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天，在新四军政治部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抗敌丛书编委会”。具体负责筹建组委会的是战地服务团的副团长白丁同志。编委会就设在服务团的团部附近，和服务团住在云岭附近的新村共一个伙食单位。除工作外，生活都和服务团同志在一起。
    编委会只有四个人，作家聂绀弩、诗人陈辛劳，还有两个文学青年罗涵之和林果，刚从民运工作队抽调来，由聂绀弩同志负责。编委会原来打算编一套抗战丛书。当时军部已有一报一刊都是以“抗敌”命名的，即《抗敌报》和《抗敌》杂志。因此想以一报一刊为基础，从中选择文艺作品，编成一套丛书。但这一报一刊出版的时间不长，要想立即着手编书，材料不足，所以当我们报到后向老聂(当时大家都这样称呼聂绀弩)请示该怎样工作时，他毫不在意地说。  “写吧！你们就写想写的东西吧！”林果没想到是这样的回答，觉得奇怪，不由得又问：“我写什么呢?”“写你自已熟悉的……”他看着林果还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又说：“你不是做民运工作的么?那你就写你在民运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好了。”他随口回答着，然后就抽起烟来，好像不愿再理睬别人。
    我们对老聂还很陌生，只知道他是个大作家。在这样的人物面前有些胆怯，不想再多说什么，就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默默地思索着该写些什么。小罗也是这样领受任务的，那时她腼腆得很，甚至不敢看见老聂。她拿出第一篇稿子时，放在桌上，竟在外面躲了一天。得到老聂的首肯才又写第二、第三篇。林果此时写兴勃发，中篇、短篇、散文一泻而下。我们两人认为既是调来工作，就要完成任务，写完交上去，稿子也并不属于我们自己。老聂春天去过一次金华，大概为政治部印了一点什么，还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山芋》。我们写的并没有编进去。既然没有编书，好多人认为我们是一个“创作室”。
    编委会在一家老乡前跨院边侧的小屋里，紧靠大门口的穿堂。穿堂里还有间屋子，是服务团的收发室。收发室里整日坐着一个文静的小青年，老聂常爱和他开玩笑，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洋鼓洋号”；因为他叫梁忠浩，“洋鼓洋号”的号字和浩谐音。
    小屋是办公室也是宿舍。紧靠后，是用木板架起来的床，老聂、辛劳就睡在这里。进门右首的窗下，刚好放下一张长条桌，是辛劳写作的地方。正中一张八仙桌，老聂、林果、小罗各占一方。对屋门空着的那一面，生着一个小煤炉，放着铁铲、通条之类生火的用具。炉子上老坐着一壶开水，这样就用不着到大伙房去打水了。在发津贴费的日子，老聂常到云岭小街上买上两个猪腰子再弄上点酱油，在这火炉上放上一只茶缸烧水汆腰子下酒，那可真是美餐啊!老聂喜欢喝酒，津贴费不够用，常常寅吃卯粮，等到发津贴时，他难得剩下几文，可是还得去买点猪腰之类，至少也得弄上两块豆腐干或几颗花生米下酒。
    老聂受不了任何约束。当时军部很强调军风纪，可老聂最怕打绑腿，也很少戴军帽，头发七横八竖从未认真梳理过，一件棉大衣总是挂在肩膀上。走起路来，瘦长的个子一摇一晃，脚步不紧不慢，一股悠闲劲儿。但他头脑敏捷，语言锋利，对事对人常常一针见血，有时又很诙谐，令人捧腹大笑，而他却还一本正经。
    他比我们的年龄大得多，至少应是师长辈的。但他的经历从未谈起，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他是湖北京山县人，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家外出，四处闯荡。先是到武汉、上海、福建，后下南洋，在吉隆坡教书，到仰光编报。他曾是黄埔军校二期的毕业生，又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再以后东渡日本，直到1934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后，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由于他的复杂经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一些高层人物中，都有熟识的朋友。这次带笔从戎，就是由周恩来同志介绍他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的。
