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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橹:诗的私语性与公众化
——读《刘家魁抒情诗选》
 
    翻读《刘家魁抒情诗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结合以往读他的诗时的零星印象,脑际里渐渐形成了一种印象:他似乎是一个一直试图把内心的“私语”转化成公众的“诗语”的追求者。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诗人,刘家魁几乎无时无刻不表现出一种心系现实和关注时代的欲望。然而他又是一个深悉诗的内蕴与魅力何在的诗人,因此他不屑于把自己的诗的感悟和表达降低成浅薄的宣言与口号。惟其如此,我们才读到了他那些爱憎分明而不失艺术含蕴的诗篇。我们从他的诗中读出了某些时代风云的变幻,某些世态人心的动向,乃至对时移境迁世事日非的难以言说的复杂而微妙的心态;但是,我们在他的诗中读不到剑拔弩张的故作姿态,读不到豪言壮语后面的心虚胆怯。因为他知道,伪装和虚假永远是诗之大敌。
    我虽然同刘家魁并无一面之缘,但从仅有的几次简短的电话交谈中,似乎已捕获到他性格中的一棱半角。与他的诗比较,显得是颇为协调的。不敢谬托知己,仅以此作为解读他的诗的起点。
    诗有“有我”和“无我”之境的界说,诗人有“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的称谓。我以为这大抵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绝对的“无我”和“客观”在诗中其实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于,“有我”和“主观”在诗中的表现方式千差万别而已。我之所以把刘家魁的诗定位在把内心的“私语”转化成公众的“诗语”的追求上,正是因为他既是一个“表现自我”的诗人,但又是一个对公众的艺术接受能力和欣赏习惯颇具理解力的人。他的不屑和他的顺应,正是我们进入他的诗境所必须具备和把握的“智慧的尺度”。
    不妨先从《狍子和豹》谈起。乍读此诗,它的叙述性所构成的悲剧内涵,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振聋发聩的故事。因为“虎在森林中向外追杀它/狼在森林外向里追杀它”这种困境,一般人都能感同身受。狍子的困境还在于,“豹根本不用走一步路/就能轻易地咬断它的喉管/豹隐伏在树丫上以逸待劳/随时都可能扑向从树下经过的猎物/而它的头上就生着树丫般的角啊/它还能往哪里逃?”不管阅读者把这些叙述读成实写还是象征,他都不能不沉思一下。狍子的无路可逃成为一种宿命,根源固然是它的“肉身”可以饕餮,但令它“就擒”的却是那长在头上的“角”。即使它“妄想把头上枝丫一样的角甩掉”也不可能,因为“造物主却把那角/深植在它的血肉里/深植在它的骨头里/它的整个生命/就是那角的根啊”。没有一种对“棱角”的切肤之痛乃至刻骨铭心的记忆,很难写出这样的诗篇。从表面上看,“狍子”的命运的陈述和呈现,似乎是一种客观叙述,但它所融入的,绝对是诗人的自身体验与启悟。我们之所以经常在生活中观察到那么多所谓“性格悲剧”,那么多为了维护自己的个性而不惜“以卵击石”的人物,不正是由于那“角”的存在,而且那“角”是连着他整个生命的根的吗?“性格即命运”,在狍子身上折射出的,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我在前面所说的自认为捕捉到了刘家魁的一棱半角,其实还是有他的诗作为“参照物”的。
    作为一个有棱有角的诗人,不可能在面对社会现实时无动于衷。刘家魁的一些诗,永远表现出一种参与的品格,而他的参与又不是那种按图索骥式或然因奉此的“遵命诗歌”。他的诗的目光,诗的感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域,造就了一种氤氲的氛围。因此,只要你进入他的诗境,便会感受到令人为之心动为之震颤的艺术冲击。不管这种心动和震颤是出于对美的欣赏和追求,还是对丑的鄙视和唾弃。
    我注意到刘家魁在诗中多次写到了树的孤独、树上的空巢,这些意象之所以进入他的视域,可能同他的身世感和怀乡情相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首短诗《白桦》:
 
