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初，我在华中党校学习期间，校俱乐部主任阿乐同志对我说，“八一”建军节将到，大家希望开个庆祝会，会后演个戏看看。党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演了戏，大家看了，很满意，“八一”再演个戏，可是最好不要再演外国戏。我说，现写剧本，怕来不及了，又没有现成的故事题材，只有二十几天了。我对着他连连地摇头，表示困难。他要我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一定得承担下这个任务。那时，我才三十岁，有股劲头，不愿过分推却，便答应他，愿尽最大的努力，去找找人，想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他走了之后，我立即去找在三队学习的徐乎羽、林琳夫妇。他们两个，听我一说，都表示赞成我写个大型话剧，平羽同志并说他肚子里有个现成的戏剧性很强的土改斗争的故事。这个人好酒贪杯，三杯下肚，话就滔滔不绝，土改斗争的故事，便一枝一节地翻腾出来：
1941年春天，苏中地区东台县潘家馓，有个大地主丁子亭，对我们提出的二五减租政策，他表面接受，内心抗拒。有的佃户怕他秋后算账，只好明减暗不减，偷偷地送粮交租；但大多数佃户在农抗会领导下，坚持按二五减租的政策行事。为此，他便视农抗会如眼中钉，对领头的农抗会会长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先胁迫家丁暗杀农抗会会长，为家丁拒绝；之后，乃心生一计，故意让他的小老婆勾引家丁通奸，同时暗中作了布置，让他的大老婆届时捉奸。捉奸之后，随即装模作样，欲将家丁送官正法，以此再迫使家丁去将农抗会会长在深夜里加以杀害。为的掩入耳目，又在事后将凶犯家丁悄悄地送到一个灰色部队中藏匿起来，装着若无其事。后经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多方调查、侦察，终于将凶手从灰色部队中拿获归案，并在丁家搜出一批暗藏的枪支弹药，将教唆杀人的丁子亭逮捕法办。……
我听了故事，顿时觉得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成形的戏剧剧本，只须分分场、幕，稍稍加加工，就可以了。
第二天，我便约了阿乐、于耕同志到平羽同志住处商量剧本创作问题。平羽又将故事情节说了一通，阿乐、于耕都说“好得很”，随即要我动笔，我也就满日应承下来。
那时，一个月四元钱生活津贴，只够买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支牙膏，再买香烟抽，就困难了。阿乐告诉校部，说我要赶写剧本，烟不够抽，校委书记彭康同志便批了一张条子给校部总务科，发给我五包飞马牌。于是，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没上课，没参加小组讨论会，躲在住处，坐在小板凳上，就着床板，一鼓作气，把这个三幕剧剧本写了出来，定名为《罪与罚》，以平羽、阿乐、于耕、林果、吴蔷集体创作、吴蔷执笔的名义署名。我将剧本口念给平羽、阿乐他们听了之后，他们都说剧本的主题是反恶霸民主斗争，有现实的积极意义，情节紧凑，人物各有个性，可以马上组织演出。随后即将剧本交由校部秘书处油印了五十本。为了演出效果，在党校学习的学员，可以担任角色的不多，决定向靠近的抗大五分校商借几个富有表演经验的同志参与演出，期望这次演出获得成功。
计有七万多字的三幕话剧《罪与罚》由校部限期在一周之内印出了，装血彩色封面的本子，随即向军政治部鲁艺文工团商请著名戏剧家邵惟担任导演。邵惟同志看了剧本表示愿意接受邀请。剧中主角丁赞亭(原名丁子亭)，由张望同志担任；两个家丁周老二、丁士奎分别由游龙和丁士贤(丁峤)扮演。其他剧中人的扮演者经过多番物色，确定如下：大太太——赵珍；小太太——张荫谦；小翠玉——里希；丁德夫——吴强；侯宝富一沈幸之；李瑞卿——王衡志；张平——顾前；陈营长——汪志华；杨道光——黄知真……
确定了导演、演员，立即投入排演。
当时，天气炎热，导演邵惟与向抗大借来的演员张望、游龙、顾韵等，皆要走三里多路，在下午二时前赶到华中党校所在地汪朱集进行排演，各人无不汗流浃背，却都能按时到达排演场地。经过十天的连续排演，这部戏的完整形象树立了起来；再经过一次化装彩排，彭康、冯定、孙冶方、温仰春、陈修良等党校负责同志都来看了，他们一致认为可以正式演出。于是，三幕话剧《罪与罚》在1942年8月1日晚间，在庆祝“八一”建军节的仪式之后，在汪朱集华中党校的礼堂——大草莲子里上演了。
这天晚上到场看戏的有饶漱石、陈毅、钱俊瑞、范长江、刘贯一、李亚农、汤光恢、张觊和党校校部的彭康、冯定、孙冶方等和一、二、三队全体学员，其中有王必成、陶勇、张元寿、陈锐霆、徐平羽、阿乐……首先到过皖南的国际友人女作家史沫特莱也来看了戏。
两天之后，又到抗大五分校，为他们全体教职员生专演了一场。
过了一个星期，由校部俱乐部为本剧的演出，召集了一次座谈会，研讨剧本和演出的优缺得失，陈毅同志前来参加，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参加会的多数同志和陈代军长都对剧本和演出给予了肯定，认为是一部好戏，从艺术上反映了现实斗争生活，洗练简洁，演出也是成功的，大部分演员的表演都是称职的，张望演的丁赞亭表现了这个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座谈中有个别人认为逮捕，检决丁赞亭，违反了团结地主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陈毅同志就具体剧情和具体人物丁赞亭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一般地主，愿意抗日，按照民主政府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共产党对他们当然要加以团结，不团结这种人，对孤立敌人、打击敌人不利，那就违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丁赞亭不是一般地主，而是反对减租减息教唆杀人的反动恶霸地主，对这种人怎样团结?