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报》在1943年12月2日发行到读者手里的时候，却成为《苏中报》创刊号。原来苏中二地委的机关报这天起，已改由苏中区党委领导，成为全区性的党报了。报社内部一切如常，毫无变化；报纸的开张、版面、风格，仍保持原来本色；出版日期正好和《滨海报》末期相衔接，仍然三天一期。不同的只是，报名换了，第一版(地方版)的报导范围扩大到全苏中，第四版文艺副刊由《海滩》改为《现实》。
    最初，人们往往把《苏中报》仍称为《滨海报》。时间长了，人们又把《滨海报》混称为《苏中报》；或者把某篇载于《海滩》的文章，误忆刊于《现实》。
    《现实》这个书名是谁起的?已毫无印象，《现实》发表过多少文章?哪能记得清楚，然而，总的印象是鲜明的，它反映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现实”。
    《苏中报》编辑部非常重视文学作品，因为总编辑林淡秋是三十年代上海的著译家。与林淡秋齐名的蒯斯曛，是国内版编辑。文艺副刊编辑赖少其，虽以木刻家著名，然于文学实有相当修养。当时他写的《站铁笼的第一天》，载于《海滩》，后又写了《绝壁上》，刊于《现实》。这是他从皖南事变到被关进上饶集中营的艰苦斗争与遭受折磨的经历中“化”出来的。林淡秋说：“老赖文章写得很好，中国的木刻家都能写写文章。”也许因为中国的新兴木刻是鲁迅提倡的缘故吧!因我也爱好文学，老林要我作老赖的助手一副刊助理编辑。
    老林、老蒯、老赖，经常谈论文学问题，或议论副刊上的好文章。老林鼓励报社青年同志学习写作，老蒯当辅导员，多次结合《海滩》和《现实》上的优秀作品，作各种表现手法的讲解。老蒯的原话，无法回忆；但时间犹如筛子，筛掉泥沙，尚留粗粒。老蒯所讲的，实际上是对《海滩》与《现实》的文章，作了综合的剖析，引导大家学习。
    感谢江苏省文联资料室编印了七本《江苏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汇编》，其中收有《海滩》和《现实》的文章，引起我清晰的回忆。
    尤明那篇《爱马的人》，受到编辑部的重视和谈论。排版前，老赖交给我看，发表于《海滩》。故事简洁，描写指导员陈一辛爱马的心情，骑马的喜悦。在攻打通天河战斗中，他腿上带花，不下火线，在教导员命令下，下去了、又回来，因为听到街上有匹伪团长的大白马。他正欲去牵马，忽被敌人碉堡上的子弹，从背后打避，从胸前出来，终于闭上眼睛不动了。作者仅用一千多字，犹如一幅线条简练生动的速写，突出了主人公爱马的性格。后来知道陈一辛是一师七团八连指导员，而作者尤明是八连文化教员，他们之间工作接触最多，了解亦深。而尤明描绘陈一辛，舍其身材、面貌和风度，只用了“驳壳枪红穗子在屁股后面左右甩着”十五个字，勾出了鲜明的形象，博得老林、老赖的赞赏。
    老赖收到一篇描写白桐本的文章，作者署名“田”，要我刻块木刻标题：《人民领袖白桐本——写反“清乡”区一个区长》，并把原稿交给我。老赖笑指着一段曼字说：“你看，妙极了。”这段文字描写一次白桐本在老百姓家里，被敌人发觉而包围了，敌人冲进去，见屋内只有一个老太婆。敌人问：“这里可有个白桐本?"老太婆拿出一个黄铜面盆说：“先生，白铜盆没有，只有黄铜盆。”敌人大发牌气，再三追同，老太婆哭丧着脸说：“白铜盆实在没有，只有黄铜盆呀。”敌人没奈何走了，这段风趣的描写，反映了反“清乡”区的人民群众如何机智勇敢地掩护着打开掘马南区局面的、头颅值“二十万元”的白桐本。
    石言的《子弹》、任干的《枪与人》，还有其它一些短文，老林、老蒯议论为“剥笋”式类型的描写手法，故事简而有层次。《子弹》中那位战士，在战斗中缴到三十三颗子弹，因爱惜子弹，交不交公?引起思想斗争。结果，交公了。而上级又发给他的子弹，却成为在后来战斗中“打光了”的“救命子弹”。文笔跌宕，虚实相托，读后使人联想到连队领导对这位哉士的思想非常了解。《枪与人》中那位战士，用枪顶住了敌人，用枪掩护了半个班撤退，不幸受了重伤，临死前，把枪交给遇到的老伯，托咐他送回部队。使人感到这位战士对枪比对自己生命更为珍惜。
