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便会喝酒。所谓小时候，大概是十二三岁。因为我的家乡泰兴县，解放前算得上是个酒乡，酒和猪的产量至少是江苏省的首位。农民酿酒的目的是为了养猪，酒糟是上好的饲料；养猪的目的又是为了聚肥，所谓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粮——猪——肥——粮，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循环之中又分离出令人陶醉的酒。
在泰兴，凡是种旱谷的地方，每个村庄上都有一个或几个槽坊，即酒坊。这种酒坊不是常年生产，而是每年的冬天最红火。冬天，槽坊是孩子们的乐园，那里暖和，大缸里的水滚热的，可以洗澡，孩子们洗完澡之后，便用小手到淌酒口掬饮几许，可以御寒。孩子醉在酒缸边上的事情每年都有。
孩子们还偷酒喝，大人嗜饮那就更不待说。凡有婚丧喜庆便开怀畅饮，文雅一点用酒杯，粗放一点用饭碗，酒坛放在桌子边，坛内有个长柄的竹制酒端。
我的父亲不禁止我喝酒，但也不赞成我喝酒，他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点事情，须有四戒：戒烟（抽大烟）、戒赌、戒嫖、戒酒。四者酒其一，喝酒定无出息。我小时候还想有点出息，所以再也不喝酒了。参加工作以后逢场作戏，偶尔也喝它几斤黄酒，但平时是不喝酒的。
不期到了二十九岁，碰上了反右派，批判、检查，国庆节也向壁而坐，不能回家。大街上充满了节日气氛，房间里却死一般的沉寂，一时间百感交集，算啦，不如买点酒来喝喝吧，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从1957年喝到1987年，从二十九岁喝到五十九岁，整整喝了三十年，喝到现在医生劝说，家人反对，连牙牙学语的小外孙女也说：“爷爷，你少喝点！”对了，孩子嘴里出真言，不喝的时辰未到，豪饮的年龄已过，少喝最为适宜。所以我觉得饮酒最好是在家里，独酌或与二三知己对饮，这时无宴会之应对、无干杯之相催，也没有服务员在旁边等着扫地。一杯在手，陶然忘机，慢慢地呷，一口口地咪；饮酒不为求醉，而在个中滋味，此乃真饮酒也。
真饮酒也不容易，君子在酒不在菜，首先得有好酒，只有好酒才经得起呷，经得起咪，经得起慢慢地品味。
好酒当然也有一定标准，但也因人因地而异，甚至和个人的习性与经历都有关系。十年动乱之中，我在苏北的黄海之滨安家落户，冬日里海风劲吹，四野人稀，茅屋透风，冻得发抖，自然是喝酒的好时机，可却买不到酒，连“大头昏”也不是常有。为了买两小瓶白酒，跑了三里路，过了一条河，在供销社的门口挤掉了棉袄上的两粒纽扣。偶尔有朋自远方来，馈我两瓶有金纸贴瓶的双沟酒，我慢慢地呷，细细地品，呜呼，此时方知世间还有好酒！其实，世间的好酒何止双沟，在此之前我也曾花四块九毛钱喝过一瓶茅台酒，那时钱多酒也多，倒也感触不深，印象模糊，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的印象深刻得多。自此之后，酒友相逢，抚杯论酒，我总要说双沟酒如何如何，如何入口香浓而又不冲，无水气，无糖味，无苦尾，不上头。像一篇故事性不强而又十分耐读的小说。
1984年我到瑞典访问时，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请严文井、张贤亮和我到他家做客，他夫人做川菜，他请我喝五粮液，并纵论中国之名酒，他只论及茅台和五粮液，而不知有双沟。于是我便与他相约，如果他有机会到苏州来，我一定请他喝双沟。果然天从人愿，1986年他和十多个国家的汉学家来苏州访问，我请马先生喝双沟。一杯以后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一杯岂能作论，连饮三杯他才评论：“这是女人喝的茅台。”我听了大为惊异，此论公平合理，一语中的。女人喝的茅台虽无燕赵豪侠之气，却也显得纯真、温和、清香，双沟之酒性恰好相符。马先生不愧是位汉学家，而且是位汉酒家。本来，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文学和酒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诗酒文章往往是相提并论的，中国古代的诗人和文豪很少有不饮酒，不写酒的。唐宋的诗人不用说了，如果把《红楼梦》来个“节酒本”，把凡属有酒处都删去，那《红楼梦》还有什么可读的？我无意宣扬喝酒有什么好处，从医学、保健的角度来说喝酒是害多益少，不抽烟，不喝酒，可以活到九十九，这事儿谁都知道，可是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不想活到九十九，常常要想喝点儿酒，没有办法，只能如古人所说，不饮过量之酒，不贪不义之财。如果有可能的话，不妨来点儿真饮酒，饮出一点情趣来，饮出一点个性来。
编辑：许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