    那是谁的遗孀?
    怀抱着空巢
    在灰暗的森林中
    孤独地站着
    固执地站着
 
    大风拔不出她生命的根
    夜色染不黑她骨头的白
 
    读完此诗,最后两行诗句一定会深印在读者脑际。不管刘家魁写出的这种感受是基于什么样的“触媒”,它的独特性恰恰成为造就普泛性认同的基础。这就是诗歌语言的“私语性”转化成公众性的典型特征,也是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所在。
    同类的诗如《空巢》、《冬天的树》等,刘家魁所寄托的“寂寞”和“忧伤”,那种令人欲哭无泪的沧桑心态,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像下面这样的诗句:
 
    仁慈慷慨的上帝
    施舍一场大雪
    把空巢装得满满……
 
    戛然而止却意犹未尽,真正地达到了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境。
    诗的凄美也许并不符合某些“主旋律”论者的口味,但却是人生体验中不可或缺的“维生素”。它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真正把诗美作为艺术追求的人而言,发掘出这种人生和人性中往往由于粗砺的生存竞争而掩盖并被忽略了的美感体验,正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刘家魁无愧于此。
    凄美当然不是惟一。美的多重性恰恰是诗人不断追求的目标。美不仅寓于崇高,它更深藏在众多的平凡之中。在人们容易忽略的地方,诗人却能够发现和发掘出美的蕴涵。像“乌鸦”这种“总是被诅咒/总是不讨人喜欢/总是坚持用自己的嗓音”的鸣禽,它的“——哇——哇”的叫声,“难听得连猎枪都不屑于打它/连笼子都不屑于关它”,而在刘家魁,却是以一声“嘿!乌鸦”来回应的。这一声“嘿”中的意味,便是诗人的审美姿态。有多少人具备这种审美趣味呢?或者说,在面对“乌鸦”这一鸣禽时,有多少人会从中发现和发掘出它耐人寻味的象征意味呢?刘家魁在“乌鸦”的叫声中品味出的人间风情,其实是一种长期以来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积淀所作出的一份定性分析,个中所包含着的批判性和赞扬性是并存的。一般人从乌鸦身上所看到或感受到的那种“不吉利”,恰恰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妄测和迷信,而刘家魁所赞扬的“总是坚持用自己的嗓音”鸣叫的耿直和独立,也许正是学舌“鹦鹉”的机巧所难以与之匹敌的呢!乌鸦的耿直、独立与鹦鹉的机巧、奴化,生活中难免各行其事各得其所,而价值的判断也许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这种对于存在众多人们心理潜意识中的“劣根性”的批判和嘲讽,在那首对“阿Q精神”作了延伸性的陈述的《阿Q劝笼中鸟》中,有着更为精彩的揭示:
 
    既然已经被关进笼子
    就只当自己没长翅膀
 
    既然一日三餐好吃好喝
    就只当儿子把老子供养
 
    反正就是让你飞
    你也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反正人也听不懂鸟语
    你臭骂他他也会以为你在把他感激和颂扬
 
    这也不失为一种无奈的“精神抚慰”吧!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这种精神抚慰下寻找到生活的支撑的。事实的合理性无法掩盖其精神悲剧的残酷性。当人们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习以为常并沿着这种精神轨迹“大胆地往前走”时,我不知道是应该为那些暴戾的统治者感到庆幸,还是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沉沦和堕落而感到痛心和悲哀!
    作为诗人,自然会在自身的精神和文化积蓄中保留着某些属于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会影响着诗人的艺术创作,而且必然时时促使他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对既有的精神和文化积蓄进行对比参照,如果有新的感悟和发现,便会以不同视角加以表达。刘家魁对“阿Q精神”的这种延伸性的探究,显然是有其社会观察和现实体验为基础的。我们还读到了诸如《老牛老牛》中“对牛弹琴”的新的诠释;在《罪证》中重新“祭闻一多被暗杀”;在《另一匹老马》中反臧克家《老马》一诗的寓意而用之;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来,这种对既有的知识的“再写作”,难避“炒冷饭”之嫌,可是只要仔细品味刘家魁的这些诗,完全可以体味其用心之所在。也正是这样一些诗篇,使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始终关注现实的诗人,在精神的追求上所秉承的力图从“文化之链”的传承中找到那些共性的基因及其在新的形态下的变异。所以,现代的阿Q精神有异于鲁迅笔下的那个未庄雇工,牛非昔日之牛,马亦不是那匹忍辱负重的马,现在的让人闭上“臭”嘴的方法,也不会是简单的一颗子弹了结的。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来。据我所知,刘家魁是一个既能写好新诗同时也能写好旧体诗的两栖诗人。对旧体诗我向来只有敬畏而不敢轻易置喙。但是我从对刘家魁的新诗的阅读中,隐隐地感觉到他某些表现方式的运用,的确是得益于对旧体诗艺术特长的把握的。这也同样可以看作是他的精神和文化的积蓄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修养与素质罢。
    对于我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我以为,仅仅从形式上诸如节律、音韵、平仄、对仗等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不如更多地着眼于探究从审美方式体味古代诗歌的特征。诗人所以为诗,并非因为它宣扬了某种正确的思想观念,即所谓代圣人立言之类的政治需求。诗是一种在感性的投入和体验中发现和体悟到的对生命的感动与感恩。熟悉中国古诗中的经典之作的人,不会不知道那些诗之所以能够永葆其艺术的魅力,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体现了统治者主流意识的什么思想观念之类的东西,而恰恰是它们触及了人们心灵中那些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最微妙最隐秘的体验和感悟。这种对于诗的奥秘的进入和把握,才是我国诗歌传统中最可宝贵的品质。我在读刘家魁的一些诗时,特别是他那些写得精短而灵巧的诗时,就深深感觉到他对这一传统的体悟。请看他的《乡村秋夜》:
 
