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姚澄、竺小招、梁冰、陈白尘、吴小英、钱吟梅。
记得1980年在江苏省第四次文代会上，作为著名作家与戏剧家的陈白尘，被推选为省文联和作协的名誉主席，那年他72岁，正当着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2004年是白尘老辞世十周年，我觉得有不少话要说。我曾经出版过研究他的学术专著，也发表过一些纪念他的文章。但近年来，我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越来越觉得，白尘老身上有不少可贵的精神资源，还没有被我们完全发掘出来，或者虽然有所发掘，但还没有得到深刻有力的文化阐释，譬如他的民主思想与刺官意识，譬如他的自由思想与喜剧精神，等等。适值省文联创立50周年纪念，而白尘老又曾是文联名誉主席，这就给了我一个再一次“言说”陈老的机会。
“坎坷”与“笑傲”
最近陈白尘的两个女儿陈虹和陈晶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作为对父亲去世10年的纪念，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书名叫《陈白尘：笑傲坎坷人生路》。讲陈老的一生，抓住了“坎坷”(这是客观事实)，突出了“笑傲”(这是主观态度)，真是说到点子上了。20年前我出版过《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一书，虽也触及这两点，但却没能有意识地将其突显出来，更没能把两者的内在联系很好地揭示出来。
陈老这一代文化人是在中国文化“大变局”中出生、成长的。他们一生经历了“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精神的熏陶、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49年之后的“思想改造”与“文革”中的精神摧残。在这一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他们不断面临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矛盾与问题，面临在生存与良知之间进行选择的痛苦与无奈，除了极少数当了权势本的鹰犬，哪个的经历不坎坷?文化人的价值选择，总是天生地倾向于民主、自由、人道、良知……这些经历代圣贤选择过、创造过、实践过的精神，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现实斗争中，又总是有一股势力以不同的方式来阻断人们对这些价值的追求。于是文人道路无不坎坷。
不过，坎坷从来人人有，各人坎坷不相同。一是坎坷的具体内容与表现方式不同；二是各人对坎坷的态度不同。就前者而言，陈白尘的坎坷，除了与别人相似的社会背景、历史原因之外，还颇有他个人的“特色”，这“特色”往往与他特有的个性有关。国民党统治下，他坐过牢；共产党统治下，他也坐过牢(我把“文革”中蹲牛棚也视为坐牢)，这坎坷自然没有什么“特色”，而有“特色”的地方在于：他常常被人诬陷、被人暗算，这一点与他的老师田汉颇有些相似。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陈白尘却毫无防人之心。他总是相信民主、公正、公开性、透明性，崇尚自由、坦诚、热情、磊落，只顾由着性子做事，以致被人暗算，吃了大亏还久久不知祸从何起。
譬如，1932年他因公开发表抗日反蒋的政治演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作“亭子间”作家。老友阎哲吾从山东来信，介绍一位“文学青年”来投奔他，他爽快地收留了这位青年，并在生活上给与关怀帮助。恰恰就是这位青年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造谣诬陷陈白尘有狱中投敌当了特务的嫌疑，使得地下左翼组织的朋友处处躲避他，许多刊物则“奉命”不发他的文章。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事实的证明，后来人们终能分清是非，相信了陈白尘的清白，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到建国后，当年那位诬陷陈白尘的“青年”已为中共高官，在60年代“阶级斗争”大兴之时，他又通过主政上海的柯庆施给中央写信，说陈某人不可重用，致使陈在1966年“文革”前夕被“逐出”京门。这位当年的“青年”是谁?他就是1936年化名“狄克”攻击鲁迅、“文革”中当了“狗头军师”的张春桥。
其实张春桥暗中使坏，于伶早在解放初就暗示过陈白尘，他却没当回事。多年后见到于伶、张光年、张庚这些知道底细的老朋友，他仍然不去打听。他不喜欢表白自己，所以巴人说他为人孤僻。有些事是直到他去世之后才由他的大女儿陈虹清楚的。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他一生经历坎坷甚多，所受诬陷与暗算也不止一次，他看得透，不信邪，心中有数。第二，这就要说到他对坎坷的态度——“笑傲”了。
当陈白尘与“文学青年”张春桥一起住在上海亭子间的时候，他们遭了一次偷窃，在这次失窃事件中，陈白尘对张印象不佳，遂创作讽刺喜剧《二楼上》，嘲笑了一番遇事手足无措、只知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此事可能遭张嫉恨，但它说明，陈白尘不是把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事当成纯然个人之事，而是当作人类共同之事来对待的。这就是说，陈白尘的“笑傲”不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那种，而是高明喜剧家俯视人间一切黑暗、丑恶的人和事而笑之的“笑傲”。他是中国20世纪难得的大喜剧家，他是“笑”的大师。对这一点，我们的研究还很肤浅。
伟大的喜剧精神
