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
    银钉亮，银钉明，长空万里满布星。
    星儿多，多得数不清，多不过英勇战斗的英雄。
    小英雄，有本领，戴着月，披着星，黑夜里摸到敌军
    营，枪声就放不停。
    又喊杀来又冲锋，手榴弹儿拚命扔。
    轰轰轰!炸死东洋兵，我们得了胜。
    小英雄，笑盈盈，满天星，亮啊亮晶晶!
    四十年代初，这首歌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很流行。牛背上的放牛娃，塘边洗衣的姑嫂们，村口放哨的儿童团，就连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新四军战士，都会唱，都爱唱。这首歌歌词的作者，是年仅十六岁的范政。范政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我们新安旅行团自1935年一成立后，奔走在长江两岸和广袤的大西北，宣传国难，呼号人民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又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宣传、组织民众，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团结进步，将抗战进行到底。“皖南事变”后，桂林政治形势恶劣，党组织句顶淀新安旅行团分批秘密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范政是先遣小组的成员，第一批到达了盐城新四军军部。我们先后到达根据地不久，就投身到激烈的反“扫荡”之中。
    194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们随苏北区党委和行署驻在阜宁县小陈集。范政和大家一起，躺在摊在打麦场上的芦席上乘凉，仰望着满天繁星，依然沉浸在半个月前反“扫荡”获得胜利的喜悦里，争先数说在战斗中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参战的少年儿童们动人心魄的英勇事迹，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清早，范政捏着张纸片来到我们面前，他习惯地抬手撩起眼前的短发，挥动手臂，朗诵了昨晚大家入睡后他写成的这首儿歌。
    这首儿歌琅琅上口，形象生动、清晰，感情真挚，大家都说好，还帮他出主意，去请也住在小陈集的诗人林山指数。林山看了也称好，他说，作曲家贺绿汀就在军部，如果他愿将这首儿歌谱上曲子，一定能成为一首流行的抗战儿童歌曲。贺绿汀收到寄给他的歌词后，很快就将它谱写成了至今仍在苏北平原上流传的革命历史歌曲。
    范政的年纪虽然比我们小，但他喜爱文学，能诗能文，才思敏捷，这是大家公认的。“皖南事变”后，他即兴吟诵的一首诗，当年的新安旅行团团员，至今几乎都能背诵。“皖南事变”后，桂林的政治形势十分恶劣，《新华日报》被禁，生活书店被查封，新安旅行团住地四周，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转悠，大家处在被监视之中。我们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安排一些和家庭仍保持着联系的团员回家读书，将另一批团员介绍去其它进步团体。团内留下的四十多人，则迅速分散隐蔽，积极准备分批秘密转移去苏北抗日根据地。
    离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依依不舍，落下了痛苦的眼泪。一片唏嘘声，气氛十分沉闷，谁都不愿意分开，但又不得不惜别。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丽此时却是相对无言。忽然，范政站出．来了，他用手背擦去了眼泪，忽闪着泪。汪汪的眼睛，紧握着的拳头在胸前摆动着，大声地朗诵道：
    啊!同志，朋友，   
    让我们的眼泪向心里流，
    让我们把仇恨记在心头。
    今天的离别，
    正是为了明天的战斗。
    今天的离别，
    将是我们迎接胜利的前奏。
    再见吧，让我们紧紧地握着手。
    再见吧，再见在黎明来到的时候！
    这是一首歌，这是一团火，这像一面大旗。他的诗表达了大家的心声，鼓动起了我们的斗争热情，，屋内的情绪顿时突变。同志们擦去泪水，相互问紧紧地拥抱，祝愿今后更好地战斗。