对这种人不加惩办，行吗?不行!对这种人，必须依法惩办，这不仅不违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且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部戏，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生活的实际，艺术上的成就，应当肯定。任也有不足之处，对人物的思想发掘不深，语言的运用有些不尽符合人物身份……
我曾在会议开头，叙述了这部戏的创作和演出过程。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的发言，尤其陈老总的分析概括，从政治上到艺术上作丁剖析，我觉得受益很多。
我在皖南军部和苏北地区，先后写过七八个独幕话剧；与他人合作，搞了两次集体创作，写了两部三幕话剧，一部是《罪与罚》，一部是《繁昌之战》。从创作角度看，两部戏皆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题材，也都是几个人共同商量，集体写作。“繁昌之战》是三个人根据共同拟好的故事情节、人物，分工执笔，各写一幕：我写笫一幕，王于耕写第二幕，李增援写第三幕，各自完成任务之后，发现尉情、语言、人物性格均不贯串，在演出上发生困难，于是又重新整理，由写第一幕的作者重新加工，费了许多时日，才将剧本完成，使之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作品。《罪与罚》则经过集体商量、讨论之后，由一个人执笔，三幕剧由一人一气呵成，故事情节、人物语言首尾照应连贯，剧本写成之后，便不需要返工重写，作大的修改。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固然有当对的具体实际情况不得不然，两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后者的好。前者三人合作，实际效果不好，终究还须再经一人之手，作最后处理；这种方法不可取，是明显的。实际上，文学创作只能是个体劳动，一切创作皆有作家的个性表现，每个作品皆有作家的自我意识含蕴于中，绝不能由他人由所谓“集体”代替。“集体创作”出来的作品，定是缺乏特色的杂种东西；即使分头包干，而后再经一人加工，予以整理通顺，其结果也绝不会是件完美的艺术品。应该说，这是与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相违背的，是已经为客观事实所证明了的。
《罪与罚》在1942年夏天写成，在汪朱集演出之后，虽只演出两场，但激起了很大反响。之后，剧本流传很广，淮北的“大众”剧团首将它改编为地方“洪山”戏，在淮北地区演出，配合减租反霸斗争，用以发动、教育群众。文学艺术作品以它的艺术感染力，起潜移默化作用，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于无形之中，绝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图解和说教。《罪与罚》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戏剧剧本，它不是反恶霸地主的政策宣传品，它主要的内涵是塑造一个大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丁赞亭，表现这个特定人物的性格及其在特定情境之下的思想行为，让人们认识他和他周围的人物的面貌，从而引起警惕。
1943年，剧本传到苏中地区。这个地区的文工团和军队剧团，以剧本题材取之于本地区的斗争生活，感到格外亲切，他们也组织过室内以及广场演出。
1946年春，华中军区驻两淮，在淮阴建立了苏皖边区人民政府。时有韬奋书店提出想出版《罪与罚》剧本，我表示同意，并请当时在边区政府文教处工作的作家李守章(俊民)同志写了序言，不久，原油印本《罪与罚》乃以铅印版本《丁赞亭》问世。(因《罪与罚》与俄国陀思妥益夫斯基的小说同名，该小说在我国已有译本发行，遂改名为《丁赞亭》。) ’
1949年夏，上海解放，在上演《白毛女》同时，上海戏剧学院上演了《丁赞亭》。其时，我在福建前线，朋友们告诉我说，演出的效果很好，并给了我一笔上演税。
1953年，我将《丁赞亭》再作一些修改，易名《逮捕》，由新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
这个剧本是我的创作成果之一，它的出生得到了徐平羽、林果、王子耕等同志的帮助，尤其是平羽同志为我提供了具体详尽的生活素材，使这个剧本得以写成，我心中非常感激。平羽同志已由于在“文革”期间，身受“四人帮”的摧残迫害，久病难治，于前年辞世。谈到这个剧本和它的演出，在叙事过程中，我不能不多次地提到他，更不能不勾起我对他的无限哀思。
这个剧本创作于1942年，迄今是四十七年了。
回顾既往，这个剧本似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再在当代的舞台上演出，似已没有可能；但它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历史考验，它还将以其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价值而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吴 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