陈白尘一生贡献给人民的“笑”，是可贵的精神财富，是有力的思想武器，是蕴含丰富的文化成果，将被历史永远铭记。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屡遭挫折，被人暗算，但他能超越现实的苦恼，站高一步看取人生，即常说的“看得开”、“看得透”。他智慧、大度、越脱，因此他幽默。他的喜剧精神由此而生。他创作的《魔窟》、《乱世男女》、《禁止小便》、《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天官赐福》、《乌鸦与麻雀》这些喜剧作品(包括话剧与电影)，以及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同名喜剧《阿Q正传》与充满喜剧笔法的长篇散文《云梦断忆》等，都是他的伟大的喜剧精神的载体，都是现代中国人的“笑”的文本。这“笑”叫我们想到中国古代的王实甫、关汉卿，也叫我们想到法国的莫里哀、俄国的果戈理。人类要是没有笑，是不会生存至今的，也是不会生存下去的。我们应该感激一切喜剧家，我们应该感激陈白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白尘喜剧中那种强烈的“刺官”意识。他的“笑”像一面照妖镜，无情地照出了那些具有有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官场“法则”、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以及那些贪官污吏的种种丑态，而在笑声的背后，则热情地张扬着现代民主思想。当然并不是说凡官皆劣，但在中国这个具有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在民主、法治未得普遍实行之前，一切政治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官僚政治的色彩。“官”从何来?它起源于权力的诞生。自从有了人群和社会，就有了少数人为群体办事即服务的问题。由于这少数人手中的逐渐异化为谋取财物、控制他人命运的一种“神奇”之物，它便成为人们追逐争夺的对象。崇拜权力、羡慕权力、追求权力，权力到手之后就百般卫护之、留恋之、私有之，为权力而六亲不认、良知泯灭，为权力而厮杀，为权力而耍尽阴谋、阳谋及种种诡计……凡此种种，皆出自人性之恶。但凡出自人性之恶之物，人类应用理性去控制它。而权力如果失去监控，它必为恶，此为铁律，谁也无法改变。陈白尘一踏入社会(从军阀统治到国民党当政)，就感到了权力之恶。作为“文学青年”的张春桥之所以要诬陷他，说到底，就是因为张想讨好权力争夺的一方，把自己装扮得“左”一些、“革命”一些而已。以历史眼光来看，“无产阶级”夺取权力有其正义性，但在它夺权的过程中与夺权之后，亦难避权力异化为恶的可能性。
因此，一旦与“权”沾上边，人就难以专心做“事”，要分出精力去防人暗算。在充满争斗的官场上，许多人的精力、才华都用在“防人”(或“害人”)上了。故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做“事”就做不了“官”，做“官”就不能做“事”。陈白尘本来做官的行政才能是很高的，吴祖光看到他在解放前把一个复杂的剧团管理得井井有条，曾称赞他是“治世之能臣”。然而他看透了官场，主动放弃做官的机会。他不仅讨厌官场，而且极度蔑视那种官迷心窍之人。
他有一位早在抗日时期就堪称莫逆之交的朋友，建国后他与之关系冷漠了，因为此人官瘾太大(两人一见面，此人首先关心的是“行政几级”)。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现在官瘾大的人似乎更多了，因为权力的诱惑力更强了。有人送我名片，上面印着某某协会副主席，还特地在括号内标明“正局级”。这很能说明官本位社会对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扭曲。所以陈白尘喜剧中的刺官意识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极有现实意义。一个人，一旦认同并服从了官本位社会的“法则”(包括一些“潜规则”)，他就难免奴性缠身，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人。陈白尘的“刺官”，其思想文化上的价值就在于弘扬现代民主意识，抨击专制主义的愚昧的黑暗。他那些刺官之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讽刺喜剧的经典，而且其现实意义亦不减当年。
记得1997年纪念中国话剧90周年时，南京演出了他创作于40年代的讽刺国民党官僚政治的《升官图》，有位做官的居然认为它是讽刺现实而下令禁演。有趣的是，剧中有一句台词，指出以所谓“中国的特殊国情”为遁词，替腐败的官僚辩护，被认为是导演针对当今现实而新加进去的，某领导要“查一查”，结果一查，原著就如此。当时我就说，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讽刺意味。陈老晚年想写《鬼趣图》，讽刺现实官场的腐败，可惜因年老体弱未能完成。此作如能问世，一定像《升官图》一样，叫官场的黑暗、腐朽，贪官的无耻、虚伪，在他如雷似电的笑声之下受到无情的鞭挞。
陈白尘伟大的喜剧精神的核心，是对自由的追求，因此也可以说，陈白尘通过他的喜剧创作，献给我们的是一种自由的笑声。一切压抑、束缚、扭曲人性的事物都是反自然的，非理性的，丑的。喜剧能使人摆脱、超越这些压抑、束缚和扭曲。不论是幽默的笑，还是讽刺的笑，都是人类智慧与理性的产物，都是人类摆脱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精神的表现。一个会哭的民族才是热爱自由的民族。笑是一种民主精神。陈白尘从式身体会中悟到：“只有自由才能消灭黑暗，吝惜自由者也就无异于助长黑暗。”(《陈白尘文集》第8卷第329页)我从对陈白尘喜剧的多年研究中，曾得出一个看法，就是陈白尘是从喜剧创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这一价值追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核心的、关键的地位。而喜剧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自由精神。尽管一切艺术创造均是对自由的追求，但是“喜”这一范畴本身就是自由的。陈白尘在上世纪20年代就在创作中表现出他所特有的喜剧精神，这与他当时追求民主、自由、光明的斗争几乎是同步的。他的喜剧越趋成熟，他的自由精神就越加强烈。沿着这一逻辑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投入了中国现代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名左翼作家。