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诗作，转眼已经 22 年了。 22 年来，我在《诗刊》上发表的新、旧体诗，已足够出版一本诗集，在此期间，在任的和调离、退休的编辑，几乎都编发过我的诗。但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多年来，我只是因为到北京参加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业务会议，顺便到虎坊路的《诗刊》，作过一次短暂的拜访。那次也只是见到了李小雨、周所同和唐晓渡三位先生。叶延滨、刘湛秋二位先生，我是在其他地方见到过一次的。
    2002 年春节前后，我已从东北的吉林市文联被“引进”到江苏新成立的地级宿迁市文联工作，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要来看望我。见面后方知来者是寇宗鄂老师的公子，是代表法国某玻璃公司来宿迁参加投标的。寇公子说他父亲特意嘱咐他代表自己来看看我，可唠了半天，寇公子才知道我和寇老师根本没有见过面，这让他大感惊讶和感慨。我笑着对他说：“我们是神交！”后来我和寇老师通电话说起此事，寇老师非常赞同我的“神交”说，他还告诉我，在中国的中、青年诗人中，我和四川的傅天琳两个人没有参加过“青春诗会”，他印象最深，也是他引以为憾的事情。
2003 年秋，雷抒雁先生和高洪波、舒婷等诗人到宿迁参加“名酒节”活动，雷先生一听说我就是刘家魁，大呼意外：“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呢！”他给我讲起了一个趣事，说他在《诗刊》工作时，因为经常编发我的稿子，曾受到过一位编辑先生的“抱怨”，说他太偏爱我了！其实，我们也是从未见过一面的，甚至连一封正式的通信都没有过。
    唐晓渡先生和王燕生老师，是我“神交”最早的两位《诗刊》编辑。 1984 年 8 月，我给《诗刊》寄去了一首小叙事诗《一个英雄和三个败类》，半个月后就接到唐晓渡先生的回信，回信劈头就问：“你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你怎么能写出这样一首大诗？这将是中国诗坛 1984 年最重大的收获之一！请来信介绍一下自己……”那是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诗作，而这“第一次”，编辑先生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的作者的稿子，就发在了当年 12 期的头题！这就是《诗刊》！这就是《诗刊》的编辑！同样令我感动的是王燕生老师，估计该诗的清样刚出来，他就把它推荐给了《诗选刊》了，因为《诗选刊》 1985 年 1 期就选载了该诗！我是在该诗末尾括号里的“推荐人”后面第一次知道“王燕生”这个名字的。王老师退休时给我一信，告诉我他要退休了，我傻呵呵地问他：您退休了我的稿子寄给谁好呢？他回信说：寄给《诗刊》的任何一位编辑都和寄给他都是一样的。
    去年，《诗刊》编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特辑，可能是因为已经留了我一首新体诗，我的另一首古体长诗就没有用。但年轻的编辑江岚先生却认为我那首古体长诗不发表是一个遗憾，经过争取，小雨先生就让他通知我再传真一份原稿过去，小雨先生看过后，又找已经退休的古体诗专家杨金亭老师征求意见，得到杨老师的赞扬后，回头再经叶延滨主编的肯定，最后才在 8 期发表出来！啊，为了这么一首诗，〈〈诗刊〉〉几代编辑一起来把关，真让我深为感动！
    22 年来，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丁国成、周所同、梅绍静、朱先树、岳洪治等先生，和我都是“神交”，他们谁也没有抽过我一支烟，喝过我一杯茶，绝大多数连一面之缘都没有，但他们始终都以同样的“铁面，法眼，公心”，对待诗、对待诗作者，尽职尽责地守护着这块诗歌“圣地”，维护着国刊的尊严和权威，维护着诗的纯洁、诗编辑的道德良知！他们不仅教会我写诗，更教会我做人！而更让我欣喜的是，大卫、江岚等新一代编辑们，也已经继承了老一辈编辑的优良作风，相信《诗刊》一定会越办越好！
    今年是《诗刊》创办 50 周年，我只是她培养起来的千千万万个诗人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我之所以不揣鄙陋地写下如上文字，除了表达我多年来未能表达的由衷的感激之情，更主要的是对她的热烈祝贺和深深祝福！
    诗万岁！美万岁！爱万岁！

2006 、 1 、 12 于江苏宿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