    范政不仅会作诗，也能写文章。1939年的春天，在桂林的金山等戏剧家组成剧团去南洋群岛宣传抗战，他们演出的《中国万岁》一剧中有一个儿童角色，因而便向我们团体商借一名小团员。我们几个支部委员酝酿后提出的名单，竟和我们的顾问汪达之不谋而合，都推荐范政。范政在武汉时就入党了，临行前他庄重地向支部书记徐志贯提出保证；到海外一定将工作做好，而且还要在海外侨胞中扩大新安旅行团的影响。正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他在海外工作得很好，侨胞们的爱国热情也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桂林后，他作了多次的海外见闻演讲，还写了纪实文学《海外一课》。司马文森很喜欢这篇文章，将它推荐给桂林文化生活供应社，成为桂林文化生活供应社的《少年文库》中最受欢迎的青少年读物之一……因此，我们都认为，如让范政专门从事写作，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他的才干。
    1941年粉碎了日寇的第一次“扫荡”以后，我们转移到苏北根据地的同志，一在盐阜地区汇合了。在单家港，我们见到了刘少奇同志和陈毅代军长。他俩和霭可亲，象长者一样对我们关怀。少奇同志鼓励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你们宣传抗日，不准你们组织少年儿童起来打鬼子；共产党欢迎你们，支持你们。只要你们有本领，我们把苏北和华东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做。矽陈毅同志的讲话非常风趣，他说，“我希望你们在三年之内组织起十万儿童，帮助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我们新四军争取在三年之内消灭掉十万个日、伪军。我们新四军向你们挑战，到时候看准坐飞机。”“坐飞机”是他刚从我们的墙报上看到的内容。我们团内的工作、学习，生活经常进行评比，成绩最，优秀的被誉为“坐飞机”，次之则是“坐汽车”、“坐牛车”，最差劲的则是“坐乌龟”。这种办法我们是从八路军学来的，团体在桂林时就用上了，因而他的话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大家的巴掌都拍红了。
    两位首长的讲话，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提出的任务，使我们感到既光荣又艰巨。当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团内开团务干事会，专门讨论如何完成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我们在。油盏里多放了几根灯草，屋内被照得通亮。大家的发言很热烈，提出了不少主意。有人还提议让范政专门从事创作，多编写一些一演唱节目，使我们的宣传工作收到更大的效果。范政激动地站起，身，习惯地甩开披落在眼前的短发，眨着明亮的眼睛说：
    “组织十万儿童，只靠我们几个人到各村去跑，到处去说，实在太慢了。如果我们办一张报纸，印上几千份，就等于有几千双腿、几千张嘴去宣传了，它的力量多大啊!在大后方我们无权出版自己的报纸，根据地是我们自己的天下，为什么不用报纸来开展工作呢?我们办一张儿童报吧!”
    听了他的建议，我们几个老团员不由得相互对视，频频点头：办报好，好主意。办报的人就在眼前：范攻。范政虽然只肴十六岁，应该说，他已经是个“老报人”了。他十二岁就当编辑，当过记者——   、
    那是1937年2月6日，天寒地冻的北平街道上行人稀少，然而在前门外打磨厂那爿极其简陋的天达客栈里，却是热气腾腾。清早，北平、天津的几家大报的记者，纷纷拥进这家小客栈楼上的大统房里，采访由音乐家吕骥和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率领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奋起抗日，全国人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个团体是上海地下党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名义，由我们新安旅行团全体成员组成的。我们正路过北平，准备到绥远前线去慰劳正在绥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队。前一天下午在溏沽下的船，当夜赶到北平，下塌在这爿小客栈里。
    一位《北平新报》记者，手拉着一个头戴深灰色鸭舌绒布帽子、身穿朱红色黑条花格布棉袄的小朋友，向我们介绍道。
    “这位小朋友名叫李易难，也叫李万万，是敝报儿童副刊的撰稿人、编辑，也是我们的小记者。我想慰劳团的小朋友一定会欢迎他的吧!”
    “欢迎!欢迎!”我们都鼓起掌来。
    “李万万，你几岁了?”汪达之拉住他的手和蔼地问。
    “汪先生，我十二岁了。”他大大方方地答道。
    “听口音你好象不是北平人，家在哪里?”
