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周边的事物从身边匆匆而过，能够引起我们注意并且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实在不多。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将目光投向身边所有的事物。这就决定着我们应该将有限的目光投向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物。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确定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物呢？这就需要我们拥有那种可以穿透事物的表象的睿智的目光，拥有那种可以超越现实时空的敏锐的目光，拥有那种可以穿越历史的障碍的深邃的目光。
    自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就中国的诗歌运行而言，尽管相对来说，诗歌创作没有小说和散文那样红火与热闹，可是诗坛并不寂寞和冷清，依然有许许多多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和出现，他们各自活泼泼地存在着。然而，他们却受到了漠视和冷遇，真正进入学术视野的确实少而又少。即使某些诗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然而到底又看到了什么呢？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目光能否穿透这20多年来各式诗歌文本的而抵达其深层世界？罗振亚最近出版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让我们看到了他那穿透诗歌文本的强大力量和直逼其深层世界的深邃而睿智的目光。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的诗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是引人注目的，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诗歌的命运开始不济，有走下坡路的迹象，到了90年代竟有“读诗的没有写诗的多”的戏言，诗歌只在孤独和寂寞中默默地运行。从学术圈子来看，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是小说和散文或者影视文学以及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只有很少的学者注意到诗歌。就诗歌研究来说，近年来确实出了一些成果，但是比较多的研究是已经成型的现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家、作品、诗歌流派和期刊等，而最近20多年的诗坛由于纷繁复杂，一般人很少涉足，这就留下了大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处女地对于开垦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充满着神秘感和诱惑力，然而也可能暗藏着各种玄机，任何涉足于此的人都意味着要冒巨大的风险。对于这些，罗振亚的心里是很清楚的，他乐意接受这种挑战。本来以研究20年代到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而著名的罗振亚，现在将他的学术目光转向20世纪后20多年的诗歌领域，对这个时期的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诗歌现象予以审视，在文化透视中揭示其深刻的意义。
    文学史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文本可以分为创作文本和行为文本。创作文本是以作品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文学史的核心所在；而行为文本在文学史上也十分重要，是一个时代的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乃至文学编辑记者等所制造的文学史事件。文学史论著当然应该重视对创作文本的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而厚此薄彼，忽视对文学史事件的透视。罗振亚在将他的目光投向最近这20多年的诗歌园地时，既关注到大量的诗歌创作文本，也对各种诗歌事件予以审视。如果说对于80年代中期兴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和90年代的先锋诗歌以及女性主义诗歌的论述是以创作文本为主要对象的话，那么对于海子等先锋诗人的自杀和“下半身写作”的阐释则侧重于行为文本。当然，创作文本与行为文本虽然有别，却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密切相关联的。所以，在罗振亚的这本著作中，他在透视创作文本时留意到行为文本的存在及其对于创作的意义；在观察行为文本时同样引来创作文本作为应证和参照，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史存在的创作文本和行为文本不只是他的目光透析的对象，而且还是他透析对象时予以借鉴的一面镜子。
