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四军去
1941年12月8日，大平洋战争爆发，被称为“孤岛"的上海英租界和市区，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不多几天，日军就下令要各演出团体上报所有演职人员的名单，还要注明各人的籍贯、住址并附照片。同时，开始逮捕文艺界进步人士。在急遽变化的形势下，我的父亲依然保持镇定，但也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将多年来积累的南明史料，逐部交给我和弟弟钱毅，并嘱咐我们万一遭到意外，应当如何处置。他感慨地引述《杨娥传》剧本中的台词：“死生此刻变人禽。”又说：“现在可真悬岙焉!”就在这时，地下党派人来找父亲，传达了党的指示，要他迅速撤离上海，去国统区大后方，或者是去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如果不离开上海，也必须立即隐蔽下来。同时，还告诉他郑振铎先生等已离开上海的消息。
父亲决定到新四军去，因为几年前，新四军在皖南时，他就有要去那里的打算。他随即将这个决定告诉家人。大家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帮助父亲处理家中各种什物。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他多年来节衣缩食所购置的几万册古今中外书籍。他将一部分珍贵的线装书寄存到友人处，余下的只得忍痛留在原地，连同家具住房等，一并委托给一位友人代管。
父亲一边整理书籍，一边和我们姐弟谈起他所经历过的多次风险：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被迫离开家乡，历尽艰险，徒步千里辗转到武汉，坚持斗争；南昌起义后，他又一次突破重重险阻，辗转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十几年来，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艰难地、顽强地以文艺为武器和其他活动方式，与敌人作斗争。现在，要离开这块生活和战斗过的土地，离开曾经同战斗共患难的朋友们，舍弃朝夕伴着他的几万余册藏书，他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又谈到，前几次的撤离是轻装前进，这次却是拖儿带女，四个孩子，最小的只有十一岁……
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我们一家人，先后分两批，乘轮船离开上海。这时，已临近1941年的岁末了。
一切都是崭新的
在轮船上，经过一昼夜的航行，第二天黄昏时，我们在张黄港巳岸。只见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和父亲说了几句话，就召呼我们和他一起走。他找了两位民佚，推来两辆独轮车，放上我们的行李。我们走在高低不平的田问小路上，西北风狂啸着，直朝胸口里钻。大约走了七、八里路，到了西来镇，镇上只有几家店铺，‘生意也很清淡。我们被安排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下来。晚上没有电灯，点的是豆油灯，几根灯草芯，发出微弱的火苗，真有些说不出的滋味。没料到，我们刚进入梦乡，忽听有人敲门，通知我们起床，说是有“情况”，敌人将从城里出动，下乡靠扭荡礴有可能经过这个小镇。
离开西来镇，迎着凛冽的西北风，穿过泥泞的小遘，经过静悄悄的村庄，天蒙蒙亮对，稳’隐约约地见到前边村子里有人走动，越往前走，就越看得清楚．。他们穿着灰色军装，腰里束着皮带，有的还带着卜壳枪。啊!是新四军，是武装部队!我们忘却了疲劳，忘却了寒冷，加快了步伐，多么令人兴奋啊!我忽然记起在上海时，听见父亲对友人讲过，“昨晚梦见自己佩上了武装带子……”
正当我们走进村子时，迎面来了个同志，向陪同我们的人招呼说：“行李不要下，休息一会，马上就要转移。”说着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老百姓家休息。这时，早一天到的大弟钱毅，高兴地跑了进来，向父亲讲述他已见到的新气象。我听见外边有人唱歌，接着是集合的哨子声，我们也就随着大队人马，开始行军了。
