关怀笼罩他的诗群，他的诗歌王国。至于身处和平年代的诗人，仍然需要大爱的情怀，不管以什么名义（主张、见解）去创作诗歌，最不能亵渎的便是诗歌的优良传统，即诗歌滥觞于大众心灵的感应。社会演绎或时代变迁，都会让一些人陷于无助的境地，或生活上的流离失所，或精神上的无所傍依。诗歌，当为他们提供精神的归宿，点燃生存的热望，前行的大勇。
    能够在五彩缤纷的眩晕中找回大爱，能够在各种诱惑中尊崇缪斯，能够在价值多元的当下情景中为诗歌注入人民性的情感，那么，走失的孩子就会重回父母的身边，诗歌一步步抵达大众的心灵，诗歌辉煌的时代就要莅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