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后，蒋介石于10月26日下令，国军27日退出闸北、江湾，28日退出真如、大场。上海已成孤岛。
    1938年，柏山在中共江苏省委担任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职业”、“文化”、“学生”、“工人”、“妇女”和“教育”六个救亡协会，进行发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时候，皖南新四军要求中共江苏省委支援干部。党组织考虑柏山在上海没有职业，也没有正式的身份，而斗争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复杂，他要长期埋伏坚持地下党工作，条件不够完备。由于他过去参加过红军，打过游击，懂得军事知识，因此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柏山去皖南新四军。8月，柏山坐轮船经温州，再由兰溪到岩寺，在安徽省泾县地区新四军军部参军入伍，被分配在军政治部民运部任民运科长，并兼邓子恢部长的秘书。仍沿用彭冰山的原名。
    9月里，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和聂绀弩、徐平羽。柏山等同志发起，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柏山负责组织和筹备工作。10月19日傍晚，天高气爽，军直属队司令部、政治部、全体教导队员和服务团等单位的同志浩浩荡荡从各个驻地集中到军司令部驻地云岭陈家大祠堂参加纪念大会。宣教部长朱镜我同志主持纪念会，聂绀弩在会上作了“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精神”的报告，会后演出了田汉同志改编的《阿Q正传》第二幕和第四幕。纪念会开得很成功。
    1939年春天开始，柏山在军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三日刊，八开铅印)上辟了不定期的《文艺》副刊，这是由柏山发起、编辑的。投稿的大多数是爱好文学的男、女青年，作品内容都是反映新四军各战场和敌后斗争的英勇事迹。柏山在工作之余，经常凑着微弱的豆油灯看稿、改稿，直到深夜，一心培养新生力量。柏山一共编了六期，他将出版了的六期副刊，都寄给了胡风，向他建议选一部分在《七月》上发表。胡风选了林果的《三个鸡蛋》和徐平羽的《第一枪》等，在重庆版《七月》上刊出。柏山也偷闲创作了《晚会》、《岔路》、《我对于写作的学习》等小说和散文，刊载于重庆版的《七月》。
    柏山在皖南和聂绀弩相遇了。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彼此都高兴极了，彻夜长谈。这时候，恰恰是绀弩的心情最不舒畅的时候。绀弩是1938年春天从延安调到新四军的，在军政治部宣教部当干事，分管文艺，兼任军教导队的政治教员，给队员们讲授《论持久战》和《论统一战线》两门课。绀弩是个有学问的同志，斗争经验丰富，他的课讲得生动极了，队员们都很欢迎。绀弩还负责编辑大型不定期综合性杂志《抗敌》(十六开)的文艺栏。此外，他进行创作，写了小说《山芋》和长诗《收获的季节》，工作十分积极。当时，皖南军部的文化工作，是项英副军长直接领导，他还兼军图书馆的主任，可见他对文化工作极为重视。可是，坦率地说，项英副军长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有偏差的。对有些同志他不能很好地团结、使用，不照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特点。绀弩是个热情、正义、说真话的同志，凡是他看不顺眼、不合理的事情，他要说、要提意见。此外，他习惯在夜间工作，经常在豆油灯下备课、看书、编稿。创作，第二天起迟了，不能按时出早操……这使项英副军长不高兴，烦言啧啧，说他“吊而郎当，有文化人的臭习气……”有时，还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他，弄得绀弩心绪烦乱，萌发离开皖南的打算。柏山同情他，劝慰他，却改变不了他的处境。
    陈毅司令员对知识分子很爱护、器重，他不论党员与非党员．都一视同仁，热忱欢迎，并给予种种方便，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作用。1939年秋天，陈司令员特邀绀弩去江南一支队工作了一段时间。10月初，绀弩从江南敌后回到皖南，决心应胡风的邀请到重庆去编《七月》大众版，这是得到周恩来副主席同意和支持的。
    10月15日，绀弩带了组织介绍信，领了路费，出发去重庆。柏山在军政治部驻地汤村为绀弩送行，一直送了好几里路，一路走一路谈，依依不舍，内心很凄伤。送别回来，柏山就给胡风写了一封信，说：“老聂一走，心里却感到异常的悲凉，好象看着他在荒芜的沙漠上，一个人向着苍茫的天际，低着头，嚼碎着自己的心，慢慢地在摸索着他自己的路。然而这是我自己想着他的，也许如他所说我的一样：我是不懂得他。我赞成他离开此地，还是去年这个时候，他毕竟熬了一年，在他是痛苦的。现在他已决定，对于他是好的……他呢，和我走着同一条道路，他是将要从史诗中，从艺术创作中，去为人生服务，去完成自己。那么，万一叨天之福，我们还有相见之日，我们将在新的乐园中握手了。”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调集五个师的兵力，部署予新四军周围，虎视眈眈，严密监视，造成企图围歼皖南军部的势态。为此，军部领导按中央的指示，将非武装人员有计划地向敌后作战略转移。这一年8月里，柏山受命去江南敌后工作。他移交了各项工作，并将《抗敌报》副刊《文艺》的全部稿件交黄源同志。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这一天，他戎装整齐，带领一个民运工作的小分队，告别了在抗日战争中结下深厚战斗情谊的皖南人民。十天后，抵达溧阳水西村江南指挥部，被分配在指挥部政治部任民运科长。陈毅同志是司令员，副司令粟裕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炎同志，副主任是钟期光同志。