新四军一师一旅就在这个地区，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日军进行着艰巨的斗争。我们到达一师一旅政治部后，一师副师长兼旅长的叶飞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介绍了一旅部队的战斗、生活情况。父亲听后，表示希望留在这个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叶飞同志高兴地邀请他帮助旅服务团开展文艺工作，还提出一要继续扩充服务团的艺术人员。父亲乐意地接受了任务，并且决定随服务团行动。我和钱毅分配在服务团戏剧组，二弟小惠、小弟厚祥年龄还小，就分在服务团的少先队。这儿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公并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大唱抗日革命歌曲，与日寇开展武装斗争，不再是隐蔽的“地下”生活了。我们全家都换上了新四军军装，父亲还领刭一枝小手枪，—切的一切，都改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变了。行军时，各人行李物品打成背包自己背着。组织上对父亲特别照顾，分配一名公勤员替他挑行李物品。伙食吃的是大锅饭，开饭时，由各班组派人提着大木桶、拿着脸盆到伙房去打饭、打菜。午饭多半是大米和玉米一起煮，白色和金黄色混合在一起，色彩鲜艳，父亲戏称它为“蛋炒饭”。早饭多半是玉米(玉米磨成粉)和大米煮粥，吃起来很香，不过，遇上发霉的玉米，可就难吃了。偶而也吃些高梁米，很不容易消化。早晚的菜多半是油炸黄豆、煮黄豆或萝卜干之类，中午的菜多半是大白菜加几块肉片。就是这样简陋的饭菜，不少人吃一段时闻都长胖了。晚上向房东借些稻草，铺得厚厚的，都睡地铺，倒也真暖和，我们称它是“土席梦思”。
由于敌人骚扰，部队转移频繁，有时一天要行军二、三次。遇上风雨和雪，道路泥泞难行，如果鞋子不用草绳连底带鞋面一起绑紧，一脚踩下去，鞋子就会陷到泥里拔不出来。雨天行军时，被子、棉衣全都被淋湿。到了宿营地，要把衣服、被子烘干才能休息，有时为争取时间休息，只得盏上半干半湿的被子睡下。碰上黑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只好紧跟着前边同志的背包前进，最有趣的是有的同志因为疲劳过度，竟能边打瞌睡边行军。如果前面的人突然停下，后边同志就会一头撞到背包上。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有些人身上染上虱子，同志们却乐哈哈地称它为“革命虫”。还有人染上疥疮，大家也给这种病取了个名字，叫作“革命疮”。
生活的贫困，物质条件的简陋，但是，人们的精神却是振奋的，情绪饱满充实，心情开朗，充满同志间的友爱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一切为了战胜日本鬼子，一切服从战胜日本鬼子的宗旨，在同志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和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父亲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在一旅服务团
这个地区的斗争极其尖锐。日寇、伪军出动骚扰时，和新四军相艇近则一二里，远也不过七八里，大小“扫荡”和反“扫荡”，是家常便饭。服务团一般是战前学习、排练，作宣传鼓动性的演出；战时就担任后勤，打扫战场；战后又抢排节目、演出，慰劳军队和群众。
父亲不仅为服务团戏剧组排戏，还亲自改编、排练了话剧《小奸细》。为了提高戏剧组同志的业务水平，他满腔热情地在茅屋内给同志们讲中国戏剧运动史，还结合日常生活进行业务指导。记得有一次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力，服务团暂时分散活动，父亲在很远地方看见我和几个女同志穿了便衣，化装成农民模样，和群众走在一起。待我们回团后，他笑呵呵地朝着我们说：“如果遇到敌人，你们几个人，就会被人一眼看出是新四军，因为你们的走路姿势和老百姓就不一样。”
为使演出真正达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效果，父亲随时都注意了解群众的反映。记得有一次，服务团在一次演出中演了三个戏：一个是苏联的独幕剧《破旧的别墅》，一个是曹禺的《日出》中的第三幕，还有一个活报剧，内容是写一个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时，抢了群众的财物，又抓了一个抱着不满周岁孩子的青年妇女，对她进行污辱，当这个妇女反抗时，敌人残酷地抢走了她的孩子，当场将孩子杀死。这个活报剧的情节很简单，但演出时却激起了广大战士和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烈的愤怒和仇恨，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演出后的第二天，父亲和住处的农家主人闲谈时问他：“昨晚的戏好看不好看?”主人回答说：“那些外国人和城里人的戏，我们看不懂，要讲好看嘛，还是那出打鬼子的戏。”后来，父亲对我说：“从群众的反映来看，城里搞的那套东西，不宜全部搬来，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战士和群众的喜爱。只有找到他们可以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戏剧才可以真正达到宣传群众、鼓舞群众的目的。”