    每一棵枯黄的老草下
    都有一只又黑又瘦的蛐蛐儿
    在叹息
    在呻吟……
 
    冰凉的月光
    如假冒伪劣的阳光
    把秋照得更深
    把夜照得更深
 
    别人读此诗的感受如何,我不敢妄自揣测,至少在我读它时,是深深为之震撼的。也许它不一定有多少深文大义,但它使我联想到生命传承中那些令人感动为之悲怆的事物。它甚至使我深感到时下一些社会氛围中特别令人心痛的事物。生命一代代传承中所存在甚至被掩盖的东西,是不是使它本应具有的生机日渐退化了呢?这些欲说还休的语言,这些只能意会却难以言传的感受,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确地谈得清道得明的。但是我以为,这正是一种诗意的深层感受,它甚至是不需要用其他的时髦术语来加以阐述的。因为诗意只能以诗语表达。
    还有那首《荒原之夜》也同样勾起我无尽的思绪。那“无边无际的沼泽/有数不清的生命在其中陷落”的荒原;那“无边无际的废墟/有数不清的幻想在其中破灭”的荒原;那“无边无际的梦境/有数不清的幽灵在其中漫游”的荒原;正是在诗人一声声“荒原”、“荒原”的喟叹中,化作了“一片充满幻影的沙漠/一片没有花朵的花园”的。也许这些诗不那么豪情满怀,不那么气宇轩昂,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来源于诗人内心深处的诗意触摸。它触及的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触及的是对人类生存历史的反思。它甚至预示着人类生存的未来悲剧。不是我在“微言大义”,只要正视当下地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现实,人们将不能不面对荒原而沉思。它也许不像艾略特的“荒原”那样“全景化”,但这一鳞半爪又何尝不令人心灵震颤呢?
    简炼精短的中国古诗是“盆景化”的艺术园林。它的格局是以小涵大。这种艺术视角的形成,注定了那些深受其影响的中国诗人,必然会以这种审美方式来表现其自身的诗意和诗思。刘家魁自然是深受其益,深悟其妙。
    诗人在观照客观世界时,总会把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现实同“自我”存在的状态加以比照。他们甚至经常借此而发现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合时宜”,从屈原和苏轼这类诗人身上我们已经领略过诸如此类的表现。狂放的李白,则只能放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来发泄一下。当代诗人受现代意识影响,自然也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受。我在前面涉及的《乌鸦》一诗,自然难免含有诗人“夫子自道”的味道。这里再读一下他的《错别字》:
 
    在我睡着的时候
    世界发生了奇迹
    ——一场大雪
    把一团漆黑
    改写成一片洁白
 
    白色的群山,白色的平原
    白色的屋顶,白色的道路……
    只有我还穿着脏兮兮的破衣服
    ——黑帽子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
    走在雪地上
    像一个错别字
    玷污了上帝的美意
 
