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上海制版工人吴福海、纱厂工人吴杰、英美烟草公司第三烟厂工人孙诚和我四人，一起走过曲折的道路，来到江西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四人中现在只剩下吴福海和我了。而吴福海也已瘫痪在床不能自语。我今已年逾八十，垂垂老矣，每逢忆起青少年对期度过的峥嵘岁月，不禁感慨万端，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青春年代。
我们的少年时期，正逢军阀混战、北阀军东进、蒋介石叛变革命、人民生活子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我家的生活也很不安宁，家中连死二人，我也生了重病。爸爸将在武汉的一幢木板房和乡下十余亩土地，陆续变卖，濒于破产，跑到上海，开了一爿牛皮摊店，把我也从汉口接去，我失学了。那时我才十二岁，个子矮小，在家看看店房，学洗衣服，做饭，打算盘，练毛笔字。不久，这小本摊店也倒闭了，爸爸和全家人学会了做铅丝罩篓的手艺。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火油灯下，做到九点钟。第二天一早，我背罩篓，哥哥挑着一担厨房的用具，钢勺、锅铲、火钳等，跑蓟北站，三角地等菜场去卖，一家人就靠卖得的钱来糊口。倘若不巧碰上巡捕红头阿三，被抓到巡捕房去，不仅挨打，还要罚款三角’钱。我们只好眼尖腿快，看到了他们，就使劲地溜，躲到弄堂里。这样的生活过了二、三年，还是混不下去。父亲无法，仍想回到日商长江轮船上去做茶房，做生意，不幸得了重病，回到湖北黄陂乡下就去世了。我被迫留在家乡，十七岁又学着种田。三年里受到了家族的欺凌、尝够了学种田的苦头，又思念母亲，就返回上海回到母亲的身边，再做铅丝手艺。
1930年，上海英美资本家开设的第三烟厂大招工人，我由族长介绍进厂，在叶子、烟丝车间做小工。进厂后“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痛苦不堪。每天劳动九小时，工资只有四角，我和母亲勉强维持生活，起初我只知道拚命地干。赤膊干得汗如雨淋，时常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回蓟家中，母亲看了心疼。后来天长日久，渐渐地同车间的老工友混熟了，知道的事也就多起来了。这个厂外国老板获利特别多，一本万利，是剥削我们工人和我国人民血汗得来的。资方压迫我们工人的手段很厉害，有严密的管理机构，单是我们烟叶烟丝车间，就设有外国总管、职员，配备有总管的中国翻译和职员，工头，层层监视，工人稍有不顺他们的眼，外国职员立刻吹晌口哨，用二拇指指向你往里一扣，你就要’跑到他面前，听他对你的辱骂和训斥，对中国小职员也是如此。弄得不好，不仅成年不给你加工资，甚至开除出厂。炳丝车间就有一个叫陈世奎的挡车工，因他反抗压迫，带头闹罢工当代表，罢工失败后，即被厂方开除，失了业。老工友告诉我： “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时，共产党的组织遭受破坏，党员被捕、被关、被杀的不少，我开始知道了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党。
在我进厂做工的年代里，怠工罢工风潮时有发生，都是工人在不堪压迫的情况下自行爆发的，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多次罢工都遭到失败。从1934年到1936年，厂里又发生了几次罢工，我都积极参加了。有一次锡包车间一女工被资方无故开除了，全厂工人大为不平，掀起了罢工的风潮。从卷烟车间传来关车怠工的消息后，我们烟丝、叶子车间马上响应支援，车间工友们推我为代表，参加同资方的谈判。我们提出的条件是。给被开除的女工复工，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许虐待工人，等等。资方不接受条件，定要开除女工，我们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正式罢工，向同行业职工、向社会各界呼吁，以求支援。还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申请调解，监请求给于有力的援助，谁知社会局来向资方谈判交涉的代表，却反过来要求我们工人先复工，后谈判。我们不接受这个条件，要继续罢工。无能的国民党市政府宣布谈判不成，待政府仲裁。这样，就要拖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工人得不到政府的声援救济，资方乘机策划，用收买、瓦解的恶劣手段破坏罢工，无形中强迫工人复工了。在罢工失败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当代表的也只有和大家一起复工。