黄桥战役，是新四军打开苏北局面的决定性战斗，一旅部队是这一战役的主力。父亲抓紧一切时机，请旅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同志讲述这一战役的经过，并搜集有关材料和查阅档案，了解这支劲旅自福建老区以一杆枪起家，直到改编为新四军一师一旅的战斗历程。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总是不失一切时机，深入到斗争最前线。他对自己是这样，对我们子女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记得1942年元旦刚过几天，为痛击破坏抗战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部队发起“靖泰战斗”，服务团要抽调人员为前线服务。钱毅虽然只有十七岁也主动报了名，父亲积极支持他到斗争最前线。战斗结束后，钱毅怀着胜利的喜悦，浑身污泥地回到团里，兴奋地滔滔不绝地向父亲叙述前方的见闻。父亲听了很是高兴。
1942年的初夏，敌人又发动了“扫荡”。一旅服务团从如皋地区，转移到泰兴境内。这时，叶飞旅长从军部开会归来，带来了陈毅代军长要父亲去军部工作的指示。于是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和群众，跟随父亲踏上了新的征途。
到军部去
我们一家六口，连同护送我们的部队战士、运输人员等，共有十余人，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父亲成了临时指挥员，每逢过封锁线时，他总是握着手枪，警惕地注意周围的动静。由于我们不是作战部队，一般都选择深夜或天亮以前，快速地越过封锁线。如果遇到两条封锁线之间只距离里把路，这就更显得紧张了。有时村子里的狗发现我们，狂叫不止。引起岗楼敌人的注意，用电光对着田野乱射。还有两次，当我们刚穿过封锁线就听到老百姓讲，在我们前边有一队敌军刚刚走过，真是惊险啊!
新四军一师师部，驻扎在三甲镇，属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四分区(南通、海门境内)。自离泰兴到师部，。沿途经过如皋、南通等县，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每天行程都有七、八十至百把里。经过十天左右的奔波，到达一师师部．我们见到了师长粟裕，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同志。师服务团张如、王啸平知道我们到了师部，要求父亲能到服务团指导工作。我们也因长途跋涉，很想小休几天。但在第二天，师部获得情报称：各据点敌人已集结待命，将对四分区实行“清乡力，进行“扫荡”。因此，师部领导考虑，为了避免意外损失，决定迅速将我们送离四分区，因陆路敌情严重，只得改由海上北去。
我们匆匆赶到海边，一眼望见几十只帆船，停泊在海上，因潮水未退，船离岸边约有二华里。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只得涉水登船。当时正值涨潮，越走水越深，开始时水齐膝盖，后来整个下半身全浸在水里。我们随着父亲摇摇晃晃地拖着沉重的双腿，又不敢看水，一看水，头就感到昏眩。就这样在水中奋力前进，汗水、海水浸透了全身，全家终于登上一条木帆船。
木帆船只能在近海航行，开船时间，要根据潮水涨落而定，涨潮可航行，潮退时，船就搁浅在海滩上。我们是第一次乘海船，由于船小，航行时摇晃得厉害，简直像睡在快翻倒的摇篮里，幸好没有一个人晕船。从三分区到四分区，不分昼夜地走早路，现在不用走路，尝尝海上生活的风味，别有一翻乐趣。
每当退潮后船停泊在海滩上，父亲就带着我们下船，光着脚，到海滩上去散步，水清沙软，好像走在弹簧的垫子上。有些地方沙土过于松软，必须把脚颠起，很快跑过去，否则人就会下陷，越陷越深，以致窒息而死。据船工说，有经验的人，当他已陷到膝部时，赶紧伏下来，伏地爬行，就可脱险。我们曾亲眼见到一个同志，陷入泥沙中，已近胸部时，被其他同志救了出来。
在海滩上，还可以捉蛤贝。凡是有气孔的地方，孔内往外喷水，我们就用两只脚，踩在气孔两边，轻轻晃动，蛤贝就会不断的冒出来，每次总可以捉到好几面盆，剖开取肉烧汤吃，真是鲜美。贝壳的色彩花纹多种多样，如同一幅幅美妙的图案。经过挑选，将这些贝壳洗干净，收藏起来。父亲高兴地说：“这些图案可以制版，编印成画册，书名就叫‘蛤贝的艺术’。”
在海滩上，我们还见到好几种畸形的螃蟹：有眼睛生在背上，有长横形的；还有背呈灰红色、园形，蟹脚却全是红色的，渔民称它是“关公蟹”。另外还有一种，蟹壳竟由五种颜色组成，蟹脚由几个椭园形的薄片连成，真是奇观。
由于敌人大举“扫荡”，情况多变，航船原定停靠的港口，也常常更改，上岸时间一拖再拖。在海上航行也很紧张，既要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又要防备海盗的抢劫。船上的粮草都快完了，食用的淡水也快没有了。就在这样不安定的航行中，父亲在船上竞还读完了好几本书呢!
