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多余的话

    这是两三年前谈诗、评诗的一篇旧作，所谈诗观既不新鲜、所评诗作似乎也不够“先锋”，但今天仍然拿出来“抛砖引玉”，实在是因为最近“辩论”和“探讨”诗歌究竟是“有声”还是“无声”又成了诗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耳听和目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落玉盘”的高谈阔论，我只有“老调”奉和。惭愧，惭愧！   （2006年4月11日补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诗歌还交着好运的时候，南京市作家协会办了份《朗诵报》，很受读者欢迎。记得该报第二期转发了上海《萌芽》杂志上的一首获奖诗作《我站了一千公里》。这是一位军旅诗人写的抒情诗，它来自真实的生活，记录了作者回乡探亲途中，在拥挤的车箱里忍着烦闷、燥热“站了一千公里”以后，仍然给一位抱小孩的妇女“让座”的感受。诗的篇末有这样的句子：

          快，给年轻的母亲，
          给希望，给未来
          腾出一个舒适的位置。
          让婴儿明亮的瞳仁
          摄下军人的形象，
          让这浓缩了的社会懂得：
          军人的生活中，
          最多的是：站立！
 
    著名诗人公刘读了以后，曾欣喜地加以评说：“诗风是健康的，朴实的，明朗的，充满了军人的使命感……‘站立’二字，胜过了一千句一万句口号。我很欣赏这样的结束，这不是结束，而是真正诗的开始，作者把我们带到了这首诗以外的另一首诗当中去了。”公刘还据此阐发他的诗歌主张——诗人从生活中攫取和提炼典型情境的必要性：“人们往往认为，恩格斯的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见解，仅仅是针对小说、戏剧等大部头说的。我却以为不然，诗，特别是抒情诗，同样应该注意典型意义的发掘，鉴于不少同志的忽略，这种发掘似乎还必须加以强调。”
    有趣的是，事隔许多年，前不久在一次有众多全国知名诗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上，《我站了一千公里》的作者徐明德亲自朗诵这首诗，充沛的诗情、浓郁的诗意和鲜明的节奏，同样受到了听众的称赞，其中也有诗坛前辈贺敬之的热情鼓励。贺老对徐明德说：“我早就读过这首诗，很好！今天才跟作者对上了号。你应该坚持走这条路，继续‘站’下去，站一千公里，站一万公里，站成一座山峰，站成诗的神女峰！”
    同贺老一样，我对诗人徐明德的“阅读”，也是从这首优秀诗作开始的（我曾负责前面提到的那份《朗诵报》），因此当我打开最近出版的徐明德诗集《我站了一千公里》的时候，便很自然地联想到作者用这首“旧作”的题目来命名新诗集的真正含义。它似乎在向今天的读者表白：早已转业回到地方的诗人（徐明德现在江苏省作协工作），在经历了多年的诗潮起伏、诗坛风雨以后，仍然不忘以“站立”的姿态回答生活与文学的召唤，仍然以彰显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的自豪与自觉，来作为自己诗歌追求的标帜。我想，如果选取个中的象征寓意，来对照当代新诗坛上出现过、至今仍或多或少存在的某种脱离现实、脱离大众、甚至脱离艺术规律的创作倾向，对照一部分诗歌作品滑向疲软、平庸、颓唐而跌入广大读者冷淡甚至厌弃的窘境，人们有理由发问：诗歌仍然是“站立”着的吗，还是萎靡不振地“躺倒”了？诗人还是挺身在飞驰的时代列车上、以自己充满激情的歌唱“给希望，给未来/让座”的那个可爱的士兵吗，还是成了“一人向隅”、形影相吊、落落寡欢的孤芳自赏者？窃以为，“站立”和“躺倒”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所刻画出来的，正是诗歌自身的“生命轨迹”，实际上也是诗歌创作者不同的人格精神与内心世界的投影，当然也包涵了他们用以填充或支撑自己诗歌品质的“美学要素”。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诗人徐明德在他这部新出炉的诗集《我站了一千公里》的封面上，特别添加了“朗诵诗选”的四字题注。他在诗集的前言《诗的回忆及〈我站了一千公里〉》和附录《与朗诵诗有关：梧桐引来诗凤凰》两篇文章中，也一再提到江苏作协所倡导和开展的诗歌朗诵活动，有声有色地表达了他对各种类型、丰富多彩、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朗诵诗”的评介与推重。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他以“军旅诗行”、“四季人生”和“走向自然”三个专辑编入该诗集的全部诗作，这是诗人自己实践“声情并茂”的诗歌主张的创作成果，也是他那“健康，朴实，明朗”的诗风自《我站了一千公里》以后的延伸与拓展。且例举其中的一首新作《苏南的村庄》，这是徐明德去年参加江苏作家采风团访问苏南农村时的行吟收获，诗这样写道：