    在服务团老聂的好朋友是白丁，他们是左联时期的老相识。白丁是到我们编委会来得次数最多的客人。他和老聂相反，总是十分整洁利索。老聂平时话不多，但每次白丁到来，小屋立即沸腾起来。他们俩人谈笑风生，滔滔不绝，这种时候，别人难以插嘴。辛劳照例埋头写作，并不受他们的干扰，小罗、林果则静静地听着。我们喜欢他们的谈话，他们常常都有些独到的见解，让我们大受启迪。他们谈得投机，有时也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不知他们谈到什么，老聂颇有感慨又不无嘲讽地说：“你往往成功，我往往失败，你是王白丁(白丁原姓王)，我是寇绀弩。”这话是有许多内涵的，有以往的经历，也有当时的处境。老聂落拓不羁，真挚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对他不以为然的人和事，往往舌带刺，当面使人不知所措。再加上他的自由和放任，在一些人眼中，难以看到他的长处，认为他狂妄不近情理，生活散漫，旧文人气习严重。老聂对此当然不是没有感觉的。但白丁这位颇有威望的副团长，却理解他、信任他、尊重和钦慕他的才华。他曾说过：“老聂是有黄金般头脑的人，还有一枝犀利的笔。”他希望老聂能在薪四军呆下来，并做出贡献。白丁知道他的脾性，尽可能给他力所能及的照顾，比如特许他不出早操，津贴费可以提前支取，发津贴时，还常约老聂到云岭街上的小馆里去打牙祭。白丁常到编委会来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给老聂以友情的慰籍。不过在我们这个小集体里，当我们逐渐和他熟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平易的，是可敬可亲的。
    他是我们四个人中的负责人，但又不觉得他是负责人。他似乎从未向我们交待什么任务，就是叫我们写，写了以后，他都看得仔细，意见也提得切中要害。有一次林果给他看一篇稿子，他边看边问：“是紫色的山峦么?”林果不加思索，理直气壮地指着窗外的远山说：“你看！不是紫色的山峦么?”老聂翻了翻眼睛，正视着林果说：  “现在是冬天，你写的不是夏天么?”林果恍然，羞愧地说：  “对！应该是青色的。”老聂又指着一处说，“金色的稻穗是不错的，可你写的是夜行军，怎么看得见金色呢?只能闻见稻香味嘛。”他对我们的批评和鼓励，都使人心服口服。当我们写出好的作品，他还推荐到外面去发表。他还常到军部图书馆去借许多名著让我们看，如《罗亭》、《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我们读了不少。老聂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研究，常对我们讲些精辟的见解。在他指导下的“写”和“读”，对我们一生都起着作用。白丁也是善写的，他的作品常有种冷艳的美，使我们敬服。他对编委会的关心与重视，给我们的鼓舞最大。    ’
    陈辛劳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关内，到处流浪。抗战爆发后，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以后来到皖南新四军。他沉默寡言，总是默默地坐在窗前他自己那个小角落里埋头写作，或遥望着窗外的远山出神。有时他也会低声哼唱着他所喜爱的那首哥萨克民歌：“哥萨克的战士正在那里饮马……”这时他那乌亮的，大眼里就会闪烁着更多的阴郁，歌声也是忧伤的。我们听着他的歌，心里不禁在想：他又在思念那沦陷的故乡了吧?他在怀念铁蹄下的父母乡亲吧?然而在诗人的心底却深埋着炽烈的火焰。昕他朗诵(《捧血者》的序诗，虽最也笼罩着哀愁，但那无损于向上的基词。那是多么豪放、热情，充满青春的活力啊!一次最有意义而有趣的集体创作，也是在编委会这间小屋里进行的。
    1939年2月底，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巡视和传达中央指令，我们都听了他的报告。他的讲话、他的丰姿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听说他要走了，心里都有些茫然若失的感觉。