近读《理论动态《1634期(2004年5月10日)，得知中共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或根本命题，就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使我想起，早在1894年(整整110年前)，有两位记者请恩格斯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便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了一句话作为回答：“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指出，除了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些事实更坚定了我的看法：陈白尘是从喜剧创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他的喜剧创作达到高潮之日，也就是他以自由精神，代表着人民大众，战胜黑暗统治的斗争最为炽热之时。阶级社会里的官场，其最后一幕演的必然是那种出乖弄丑的喜剧，登台的官儿们必然是丑角，人类借此告别陈旧的生活形式，笑着与“过去”告别。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陈白尘的喜剧正是起着这样的历史作用。
文学与大学
陈白尘的最后16年(70至86岁)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现在一般大学教师在60-65岁就退休了，他却在这16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使自己生命的末端放出了耀眼的光辉。“文革”结束后，阳翰笙催他回北京做官——任全国文联秘书长，但他却毅然接受了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之聘，走上了大学的讲坛。短短几年之间，他使一个深受“文革”破坏的中文系恢复了生气，在这里建立了综合大学的第一个戏剧学博士点，成了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教授。现代大学在中国一经创立，就是一个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家园。早在三四十年代，陈白尘就在大学任过教。中国现代文学本来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它与大学密切相关，几乎是同根所生。找不出哪个大作家不是出自大学或者曾任教于大学，从鲁迅、周作人可以一直数到闻一多、朱自清。戏剧家任教于大学的则有田汉、洪深、曹禺、熊佛西等。走上讲坛授课、拿起笔来写作，自由的精神，创造的境界，既是大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生命。可惜建国之后，文学与大学密不可分的这个好传统给丢弃了。似乎文学创作与高度的文化素养没有关系。原先文学与大学合二而一是双赢，后来一分为二是两伤。如今，在二者分离了30年之后，陈白尘要身体力行地重新将其联系起来，这是颇需要一些勇气的。建国后不是没有作家在大学里，如穆旦到了南开，吴组缃留在北大，穆木天到了北师大，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远不能以其创作与文坛上那些“工农兵作家”相比肩了。“文革”之后的大学会怎样?人们还在观看。但陈白尘毅然弃“官”从“教”，来到了刚被“文革”蹂躏过的大学校园。
人们对陈老从文坛走上教坛的意义一直估计不足，只看到他培养了一批人才(如剧作家李龙云、姚远、赵耀民，戏剧研究者胡里亮、陆炜等)，却没有注意到他在重建那个久被丢弃的文学、大学同根同源的传统。他在创建戏剧学博士点、主编戏剧史著作的同时，并未放弃文学创作。《大风歌》、《阿Q正传》、《云梦断忆》、《寂寞的童年》、《少年行》等作品，都是在大学里写出来的。大学之大，“大”在哪里?第一，学术独立，真理为大。第二，思想自由，精神空间大。第三，“立人”为本，人格为大。第四，大学之大，因有大师。这四个“大”，近来常被人提起。尤其是第四个“大”，出自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1978年陈老毅然弃“官”从“教”之时，一般人还没有看到现代大学的精神所在及其深远意义。那时去“文革”之日未远，更多的人对大学遭摧毁之可怕命运，还留着余悸。我想，陈白尘是早就看清了大学精神之可贵价值的。1984年上半年的一件事，证明了我的这个想法。那时胡乔木发表长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批判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在讨论陈老与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苏州会议上，夏衍与陈老曾就胡周之争有所议论，显然，他们是倾向于周扬关于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的主张的，而对胡之批判以人为本并不赞成。陈老对我说：“我们编写的是大学教材，在学术上应有充分自由。”他的意思是说，那时中央文件要我们以胡乔木文为准，而我们大学应有自由，仍可以周扬之说为据。20年后的今天来看，那场争论的孰是孰非已不言而喻。陈白尘进入南京大学，为中文系学科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尤其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以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大学之魂，是不朽的。
喜剧的自由精神使陈白尘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喜剧的自由精神也使他走进了当代大学的校园，卓然立于讲坛之上。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大师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的教育主管部门，正以种种“商品时代官僚主义”的“物化”、“量化”、“机械化”的手段，人工“制造”着冒牌的“大师”，以大量学术与文化的垃圾堆积起虚假的“繁荣”。面对大学的异化与腐败，我更加想念陈白尘。
作于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