    4月里，他和一位同志建立了恋爱关系，很高兴。他在写给武汉的胡风信中说：“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回复到1930年时代的我了：对于斗争，怀着无限的愿望和信心，对于生命，是那样爱惜，对于爱情，是那样狂热，但在习作上，也同样是那般幼稚……”他又写道：“我愿望你坚持着拓荒者的神圣的工作，那里面，有痛苦，然而也有欢乐，人就是这样活过来，而且也就是这样活下去的。”这是柏山在敌后给胡风写的最后一封信。从此以后，柏山和胡风有十年中断了通讯。真是悠悠苏蜀道，此会在何年！
    5月，指挥部分配柏山担任(无)锡、宜(兴)、武(进)地区军政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中，和陈立平、杨洪才、孙章录等同志开辟苏南“太(湖)zzzz(湖)”根据地。三个月后又从武(进)北渡江至黄桥苏北指挥部报到，任指挥部政治部民运部长。10月，柏山就任东台县县长。当时东台周围还有敌伪军、顽固派和土匪，形势十分艰险。但柏山不辞劳累来往于村县之间，发动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亲自率领部队镇压土匪，加强社会治安……11月间又调任苏北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部队驻黄桥。
    “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下旬，日寇调集驻镇江地区的第十二旅团，会同泰兴、靖江等据点的敌伪军，进攻我黄桥。本来就是敌我兵力悬殊，却也加以指挥上的失误，致使黄桥陷落。总结惨痛的教训，使柏山引为终身憾事。他缅思牺牲的战友，痛感自己的责任，决心要以更大的胜利来弥补这一损失。
    1941年2月下旬，陈毅代军长在海安镇西边胡家集召见柏山。陈代军长命他到江南向新四军二支队传达党中央对“皖南事变力的决定及中共华中局对江南工作的布置，并面交一份密件给柏山带往江南。柏山于是和警卫员吴金荣同志两人便衣化装，偷渡敌占区到太湖去。当他们到苏南时，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中心县委彭炎书记派了一个武进籍的机要交通员给他们带路，密件放在一只手提箱底部的夹层里。交通员带领他们出武进城都桥附近搭快船前去。他们三人在2月24日动身，上船时即被敌探发现。在杨头桥检查行李时，三人俱被扣留。交通员是本地人，自称是下乡讨帐的店员，与彭、吴两人并不认识，第二天就由他的母亲保释。他当时将手提箱带走，上缴澄锡虞中心县委，组织将文件烧毁，并设法营救柏山和吴金荣。柏山当时化名陈韵梧，和吴金荣自称属国民党李明扬部队。当时日寇准备拉李明扬参加“和运”，就不大难为他们，虽审讯了两次，但未逼供。伪自卫团将他俩押到杨头桥日寇西照部队大队部关押。3月3日，日寇进攻天目山国民党部队，把犯人拉出去搬运炮弹。柏山与吴金荣随大队到天目山前线，从火线上逃回太湖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
    脱险后，柏山从太湖回太zzzz地区，一方面看望半年前战斗和生活过的根据地，一方面探望一下他所恋爱着的同志。一到太zzzz中心区闸口镇，听说她已和别人结了婚，柏山真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他以后撰写《怀念新华》一文1941年6月载《江淮日报》，文章的基调十分深遽，有悼念新华同志壮烈牺牲的情景，也有表现自己精神上的震颤和凄清的内涵。4月里，柏山得军首长电令，由江南回到苏北，经过审查，机要交通员和吴金荣都证明了他行动和思想的坚定性。于是参加了苏中区党委召开的军政党扩大会议(简称“浒零扩大会议”)。5月初，调“联抗”工作。
    “联抗”部队是1940年lO月10日在苏北泰县曲塘镇成立的。顾名思义，“联抗”即联合一切爱国志士共同抗日。它接受中共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领导。“联抗”是党的外围军，其任务之一是发展、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因此，部队不设政治委员(军部整训后才设党委会)，政治部主任担负整个政治领导的责任。
    1941年2月18日，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新四军一师开始了讨伐李长江的军事行动。“联抗”全体指战员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参加了两次战斗，经受了一次很好的锻炼。之后，日寇完全控制了里下河一带，泰州、兴化，东台等城市相继沦陷，“联抗”防区的曲塘、白米、海安等都成为伪军据点，不得不转入曲塘、自米镇以北农村，进行游击战，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