从此，英美资方管工采用各种手段对付我，轻活换重活，车不让挡，一天到晚要拖地板，行动没有自由，去厕所大小便，管工追到厕所把我赶出来，还把我拉上总管写字台责难记过。对我找岔子，定钉子，事事刁难，就差开除这张王牌没有拿出来。从我参加怠工、罢工、当代表后二年多的时间里，工资停加，我进厂劳动八、九年，工资从每日四角只加到每日六角钱。罢工失败后我心不死，斗争思想也没有停止过，感到不斗争就没有我们工人的活路。为了增加工资，我壮着胆子上总管写子台，责问外国总管为什么不给我增加工资?外国总管说，凡是在我这车间干活的工人，增资时间一到，连你都写在增资簿子上，送到大班间(厂长室)。二班(副厂长)把你划掉了，你想想，你做了什么不利于工厂的事?我意识到他要我回答的是什么，故意装糊涂地说：“我进厂以来，是积极劳动的，工作没有错。”当时我心里想，不增加工资就算了，但我要与资方斗争到底。
日寇我国的侵略，步步加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于1936年秋，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这是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不少工人。我从小喜爱戏曲，在武汉的时候即看过汉剧，剧中的某些唱词直到今天还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到了上海做工，又学会了拉二胡、京胡，吹笛、吹箫、吹日琴，后来又参加了京剧票房，我们就利用票房掩护救国会的小组活动。我还参加了救亡歌咏队学会了不少救亡歌曲。我记得有一位王大中同志，是中共党员，他经常参加我们的小组活动，每次都给我们讲全国救亡的形势，还带来救亡报给我们看，又通知我们参加“七君子”之一史良主持的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会。在大会上提出团结抗日，反对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使我的觉悟又提高了一步。参加大会的国民党市政府派来的代表，在演讲中宣扬反动政策，我们把这个代表轰出了会场。接着我们又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市政府逮捕救国“七君子”的斗争，参加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等活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七君子”。此时，我们救国情绪高涨，并参加了上海工厂工人军训，我们白天千活，夜间操练，想武装起来，走向战场，消灭日本鬼子。
“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接着淞沪“八一三”抗战也爆发了，敌的炮弹打到工厂的附近，英美厂方不得不宣布关闭工厂，全厂职工各自分散，我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年迈的妈妈随同乡回武汉老家，我留沪看看厂方的动静，再作定夺。不久经同乡的介绍，我以难民的身份，进了上海第二十一难民收容所。在难民收容所里，我认识了一位姓范的难民辅导员，他是四川籍的大学生，他要我协助做难童工作，我就把自己在“救亡歌咏队”学会的歌曲教给难童，如“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等。当时形势比较严重，听说上海要被日本鬼于占领，将变成为一个孤岛，又听说这次抗战是长期的，今后行动不能不有个打算，我就和同所同厂的工友孙诚等商量，怎么寻找机会离开上海，到内地参加抗日。当时听到厂方正与日方交涉准备恢复生产，我也不想再进厂了，这个饭碗也不想要了。这时，宋庆龄创办的上海市难民移殖协会广招人员，我和吴杰、吴福海、孙诚四人一齐报了名，想借机离开孤岛。谁知协会里有个王干事，将各方征捐来的钞票、财物贪污了。为此没有钱，我们一时也出不了上海，怎么办?我将以上的遭遇对范辅导员谈了，他很支持我们离开上海。机会终于来了，驻沪四川同乡会遣送同乡回四川，在范辅导员大力协助下，给我弄到了开出上海的船票。同行的有六人，搭乘××号海轮，经汕头到达香港，在香港过了春一节，再乘海轮到了广州，又改乘火车经过湖南长沙去武汉。
1938年初，我们抵达武汉，正巧苏联飞机击落日机多架，全市准备举行大游行庆祝，吴福海、吴杰等同志与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见了面，他要我们化妆参加庆祝游行活动，我们积极参加了。不久，吴福海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主任联系上了，也见到了董老，提出我们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董老指点我们说不必去延安了，现在南方八省游击健儿为了抗日下了山，已改编为新四军，正在江西南昌市集中，建立新四军军部。项英同志由中央任命，准备去任副军长，叶挺将军为军长。你们就和项副军长一块去南昌吧。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董老的意见。2月27日，我们买了四等舱的卧辅票，乘的是中国招商局还是英国的怡和轮船，，就记不清楚了。