    “我家在吉林延吉，家乡被日寇占了，回不去了，如今成了个小亡国奴。”
    他说这话的口气虽然很平静，但每个字都裹着一团炽烈的怒火，我们的心都被震动了。他又说：“我家流浪在北平，我在学校里读书。前年纪念‘一二•九’，我反对不抵抗，要求打回老家去，学校里说我闹事，把我开除了。”
   “噢!小朋友要求抗日也有罪。”在座的记者们也都愤愤不平。
    我们都很同情他，因为我们1935年10月在南京时，也有类似韵遭遇。我们之间很快就热悉了。他几乎天天来，带来了他编的儿童副刊，将他写的几篇文章给我们看，也仔细阅读了我们过去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学习，还一起去南苑慰劳曾在长城抗日的二十九军将士。
    李万万的父亲是当时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李常青，母亲在学校教书。他们在李万万的死乞百赖的要求下，终于亲自将他们的独生儿子送封了团体驻地，要求吸收他为新安旅行团团员。机灵的李万万刚放下鼓鼓囊囊的行李袋，就向我们宣布道：“从今天起，我随母亲的姓，姓范名政，大家就不要叫我李万万了。”   
    从那时起，范政便和我们一起去了绥远、宁夏、甘肃，在荒芜的草原上奔波……现在我们若能在苏北根据地办份报纸，让他这个曾经当过小记者、小编辑的“老报人”负责，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我们办报纸的建议得到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王阑西的大方支持。组织上拨了一笔钱，购买了铁笔、腊纸和油印机。报纸定名为《儿童生活》，由范政担任主编，还派了王德威等几个同志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分别到各地采访，编写稿件，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组织。办报纸异常艰苦，一张小小的八开四版报纸，先要将刊登的文章计算好字数、行数，定好标题、插图的位置，然后在腊纸上刻满密密麻麻大小相同的字体。算少了版面上会空出许多地方，算多了又放不下。我们经常看见他们伏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到半夜三更。报纸印好以后，便送到盐阜区交通总局，请他们帮助发往各地。这份抗日根据地内唯一的孩予们的报纸出版以后，由于它内容生动，图画清晰，文字端正，成了少年儿童们最喜爱的读物。各地的小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增订；各级的领导干部也很喜爱这份报纸，认为它已成了自己工作中的助手。尽管当时盐阜区党委只有一所小型的印刷厂，印刷条件十分困难，但为了满足读眷的要求，更大地发挥它的作用，区党委仍决定将油印的《儿童生活》改为铅印套色版，每十天出一期。陈毅军长还亲笔为它题了字：
    “抗日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做儿童们的良友。”
    张爱萍为它撰写了连载故事，介绍了苏区红色儿童团的战斗生活。许多美术家还为它画了连环画，报纸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印刷精美，发行也逐步扩大到华中其它抗日根据地。
    1943年初，日寇对苏北又进行疯狂的“扫荡”，新安旅行团隐蔽在荒凉的海滩上。白天，年纪小的同志化装成盐民的孩子在草堆上放哨，范政他们几个人就坐在草堆下面，把背包当作桌予，伏在上面编写稿件；黄昏后就分头找盐民，收集写稿素材。报纸编好了，可是印刷厂转移了，不知在哪里，他们就带着稿件，沿路打听，跑了一百多里路，找到了印刷厂，便立刻帮助工人排字、校对，摇动印刷机器，最后将一捆捆新出版的报纸背回团体的驻地。在那严酷的战争环境里，报纸又如期送到了读者的手里。
    《儿童生活》报办得是有成绩的，可是范政并不满足，他和编辑部的同志经常征求读者的意见。有次一些小读者说：村儿童团的《儿童生活》是集体订的，你传我我传你，不上几天报纸就撕破了，想留着细细看也存不下来。还有人要求，报纸多登一些一能唱能演的材料，让儿童团学了好向乡亲们表演宣传。这些意见．很有道理。范改立即召开了编委会，他建议将八开四版的报纸改成三十二开，订成小册子，这样，既可容纳较多的内容，又便于孩子们保存。他的设想大家都同意。《儿童生活》又以新的面貌——一本小刊物与读者见面了。
    范政性格活泼，思维活跃，谈吐诙谐有趣，喜欢说笑。他生括中不拘小节，有时聪明得有些狡黠。有一次在反“扫荡”中，他外出工作后夜里回到驻地，竟假装成“鬼子”吓唬同伴们。当然他也受到同伴们对待“鬼子”的待遇，被捺在草铺上，屁股挨了一顿好揍。但是他学习、工作很刻苦，那时能拿到手的大部头小说，他几乎都读了。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写了许多墙头诗、快板词、活报剧。日寇宣布投降，两淮战役胜利后，他和黄其明、张拓合作，写的一部大型话剧《淮阴之战》，演出后影响很大。两淮解放后不久，黄克诚师长奉命率部远征东北，并抽调了一批地方工作干部随军去东北开辟新解放区工作。范政得知后，坚决要求随军远征，“打回老家去”，洗刷心底里蒙受的“亡国奴”耻辱，实现孩提时代起所梦寐以求的志愿。领导批准以后，他离开了亲密相处九年的战斗集体——新安旅行团，踏上解放全东北的新的战斗历程。