    由于“联抗”，部队是各方面凑拢来的，人员复杂，军阀残余作风严重。部队在尚未巩固时就投入讨“李”战斗，加之由城镇转入农村，不少官兵不习惯流动生活，物质条件又差，破坏分子乘机组织叛变，部队发生逃亡现象。恰逢张孤梅主任调回一师工作，柏山受命去“联抗”接替张孤梅的工作，任政治部主任。此时此刻，“联抗”部队正处于低潮时期。
    不久，部队奉命调苏中东台县潢河地区整训。7月1日，柏山抓了第一件要事，凡“联抗”建立后不论机关、部队入党的新党员，全体参加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由柏山监誓。柏山在会上讲话，阐述加强党的观念和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号召共产党员在群众中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这次入党宣誓仪式，对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有深远意义的。
    7月上旬，“联抗”奉命去军部附近进行训练和补充。黄逸峰司令和彭柏山主任率领全体指战员一千余人北上，在行军、反扫荡战斗约两月余后，8月底在阜宁县境整训了一个多月，军部给“联抗”配备了许多军政干部，充实、加强部队。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向全体指战员发出重要指示，即命令部队返回原地，坚持敌后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0月里，部队回师曲塘、自米、海安镇以北农村地区。11月，经军区党委批准，柏山和朱微明结婚。1942年春节，地方、部队都放假了。柏山和微明聚首了。白天，柏山写了一篇日记，题目是《从头写起》，对逝去的一年作如下的描写：
    ——忆过去，往往减少人前进的勇气，但同时，也不免令人兴奋。
    过去一年中，我深刻体验死的意义：当那白雪纷飞的日子，黑夜里我被敌人的皮靴踢进闭塞的囚牢中，那时，我的心突然光明起来。我以为一个人一生在被侮辱与损害中过日子，倘能获得一个有意义一一斗争的死去，那以往的物质的与灵魂的苦难，就成为光荣的历史了。
    我是这样度过两个月的生活一一这于我是第二次。然而我又没有以死来完成生的伟大。因而，我对于“生”发生留恋，有着新的生活的欲求。
    去年的另一面：我深刻体验生的意义。当和微明结合以后，那时我的心地兴奋起来了。我以为一个人在摸索中能够得到回声，得到她所希望的人做同道者，那以往的物质的与灵魂的苦难，就成为幸福的源泉了。
    早晨，我对微明说：“我去年的大事记，第一是坐牢，第二是结婚。”当时，她以为我是说笑话。其实，这之中，概括了我生活的全部，为三十年来的我做了一个结论了。……
    晚上，柏山一面剥花生，一面对微明说：“我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叫胡风，可以说是刎颈之交，可惜两年不通信了，不知他情况如何?……”露出了怀念故旧之情。
    在“联抗”部队北上期间，税警团陈泰运部、保安三旅张星炳部均伸入这些地区的中心；特别是保三旅由东台时堰伸入了仇湖、墩头等地区，并曾袭击我留守部队。部队返防后，保三旅日夜派少数部队进入我地区抡掠、扰骚，并加强墩头的防御工作。
    “联抗”忍无可忍，为自卫计，在苏中三分区叶飞部队援助下于12月23日发起对保三旅的反击。部队向张旅心脏的时堰进军，
    黄逸峰、彭柏山、贺敏学都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两天，歼灭其主力一部，张旅被迫撤出墩头，以后张旅就不敢再向南侵扰“联抗”地区了。    ‘
    在这次战斗中，四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龚茂荣同志壮烈牺牲。柏山无限惋惜和感慨，在家书中这样写道：
    “从前，我懂得，不能领导战斗胜利，一切都是空的；今天，我更懂得：掌握战斗，而不能获取战斗的胜利，就等于犯罪。因为战场上的斗争，是人类斗争的最高点，一念之差，即足以毁灭自己。所以，有些事可以大意，而对于战争，却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害怕战斗，是懦弱者的行为，只有学习战斗，争取战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战士。今天我更明白，学习战斗和争取革命的胜利，是革命军人应尽的责任。所以，从今以后，如果我不放下自己的武器，我一定学会好好使用它。”以上誓言，在柏山日后十多年的军伍生涯中，是身体力行的。
    1941年12月2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的军事重心已由中国战场转到太平洋去，对敌后的兵力相对地减弱，而日、伪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当时，“联抗”在党的领导下，纠正了过去的孤立政策，采取了联合李(明扬)、陈(泰运)的正确方针，由此获得相当时期的稳定环境。趁此时机，柏山亲自抓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全力以赴地提高部队的素质。他还恢复《联抗报》(三13刊)，创立《战士报》(每周一期)，亲自撰写社论，加强时事教育，以生动的事例教育指战员。
    柏山确信鲁迅先生的名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为此，他在“联抗”创办了十六开、油印的《文学者》(不定期)文艺刊物。这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由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孙石灵同志主编。这个刊物影响很大，投稿者大都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一作品多反映敌后斗争的新人新事。柏山和石灵，工作之余，都看稿、改稿到深夜，旨在培养新生力量。但这刊物只出了几期，因敌情紧张，只得停刊了。