    不再像一只只温暖的鸟巢/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不再有袅袅炊烟/缠绕在黄昏的树梢//田间的沙土小路/一夜间变成柏油大道/河塘里鱼虾的嬉戏/化作游泳池的欢笑//海浪般起伏的稻麦/被圈点成庭院里的花草/一望无际的原野，被钢筋水泥的利刃/切成一块块流油的蛋糕……

    工业文明改变了“农业江南”的旧貌，在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乡村富裕程度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生态失衡、环境堪忧的种种新问题，因此诗人面对着“江水书中绿，渔火纸上烧/稻花歌里香，鸟雀画上跃/江南四百八十寺，‘笃笃，笃笃’/木鱼只待电脑敲”的发展现实，也发出了不无困惑、带着疑问的感慨：“哦，苏南的村庄/我梦中的鸟巢/你的明天/该是怎样的容貌？”
    我想，不会有人责备作者是在渲泄自己的怀旧情绪，泼“发展”的冷水。不，这是诗人在更宽广、更深远的时空背景上对“现代化江南”的严肃探讨，对她更理想、更美好未来的瞩望和期盼。我们从中看到的，同样是一种热切关注现实社会和大千世界的诗的目光与人文精神；而伴随着它走过“苏南的村庄”、走向广大读者并引起共鸣和反响的，正是那一排排迈开了铿锵韵脚、既轻松又沉重、有着鲜明节奏和生动语感的“站立”的诗行——笔者有幸聆听过诗人在群众集会上朗诵这首诗，亲身感受到它的时代感和“可诵性”给全场带来的活跃气氛。在另一次有数千人参加的广场诗歌朗诵会上，入集的百行长诗《我们赣榆人》也因其开阔深情、贴近乡土和琅琅上口，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其实，“朗诵诗”也好，新诗的“可诵性”也好，本来就是“诗歌文本”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情，苗言，花声，实义”，我们的老祖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将名叫“诗歌”的这棵文学长青树，认识、解析得如此清晰和透彻了。即使到了时代飞速发展、汉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的今天，“诗”与“歌”已经有了不同的分工，现代诗的“声韵之花”也不应该凋残殆尽，因为活跃和绵延在诗之血脉中的“音乐性”、节奏感，仍然是它有别于“散文”文体的“最后分界线”，如同决定生物体本质和生命图谱的“基因”一样，永远存在且“须臾不可分离”——这是为我们数千年的诗歌发展史、近百年的现代诗歌史所证明了的。然而，什么时候，一部分新诗丧失了“发声”的功能，变成了“哑吧”？什么时候，在一部分人眼中，“朗诵诗”好像成了“异类”和“少数派”，难道现代诗的读者都“麻木”了自己的“听觉神经”？在传媒如此发达，“声光化电”进入一切艺术领域并大显其能的今天，为什么人类最早学会的“有声语言艺术”诗歌，反倒要割断自己的“声带”钻进象牙塔中去，做一个只能看、不能说的“书呆子”呢？真该用“岂有此理”来诘问那些“躺倒”在作茧自缚中的“无声”诗人了。
    因此，当诗坛仍在探讨“新世纪中国诗歌的走向”，不少有心人还在为新诗表现形式上存在某种缺失或“先天不足”（？）寻求解决良方的时候，我想通过对诗人徐明德这部朗诵诗选《我站了一千公里》的推介，以及前面提到的两位诗坛大家的有关评述，再次强调诗人使命感和人格力量的重要，强调诗歌情境美与音韵美的和谐统一，对于当代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与“基本建设”应该具有某种现实意义。身为诗界中人，我还注意到近年来，旨在传播优秀诗歌和推动审美教育的诗歌朗诵活动，已呈悄然“复兴”之势（首都等地举办的“中外经典名篇”诗歌朗诵会受到欢迎，就是一个可喜的范例），读者与听众也在期待着我们的新诗创作能够更多地“站立”起来，走到大庭广众中去，全方位地“亲密接触”世道与人心——但愿，这不是我的空想，也并非“无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