当起航的汽笛声鸣呜响起时，我的心情就像滚滚的长江东流水汹涌翻腾。今后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我的老母亲呢?新四军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船上，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就是吴福海同志曾带我们几个人去见项副军长，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项副军长那里，看见他是中等身材，很结实，军装穿得整整齐齐，态度既很严肃又和霭可亲。他见到我们很高兴，问起我们的家庭情况和本人的经历，对我们说了很多勉励的话。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船到九江，又转乘火车，当天即到达南昌市军部，分配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同船同车来南昌参加服务团的还有南洋爱国的青年华侨陈子谷、黄坡、符然和李特等。我们到达服务团前后，全国各地青年纷纷云集，有湖南来的肖家亚、周纫蕙、余伯由等，有武汉来的潘仲明，林琳、张茜、丁汀，以及李幼兰、李彩芝、林平等，还有从临汾八路军学兵队来的王于耕、李玉昆、田秉秀、赖华、芮军等，比我们来得更早的有万元鹏、罗天、周志中，谢复华等。我们男同志编为第一大队，队长是吴福海同志。服务团过着集体军事生活，团员在政治上都享受排级干部待遇，经济上每人每月发三元优惠的津贴费，我们真是到了一个新天地，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朱克靖团长和白丁秘书长，对我们的工作、学习、政治等各方面，都很关心，给我们很多具体的教育和帮助。我们穿上灰色军装，戴上新四军臂章，还学会了打绑腿，觉得做一个新四军军人十分光荣。每日按军号起床、出操、整理内务，打扫清洁卫生，被子叠成四方块。早操时按大队长响亮的口令动作，稍息，立正，向左、向右、向后转，报数，敬礼，走慢步、正步．快步，跑步，这些基本动作，对每个刚入伍的战士来说。是重要的 。还要以班为单位认真地操练，每个同志都感到很有精神。工作是上街进行社会调查，进行街头宣传，化妆演小型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抓汉奸》等等，演员演得很逼真生动，群众受教育很深。当演《抓汉奸》时，群众以为演汉奸的真是汉奸，要抓住汉奸痛打，经过我们解释，演汉奸的演员才脱险。我们还借警察局的大礼堂演过几次戏剧宣传救国抗日和民族气节教育。每次我们都列成整齐的队伍来去，沿途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引得街道行人叫好，有不少的群众跟着我们一块走，一起唱，一直走到警察局大礼堂门口。在演出的戏剧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最后一计》，剧中的主角马百计，是东北“抗联”的一位领导人，他忠贞不屈，慷慨就义。李增援饰马百计、仇泊饰伪鲍总司令、谢复华饰马百计的儿子，他们演得都很好。看了此剧，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四月初，军部向江南敌后挺进，服务团随军部前往。我们从南昌出发，坐火车沿浙赣铁路线到兰溪站下车。在车厢里，遇上国民党的川军伤兵，有些伤员对我们很凶，开口就骂，举手要打．为了团结抗日，顾全大局，红军老战士和我们礼让了事。也有对我们抱友好态度的，看到我们男女同志穿的是草鞋，就教我们打布草鞋，有的运送给我们布草鞋，有的鞋头上钉上一朵白球球，又结实，又好看。我也学会了打布草鞋的手艺，不久我们不少的男女同志都学会了打布草鞋，这样就解除了穿草鞋磨破脚的困难。
随军部前进到徽州、岩寺时，军部组织先遣支队、率先进入江南敌后，司令员为粟裕。服务团也派出一批同志参加了先遣支队，吴福海、吴杰、孙诚都去了。军部到达太平县时，组织上让我担任了文艺宣传队的小队长。一我们到达泾县云岭驻定之后，开始了比较正规的集体生活。军政治部与团部订出了军事政治学习训练计划。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是苏联东方大学的毕业生，他给我们讲联共党史：项英副军长亲自讲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叶军长讲的是“军队的正规化”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予恢讲军队的政治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工作，还进行了艰苦奋斗革命优良传统等其它教育。敬爱的周恩来到军部时，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报告。我们还学习了毛主席论中国革命和坚特抗日战争的多篇著作。