    还有朱微明的《老太婆》，则是“战争教育了入民，人民赢得了战争”的缩影。因无子女，老太婆经常和老伴吵嘴；鬼子来了，拉壮丁，因无子女，_反使俩老无忧而融治。但是，鬼子下乡烧、抢、绑、杀，又给俩老带来天天逃难的痛苦。老太婆受到了反面教育，起了报仇的决心，自动组织民兵，歃血誓盟，夜里伏击鬼子。作者抓住矛盾，从小到大，有起伏转折的发展。这个老太婆，既存在封建意识，又有反抗的斗争精神，是千百万农村劳动人民中的一个。
    《现实》副刊，就是用这样的反映现实斗争的文章，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不能一一列举的文章，来鼓舞苏中中军民战斗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这些文章的感情是真实的形象是生动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多属于现实主义。当时，谁也没有把现实主义这个文学名词挂在嘴边，而其作品则是现实斗争生活的提炼与概括。
    报纸同样是面对现实的，在战斗频繁的环境里，四开对叠为四版的报纸，确实容纳不了更多的文字。《现实》副刊上的作品，字数是有限的，一般约一两千字，多则三四千字，少则不到一千字。如茹志娟的《一个女学生的遭遇》，仅七八百字。最长的是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每期排版，我协助老赖先计算字数，算得非常准确而后再划版样。如果某篇文章在版样中多出几个字，排不下，印刷厂的拼版工人就来找老赖去解决，删去几个字。这似乎削足适履，其实不然，因为写、改文章，犹如炼铁，铁炼一次；脱去一层壳，所谓“百炼成钢”。文章多改一次，把可有可无的字、句再删一次，不仅不伤足，反而精炼。
    现在有人倡议写微型小说、刻微型木刻，其实《苏中报》早有先例。我当时刻的木刻，一般仅如火柴盒子或香烟壳子大小。《现实》上的文章要求短，促使作者讲究恰当的表现手法，更要惜墨如金。特别是在整风学习中，反对党八股，清算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思想，极有好处。对那种“装腔作势”、“无的放矢”等等丑陋面目，我们感到讨厌，“懒婆娘的裹脚布”更要唾弃。大家力求把文章写得短小而言之有物。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还引用了鲁迅写文章的几条规则，如“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如果将鲁迅的话来衡量《现实》上的文章，我想，是经得起检验的。
    《苏中报》一、四版，在报导某一重要事件时，是相互配合的。如车桥战役，集中而连续发表了任干的《打车桥》，夏延年的《记车桥战斗》、陈超寰的《不给敌人增援车桥》和《日本新兄弟的生活》，姚鼐的《选举战斗英雄》，刘大福的《怀松野同志》等一系列文章。我无法回忆哪篇文章登于哪一版，而我为陈超寰的两篇文章都刻过木刻插图，肯定发表于第四版，而所刻的六位战斗英雄头像，无疑刊于第一版，却不知配合哪篇文章。
    若把上述文章连同新闻报导集中起来阅读，可以看到车桥战役的各个侧面，如车桥的五十三个碉堡是如何一个一个攻破的?日本同志松野觉是如何在火线上对敌喊话而光荣牺牲的?在卢家滩是如何设伏打敌人援兵的?又如讨展开扫刃搏斗而活捉二十多名鬼子的?日本新兄弟又如何思想转变而愉快生活的?各参战部队又如何选举战斗英雄的?还有战役的指挥，战斗的部署，既攻城，又打援，迅速解决战斗的情景。打下车桥，震动了车桥周围之敌而不敢动弹，使新四军一、二、三、四师地区联成一片，华中抗日根据地更趋稳定和巩固。所有这些，都有文章和新闻报导，各参战部队的油印团报也都有具体的记载。这些散于各处的珍贵历史资料，如有人收集整理，则是写一部车桥战役小说的胚胎或雏形。
    形势发展得太快，抗日战争一胜利，解放战争又开始，大战役一个接着一个。我军迅速横渡长江，解放宁、沪，杭大片城市。文艺工作者随军前进，无暇回顾，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今天的现实，毕竟与当年《苏中报》时代的现实不同了，当年的现实仍然常常使我憧憬，故写此文以追忆《现实》。

（杨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