    1943年，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却又妄想巩固在华的占领区，加速掠夺战争资源，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残酷的“清乡”。“联抗”为适应可能到来的严重形势，按照中央指示，部队指挥机关和“联抗”地区党政机构一律实行精兵简政。1月中旬，敌伪扫荡“联抗”地区，在中心区王家庄、墩头都建立了据点。“联抗”面临成立以来最紧张、最严峻的时期。敌伪不断下乡扫荡，大部队无法行动，经常分散为一个营、一个连地打游击，在日、伪(李长江、陈才福)、顽(张星炳)三面夹击中奋勇战斗，终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据地也日益巩固起来。
    1943年10月，柏山调回苏中军区，任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二地委宣传部长。这时敌、伪正对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策划对第二军分区进行屯垦。敌情紧张，战斗频繁。但柏山毕竟是个文艺工作者，他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前夕，写了《鲁迅的启示》以纪念先生，在林淡秋同志主编的《苏中报》副刊上发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柏山用G字牌笔尖的笔蘸着蓝墨水在戎马倥偬中将它誊写在日记本上，表达自己坚持斗争的决心。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柏山在家书中写道：“近得《鲁迅三十年集》，闲中翻阅，往往回溯过去：那当日暗云密布的天空，如在目前。沉重的心情，俨若冻馁的寒鸦。我很惊异，今日的我还能驰骋疆场，这也算是时代带着我进步了。可是，对于鲁迅先生，我永远也不能忘怀。他在苦难中给予我的温暖，在寂寞中给予我的热情，在绝望中给予我的希望，在黑暗中给予我的光明。” 寥寥几句出于肺腑之言，就说明了柏山感激鲁迅先生的深情
    1944年6月中旬，组织通知柏山去中共华中党校参加整顿“三风”的学习。柏山整装出发，经一师师部，于7月中旬抵军部。在整风学习中，柏山对党忠诚老实，以惩前毖后的精神，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严格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自传，主要说明三个问题：一、入党前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二、入党后，在湘鄂西苏区，个人与组织的矛盾；三、抗战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他的自传通过得很顺利，组织上对柏山作了实事求是的鉴定，并鼓励他今后应本此精神，加强无产阶级意识锻炼，在工作中联系实际，积累经验，提高领导能力。当时的柏山高兴极了，他说：“我在此次整风学习中，思想上真正经过一次大的革命，深刻体验整风之重要。”并以四句话概括了整风学习中的深刻体验：“认真负责——对革命对人民负责。虚心学习——向群众向不关重要的人学习。实事求是一科学的态度、民主的精神。冷静周密——要全面、细微、深入地观察问题。”
    1945年3月上旬，组织分配柏山去苏浙军区工作。5月，柏山到苏浙军区一纵队一支队(四十八团)报到。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支队长刘别生、政委罗维道，柏山任支队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四十八团是一支威名远扬、雄风卓著的主力团，是有名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老虎团”。柏山初去时，指战员们未免觉得奇怪，认为他是“文化人”，是“秀才带兵”，他能不能挑起着副担子，尚需拭目而视呢！这时候，苏浙地区全体军民正面对日、伪、顽合力夹击我军的严重形势，是和顽固派顾祝同、上官云相艰苦斗争的时刻。柏山一到，正赶上打新登、攻孝丰的两个大战役，战斗既紧张，又艰苦。柏山冒着敌人的空袭和炮火的封锁，沉着、冷静，和军事干部共同指挥战斗，并及时组织火线政治鼓动工作……在这两次严峻的战斗考验中，柏山勇于斗争的表现，赢得全团指战员的好评，奠定了他在这个部队(从团、师直至军)工作的有利条件。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柏山率领四十八团北渡长江，在淮安待命。1946年元旦，柏山是在火线上度过的。他在家书中写道：“我们过去为了民族的苦难，抱着满腔的热情，和敌人战斗。可是胜利的花果，又将为敌人摘去，因而我们还需要战斗，从战斗中获得真正的胜利。”这时候，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蓄意再度挑起内战，中国的大地战火弥漫。柏山呢，又将策马横枪，驰骋在自卫战争的疆场上了。

（朱微明    1990．1．14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