这些学习，都增进了我们对革命的认识、提高了我们的革命觉悟，坚定了我们革命的信念，从此，我开始追求并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军挺进江南敌后，取得韦岗处女战，繁昌战斗连连胜利以后，服务团第一大队在朱团长的率领下，从1938年到1939年，在我军前后方巡迥宣传，动员群众；慰问我军部队，并协助开展连队俱乐部文艺活动、战士的文化教育等工作。我们这支文艺宣传从伍，从军部云岭出发，往返于大江南北、溧武公路、运河、京沪铁路这一块敌后游击区。也在南陵、宣城、广德等地区开展工作。我们还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的茅山地区，跨越京沪铁路，到达央江的扬中县慰问江抗部队后，又渡过长江到江都大桥、吴家桥等地慰问梅嘉生部队，协助连队搞文艺工作。我们常常夜行军，每日行军五、六十里，一到目的地，团员们自己动手，各负其责，借板搭台，借服装、道具和灯具。每次演出之前由朱团长上台讲话，向群众宣传抗日，向部队慰问。团长的讲话鼓动性强，深受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演出时，全队同志都上台大合唱。唱抗日革命歌曲，有的演戏，一直忙到深夜。同志们不怕累．不怕苦，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同志们还不顾疲劳，轮流站岗放哨，保卫自己的安全。紧张的战斗生活，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育。那时我是非党大队长，我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除把行政与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外，还积极参加歌咏和戏剧演出。我
曾在《最后一计》、《魔窟》、《家破人亡》、《南京慰安所》等剧目中，担任过正反两方面的角色。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还是与杨端年同志第一次合作演出的改良京剧《投军别家》。这个剧本是万元鹏同志等自编自导的。这一新颖的演出形式，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在剧中，杨饰青年农妇，我饰她的丈夫——青年农民，我们两人都会唱京戏，有板有眼，配合默契，演出的效果很好，对当时动员江南青年农民参军抗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杨端年同志不幸在“皖南事变”以后，壮烈地牺牲在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1939年秋服务团剧团副主任李增援同志找我谈心，他问我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要参加，党是我的政治归宿。”增援同志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快找大队副顾属同志去，他会和你谈的。这时我心情激动，高兴万分，参加中国共产党正是我多年的愿望啊！我随即找到了顾属同志，向他吐露了我决心加入党的志愿。他鼓励我要努力学习政治和文化，要求我虚心向同志们学习，接受别人的帮助和监督，党会欢迎我的。我想，他要我努力的这些方面，大概就是我的缺点所在罢。以后就更加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不久，我就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939年10月，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被接收入党。在那鲜红的党旗下，向党宣誓的刹那间，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由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我是多么感谢党啊I
五十多年来，党，像一笺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我革命的征途。我要在有生之年，像当年战斗的青春年代一样，继续为党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自离休以来，经常参加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组织的某些活动，特别是学习和演唱京剧，是我老年的最大乐趣。我们组织了一些京剧爱好者，成立了剧小组以后又改为京剧社，大家推选我为理事长。我们经常聚会练唱，每年都要化妆演出1—2台折子戏，得到各方面的好评。我在其中扮演过《打渔杀家》里的萧恩、《追宰暑信》里的萧何和《打严嵩》里的邹应龙。当然，我今天参加的京剧社，和以往组织的票房，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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