    这首颇有点“黑色幽默”意味的诗,说它是自嘲也可,说它是自我表扬也行。在一个真实与虚假相抗衡的现实里,黑白颠倒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难得的是要能够保持辨别真假和明辨是非的赤子之心。
    对于人类生存状态中那些“假凤虚凰”和“指鹿为马”的事物,诗人的文字也许很难改变它们。但是作为一种画面或意象,诗的陈述和记录,也许会成为难以磨灭的“史实”。这正是诗人的价值之所在。诗人不必斤斤计较于一时的名声得失,但不可放弃执著的信念和追求。因此我们还读到了《大寒》:
 
    只有树不怕冷
    赤裸着站在雪地里
    决不缩回一根枝条
 
    ——还我叶子
    树坚持着说
    ——还我鸟儿
    树固执地举着空巢……
 
    在这里,“树”的意象就是一幅画面。它的正直,它的孤独,它的悲怆,它的愤怒,历历在目。而这,也正是我们在许多古代诗人的诗中所曾经阅读过的种种意象中的一种。
    在诗的审美方式上,在艺术视角的切入上,以及在对诗人自我形象的表现上,我们从刘家魁的诗中都读出了传统诗歌的意味。这正是他对传统诗歌精髓的把握,并且能够有效地融入自己创作的体现。然而还必须看到,在刘家魁的诗中,有一种对语言的干净利落的处理方式,使得人们在读他的诗时,不至于产生那种语言的负累之感。语言问题一直是新诗备受责难的一个问题。人们在拿它同古诗比较时,常常指责它的拖沓冗赘,缺乏音乐感和节奏感。其实,要想在语言上让新诗向古诗看齐,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要求。现代语言的变迁和复杂化,不是古诗的框架所能容纳得了的。刘家魁的诗在语言处理上之所以给人以干净利落的感觉,不是因为他处处以平仄音韵为准律,也不是他按节律对仗布局诗行,而是他的当长则长该短则短的语感把握。在他的某些诗如《秋风》、《秋水》、《荒原之夜》里,从诗的结构到诗行的排列,我们似乎都能感觉到一种苦心经营的努力。这些诗篇使我们读出了古典的严谨,节律的控制,语义的丰腴。试看下面两节:
 
    秋风吹瘦了诗人的骨头
    秋风吹薄了战士的征衣
    秋风把大沙漠吹得更大
    秋风把老骆驼吹得更老
 
    秋风把远方吹得更远
    秋风把冬天吹得更近
    秋风吹出了我的眼泪
    秋风吹开了谁的怀抱?
 
    对“秋风”一词的重复与多义性的陈述,并没有让人产生冗赘的拖沓之感,反而有一种耐人细细品味的内涵的丰富性。而在《秋水》中的短句与长句的错综交织里,“心事不再泛滥/感情不再激动”的宁静,反而让人读出了隐藏其间的“死水微澜”。因为:
 
    曾幻想洗净人间的一切
    最后只能把自己洗净
 
    这毕竟不是真正的“心如止水”啊!
    刘家魁的诗歌语言,没有拖沓冗赘的涂脂抹粉,没有虚张声势的拿腔捏调,因此对读者不会造成隔膜和反感。这种由于语感上的简炼明快带给读者的,是一种艺术接受上的亲和力。以往读一些所谓“卒章显志”的诗,初读似有所感触甚至感动,可是读得多了就会对这种套路产生抵拒和反感。其实诗的结尾的最佳境界,不应该是“卒章显志”,而应该是“余韵流长”的。刘家魁的诗,往往在结尾处有一种耐人咀嚼或发人思索的意味。他的《灰烬和雪花》写一个“向上飞扬”,一个“正向下落”,结果在半空中相遇“便一下子都没有了力量”,最后:
 
    灰烬飞不上去了
    雪花落不下来了
    一对黑白分明的朋友
    结伴在半空中流浪
 
    这首具有寓言式结构的诗篇,在结尾处显露的内涵,够人们思考一阵子的。
    我在此文的开头说过,刘家魁是一个力图把诗的“私语性”转化成“公众化”的诗语的人。这或许正是他的优长之处。但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会在他的“长”中见“短”。当刘家魁在一种“语言游戏”中驾轻就熟之后,便难免会进入某种套路。当“卒章显志”演变为“余韵流长”时,他自然取得了成就,可是当“余韵”“流”而不“长”时,诗人就应该寻求新的出路了,不知他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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