    范政到东北后，担任辽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因为两个地区相隔太远，我们无法互通信息，不过时隔不久，便看到了他写的中篇小说《夏红秋》，很是高兴。他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夏红秋这个人物，可以说是四十年代东北青年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作品具体描绘了他和一群知识青年如何从日寇、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几十年反动宣传所铸成的精神枷锁中获得解脱。小说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许多报刊进行转载，东北书店还出版了单行本。
    我和他虽不在一处工作，但仍能常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全国解放以后，他担任了沈阳市的团市委书记；1950年他随冯文彬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还听说1954年他入中央党校学习时，入学测验题包罗万象，有一百道，他居然正确回答了九十多道，成绩名列第一。每听到他的消息，我都感到欣慰；他仍和过去一样，工作积极努力，勤奋好学，是个博学多才，勇于创造的好同志。万万没有想到，1952年他在中共长春市委担任宣传部长时，在反右派运动中他成了“右派分子”。我被这个消息震懵了：十二岁参加革命，十三岁入党(为青年党员，1941年7月在苏北转正)，在党的哺育下长大成人的范政，怎么会成了反对党的敌人了呢！
    1968年的8月，北京城内酷热难熬，街上嘈杂的叫喊声使人心绪不宁。我正烦躁地坐在家里，忽然，房门被推开了，在苏北运河边一别二十三年的范政出现在面前。我还没有从惊愕中醒来，他已紧紧抓住了我的双肩，我们拥抱在一起。
    他似乎没有变，还是过去的老样，两脚用刀一瞪将凉鞋甩到了墙脚边，便盘起腿坐在我的床上。我不休地抱怨他不该不和我们联系。他用满含凄楚的目光盯着我，向后撩去搭在额前的短发．缓缓地说：
    “前几年我来过北京，也知道你们几个在这里。人有脸，树有皮，头上有那顶帽子我感到羞耻，怕见到新安旅行团的老同志。要不是前几年那顶“右派”帽子摘掉了，这次也不会来找你的。不过，我始终相信党，没有悲观过……”他说，被划为右派后，在新安屯水库工地上劳动，从早晨四点到晚上九点收工，推上千斤重的车子，小跑似的每天来回二百里，一顿饭吃二斤粮食。在那种日子里，没低过头，私下也没掉过泪，那些和他一起改造的人，都说他是个乐天派。后来他到第一汽车厂热处理车间劳动，工人们和他相处得很好，有些悄悄话都愿跟他说。他当了车间主任以后，他的工作也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帮助，“因为，我始终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闪动着晶亮的眼睛说，“你说，你相信我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吗?就是把我的骨头碾得粉碎，也绝不会找到反党的因子!这句话，我对郭老也说过的。”
    “你去看过郭老了?”
    也可以这样说，郭沫若同志和范政早已结成忘年之交了1938年的6月，新安旅行团由西北到达武汉，郭老在三厅主持，召开了欢迎“新旅”的大会，并代表兼任政治部剐部长的周恩来同志发表了极其热情的讲话。会上，范政代表“新旅”致了答词。他口齿清晰，语言生动形象，还带有几分稚气，引起了郭老对这位年幼后生的注意。后来在“保卫大武汉”的群众运动中，只要有群众性的集会，郭老总要让范攻代表少年儿童发表演说。这一老一小的慷慨演说，曾激动过千万人的心弦。
    “我是1962年4月为了写剧本，鼓起了勇气来北京向这位老前辈讨教的，他热情地在家里约见了我，还问了‘新旅’离开武汉后的情况。我将自己被划为右派的事和心里的话都向他讲了，也向他表示以后要多写些东西，来弥补过去的损失。郭老沉思了一会，豁达地对我说，人的一生，总要不断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才能真正有所得益。他勉励我经过这场风雨之后，要更健康地成长起来。当时，他还挥笔写了张条幅给我。”……
    后来我见到了郭老的那幅墨宝，在三尺洁白的宣纸上写的是“一曲洪波越海山／旅行小友忆新安／东风吹送人忘老／远望长春为破颜”。
    我问起他这次到北京的打算，他说他的父亲李常青蒙受了不白之冤，他是陪伴母亲来向中央文革反映实情的。此外，前几年他受长春话剧院的委托，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多幕剧《五月的鲜花》，几经修改现在已经完成，改名为《吉鸿昌》，这次也带来征求老同志的意见……半个月以后，他陪着妈妈范自修回长春去了。 
    当年的初秋，忽然接封范政的妻子、也是我们新安旅行团的老团员黄明的来信，我的心里不禁掠过一阵不祥的颤栗。我的手抖索着拆开信，果然，信中带来晴天的霹雳：“他在8月28日离家之后，竟然丢下了我和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范政死了，我少年的伙伴，我的好同志，他被林彪、“四人帮”的魔掌粉碎了金色的年华，他死了。他不该死，然而他却死了，那样凄惨地死去。万万没有想到，我和他在北平初次相识，三十一年后在北京的这次分别，竟成为永别。

（张  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