    透视文本固然需要从表面入手，但是最重要的是由表及里，进而抓住其深藏着的精神内涵，这就需要研究者穿透文本的锐利的目光。那么，研究者敏锐的目光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在于研究者丰富充实而又现代的理论资源。罗振亚的理论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从20世纪西方的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到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再到杰姆逊、德里达、贝斯特、凯尔纳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都被纳入到他的学术视野，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给他提供了理论营养，而且这些理论资源可以说是现代思想意识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代表。这无疑为罗振亚透析这20年诗歌文本提供了显微镜和望远镜。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从精神资源也恰恰是存在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因为这个时代诗歌运行的文化语境同样是包含着这些重要的文化因子。比如在论述海子的诗歌时，罗振亚从海德格尔和荷尔德林那里借来了思想理论，进而穿透海子诗歌的文本，从而揭示出海子诗歌的深沉意味——“真理性揭示”。同时，海子自杀的深层原因——“‘存在的真理’洞穿更指向着本质的绝望虚无、什么和永恒无缘”也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因为海子最崇拜的就是海德格尔和凡•高，他的生命气质、心灵结构也和他们惊人的“酷似”（参见《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第115页）。
    对诗歌创作文本的穿透，决不是一般的诠释和解读。固然这种穿透应以诠释和解读为基础，而根本则是在穿透文本中走进诗人的精神世界，去触摸诗人颤动的神经，窥视诗人内心的秘密，直逼诗人颤栗的灵魂。作为一个诗人，与世界的沟通的主要渠道应该是他的创作，他要通过不断地奉献其诗歌文本以证明其存在，他的精神蕴涵在文本之中，创作文本就是其精神的极其重要的存在方式。然而，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诗歌由于其陌生化而难以进入，因而出现了以诠释和解读文本为主要使命的解诗学。其实，解诗学只是在读者与诗歌文本之间建立一种便捷的通道。至于这便捷的通道的功能如何，这里暂且不论，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这样的通道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所以，志向远大的学者往往并不满足于诠释和解读诗歌文本，而是以此为基点走进诗人的精神世界，与诗人的灵魂展开对话。在论述海子的一章里，罗振亚首先抓住了海子诗歌的“麦地”和“水”等主题意象，阐释其文化内涵，接着透视出海子的“麦子的光芒”“直指乡村中国的灵魂，切入了人生和命运的深层旋律”（第139页）。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海子的这些诗歌中，罗振亚揭示出诗人后来选择死亡与这些诗歌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精神联系。
    无论是创作文本还是行为文本，其实都不过是一定文化语境中的言说。当研究者透视文本的时候，必然要关注到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只有进入相应的文化语境，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文本的精神实质。朦胧诗后先锋诗歌之所以存在着相当典型的亚文化特征，罗振亚从文化语境来考察，指出这是它的历史边缘化所致。而历史边缘化迫使其选择民刊化的生存传播方式和民间化的写作立场。在这历史边缘化的时代，诗人们常常感到压抑、孤独、焦躁和无聊，感到这个世界的荒诞、悖谬和异化，感到时间的荒芜和人的渺小，于是，疏离、拒绝甚至对抗主流文化的叛逆反抗的情绪充斥于诗人的心胸，进而导致“第三代”诗人们对平民意识的追求和对伟大崇高的疏远。这样，很难想象诗人们会拥抱主流文化所倡导和宣扬的崇高伟大，很难想象到他们的诗作态度严肃，一本正经，诗人们的笔下就难免不呈现出戏谑反讽、黑色幽默似的荒诞，没有节制地展览世俗情感，甚至把丑陋的事物推向缪斯的圣殿。’70后的诗人制造“快乐的文本”说到底也是历史边缘化的产物。他们之所以写作并不是为了表达什么思想，创造什么形式，而是将写作行为化，从写作过程中获得快感，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别人的认同，于是沉湎于幻想，从写作行为化的自我陶醉中获得自恋的快乐。
    由于罗振亚穿透文本时目光的敏锐，80年代以来复杂难解的先锋诗歌及其理论被阐述得十分清晰，而且他十分善于在穿透文本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运用相应的理论去研究问题，并且试图给出一种解释或者对各种文学史现象予以科学公正的评价。就这20多年来的诗歌来看，着实有不少诗歌文本很容易让人作出某种程度的误判。比如说，“第三代”诗人玩世不恭的创作态度、海子等诗人的先后自杀、“’70后的诗人”的“下半身写作”和“肉体诗学”等很可能因为与正统的思想理念和诗学理想的相背而受到简单的否定与排斥。面对这些复杂的诗歌文本，罗振亚以其睿智的目光避开了某种理论陷阱，既找到了这些诗歌文本产生的某些合理因素和存在的积极意义，又指出了其自身的不可忽视的弱点和缺陷以及某些消极意义。就“’70后的诗人”的“下半身写作”来说，许多人往往因其总是关注“下半身”而将其视为黄色下流，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简单的否定意味着可能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而罗振亚则认为“它把肉身本能的冲动和原欲当作原创性写作的资源，从人性的最大限度上走向了生命的本然状态及形而下现场，开释了被政治、文化阉割的肉体，颠覆了人类公共话语和权力话语，增加了诗歌的世俗性活力。”这就给了“’70后的诗人”的“下半身写作”以一个科学而公正的评价和历史定位。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自其80年代以来的许多事件还让人感到历历在目，似乎仍然浮现在眼前。正是这种历史的距离还没有拉开，我们感到对这段时间内的许多诗歌现象难以下结论。这样，文学史的叙述就可能因此而中断。然而，罗振亚的这本论著充分表明了他站在历史制高点上，以他睿智的目光审视历史，穿透历史文本，获得了历史的本质，进而将20世纪中国诗歌的历史叙述向前延伸了20年，其学术贡献是非常可观的。

2005年10月22日于扬州存思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