    一个晚饭后的黄昏，自丁和谢云晖同志(白丁离开服务团后谢继任副团长)来到了编委会的小屋，接着服务团的纪白薇也来了，大家照例坐在一起闲聊。话题谈到周恩来同志就要离开云岭，从而谈到恩来同志给大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都有些恋恋不舍。这时白丁同志谈起西安事变来，说在这次事变中突出显示了周恩来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魄力与才能。那时白丁也在西安地下党工作，对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他说蒋介石被抓起来后，围绕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意见纷纭，即使张杨二人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可以放他回南京。而杨虎城认为蒋介石狠毒奸诈，说话不算数，如处理不当，会遭到残酷的报复打击，因此决不能轻易放蒋。在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中，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更是莫衷一是。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活捉蒋介石，抗日救国有望，欢欣鼓舞，自动游行示威，高呼“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的口号。
    这使林果想起“双十二事变”后武汉许多进步同学兴高采烈慷慨激昂的情景。她说：“是啊，那时我们读书会的同学个个磨拳擦掌，恨不能立即把蒋介石杀掉，以为杀掉蒋介石中国韵前途就会大放光明。直到秘密学联传达了从陕北来的消息，才懂得了应以抗日大局为重，为避免更大规模的内战爆发，要和平解决事变，逼蒋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的道理。同学们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可还是觉得不杀蒋介石不解恨……”白丁同志继续说：“当时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时，就面临着极其矛盾、尖锐复杂的局面，许多棘手问题急待解决。恩来同志就象在惊涛骇浪中驾驶航船的舵手一样，既要沉着勇敢，又要机智灵活地处理各种问题……”这时不知是谁插嘴说： “这场斗争要是能写出个剧本来，不但思想性强，戏剧矛盾冲突也很强啊！”
    “这个意见太好了！咱们要是写出个剧本来送给周副主席，那不是最好的送行礼物么?林果是常演戏的，一提起写剧本，她的劲头就来了。
    “好是好，可惜时间太仓促了。这么大的题材，这么复杂的斗争……”小纪有些犹豫，自言自语地小声喃喃着。
    “嘿！不晚不晚，我们不直接正面写，可以以‘双十二’为背景，从侧面写个小小的故事，反映当时各种复杂的思想状况。你们看，我们这里人物齐全：白丁，他当时就在西安，谢云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辛劳、小纪是东北流亡青年，小罗、林果都是积极要求抗日的进步学生。怎样?我们就来个集体创作吧！"老聂积极热情的发言，立刻鼓起了大家的劲头，于是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每个人都兴趣十足，连平时不爱说话的辛劳，也自告奋勇愿意担当一个东北流亡青年的角色。
    讨论一步步具体明确，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写个独幕剧，故事发生在西安一个老教授的家中，时间是圣诞节的晚上。老教授的朋友、学生在他家中过圣诞节，围绕着当时发生的“双十二” 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剧本的名字叫《圣诞节之夜》。
    创作的方法是，每个担任一个角色，根据故事发展的梗概和每个角色的身分、性格、思想，各自编拟自己的台词。创作过程也是演出过程，戏演完了，剧本的草稿也完成了。在编演中，可以随时修改更正，由一个人全部记录下来。
    大家兴致勃勃，说干就干，挑亮了油灯，铺好纸张，决定突击一夜，把刷本创作出来。接着又纷纷推荐角色，最后这样定下来：老聂，担任西安一所大学的文学系教授，他思想进步，学识渊博，语言诙谐，忧国忧民。辛劳，担任东北流亡诗人的角色，是老教授的好朋友，他离乡背井，饱经磨难，思念故乡，思念家人，常常低吟着思乡曲，渴望打回老家去。白丁，担任剧中唯一的反面角色，是西安文化界一员，老教授家中的常客，能言善道，慷慨激昂，以极左面目出现，貌似进步，而别有用心。谢云晖，任西安市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和周恩来同志接触，温文尔雅，语言温和，但极有说服力，他是党对西安事变观点的代言人。小纪、小罗、林果都扮演学生角色，她们都是积极反对内战主张抗日救亡的，在性格上有的热情豪爽，有的谨慎寡言，有的富于幽默，而天真纯朴则是一致的。她们每个人都有个有趣的别号，林果担任的那个天真热情的学生叫“西红柿”，小罗称为小螺。
    创作演出开始前，小屋里一下安静下来，大家陷入沉思，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考虑着剧情和各自扮演的角色。直到演出正式开始，小屋的气氛才重新活跃起来。随着剧情发展，你言我语，有时嬉笑，有时低沉，有的轻言慢语，有的咄咄逼人。当剧情进入剧烈辩论的时刻，竟目光炯炯，面红耳赤，在激情灵感的冲击下，妙语警句冲口而出。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深深地进入角色之中了。
    创作进行得很顺利，中断、调整、修改的次数并不多，似乎每个人的智慧都被调动起来了。我们要把集体的情感才智凝聚在一起，献给敬爱的周副主席。经过将近一夜的奋斗，我们的集体创作——独幕话剧《圣诞节之夜》终于脱稿了。大家满怀兴奋，没人感到倦意。于是重新朗读、修改、润色。最后，大家建议写一个简短的序言是后记，然后抄录装订成册。这些工作，老聂决定交给编委会年轻的成员小罗和林果来完成。当大家纷纷离去的时候，云岭山村已传来阵阵报晓的鸡啼。这时，我们才感到春寒逼人，手脚都冻得发僵了。
    第二天清晨，小罗、林果完成最后的工作，并且找到了一张雪白的报纸，和一小段鲜红的缎带，小心地把剧本订好，在雪白的封面上扎上一根美丽缎带。老聂磨墨执笔，在封面上书写了剧名。白丁亲自把剧本送到周副主席手中。
    编委会没有编出书来，但这小屋子里曾经铺满创作之果。聂绀弩的《山芋》、《婵娟》是在这里写的。辛劳优秀的抒情诗《捧血者》在这里完成。林果写了《阶段》、《王爱娣》、《潮》、《三个蛋》，小罗写了《群像》、《晚会》、《大刀会》；虽然只能说是习作，但也使我们与文艺创作，结了不解之缘。
    到编委会的客人也不少，年轻的女孩子们是来找林果和小罗的。她们来看我们新的工作环境，也来翻翻书，同时想看看作家和诗人。年纪大些的多半是文人，那是来找老聂和辛劳的。除了白丁外常来的是作家丘东平、彭冰山、黄源、吴强等人，他们大都是在军政治部工作的。只有东平是做敌工工作的，因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常在前方，他一来，就给小屋里增添了一股前线气息。他那一双乌黑深邃锐利的目光，象永远在追逐着敌人。在他身上，文人气不多，倒更像一个兵。他的小说写的也都是前线的生活，如当时颇负盛名的《第七连》。关于写作，记得他对我们讲了两条精辟的意见：一是写战斗要下决心不写乒乒乓乓轰轰隆隆的枪炮声，而是用别的文字来写战争的气氛，也要注意写战场以外的人与人的关系；一是文章要体现个性，敢于创新。
    他穿过一条兰色英丹士林布镶白条的短裤，后来看见别人也穿了，他就不再穿它。这是打个比方，我们印象很深。而这两条确是他的真知灼见。不论他们谁来了，都会使小屋气氛活跃；如果他们结伴而来，那就更加热闹了。他们随便漫谈着，天南海北，‘论古道今，有时也会激烈地争辩着，慷慨激昂。而多数的谈话是围绕着文学“的，谈作品、谈作家、谈书中描述的人物，谈书的思想内容，使小屋弥漫着浓郁的文学气氛。在这种时候，林果和小罗总是痴痴地聆听着。如此丰富有见地的文学议论我们很少听到，我们深深被他们的谈论吸引着。有时他们不谈什么，而是让辛劳朗诵他的长诗，把我们带入他东北故乡的境界。
    编委会存在三个月左右就结束了。白丁老聂去前方，辛劳因肺病复发，去上海治疗，小罗林果又都回民运工作队。这段工作的时间虽处于严寒的季节，但我们的心却象春天般的温暖。

（林  果  菡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