在海上度过了九个日日夜夜，航船终于在盐东地区龙王庙靠了岸。这里距离军部所在地的阜宁县，还有相当长的路程，需要继续前进。
这时，已是6月下旬。白天，烈日酷暑；夜晚，蚊虫侵扰，无法安静的休息。有时为通过封锁线，还得通宵赶路。这一带的几处封锁线，比前边的几处，敌人防范更严密。其间，我们还通过群众称为“共和国”的地带——共产党、汪伪的“和平”军、国民党顽固派都要活动的地方。一般在每天清晨，伪军来这一带活动，中午，为国民党顽固派活动时间；下午四时后，则为新四军活动时间。为防止敌人打埋伏，我们通过时护送部队全部子弹上膛，准备战斗。这样又度过了二十个难忘的日夜，7月下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阜宁县停翅港新四军军部。
自5月81日离开一旅服务团所在地的泰州地区，经过如西、南通、东台、兴化、盐城、建阳等九县，历时四十五天。这段路程，如无敌占区，不绕道，大约三五天就可到达。正如父亲所说：“真是海陆河川，风雨晦暝，艰辛苦难，无不经饱。”回忆这段经历，真是既有趣，又惊险。
和军长相处的日子
停翅港是个很大的村庄，在村子里的中心有一水塘，塘中有个小洲，洲上有大树两棵。相传过去曾有一只凤凰，在小洲的树上停歇过，停翅港因而得名。
当时，陈毅同志是代军长，他对父亲能到军部工作，非常高兴，并介绍了军内文化工作的现状和问题．他觉得近年来，新四军的战斗生活，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在戏剧上反映太少。他很想从上海调集一批文化人到新四军，以便加强军队文化工作。他希望父亲留在军部，集中精力进行创作，同时可以与连队、机关保持密切联系。
由于父亲住在军长住地附近，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和军长的往来，非常密切。军长常独自来到父亲住处，或者通知父亲到他住地，闲谈聊天；有时还留父亲在他那里吃饭，边吃边谈。军长性格刚直，态度谦虚，非常健谈，常常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无所不谈，直到深夜人静，才尽兴而散。这一年的8月23日，陈军长四十二岁生日，还特地邀父亲去吃面。由于军长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对文化人的器重，使父亲深受感动，曾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写诗两首，赠与军长。原诗是这样的：
将军只手定苏北， 勋业争传大江南。
会看白门传羽檄， 丰功端合勒蒋山。
融合马列成巾纶， 敌后坚持敌胆丧。
五年功成反扫荡， 长驱倭寇出雄关。
这个时期，陈军长读完了父亲在上海“孤岛”时期所写的几个剧本。他还问父亲借些古典作品阅读，读后有时还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军长读完宋人小说《琵琶记》、《牡丹亭》后，就写了封信给父亲，信中评价“宋人小说集甚好，虽多谈鬼说狐之作，但远较读宋代正史为佳”。信中还说他最恨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以及酬对标榜之作。
陈军长能征善战，又精通文墨，他驰骋疆场，又瞩目文坛。在和父亲交往中，常将他的诗作，拿来要父亲提意见，帮他定稿。父亲也很爱读军长的诗文，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汇集了军长所写诗稿二十多首，用毛笔抄录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扉页题上“阿英手录”，并盖上印章，赠送给陈军长留念。这本手抄本的《陈毅诗集》，至今仍保存在陈毅同志子女处。
记得到军部不久，父亲在报上看到一篇报导，描述民主政府为免除海边几十万人民屡遭海潮之灾，组织万余民工，修筑起九十里长的防潮大堤。主持筑堤者是阜宁县县长宋乃德，群众感激他的德政，称新堤为“宋公堤”。父亲了解到筑堤的全过程，艰苦壮烈，很富于戏剧性，显示了我军在对敌伪作斗争的同时，对于自然斗争，也在重重困难中开展，反映了根据地斗争的另一个侧面。他很想查阅建筑海堤的全部档案和阜宁县志书，再到阜东实地考察，访问宋乃德同志及其他当事人。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十分赞同，并亲笔为他写了几封介绍信，还交给他沿途访书的任务。因为江淮一带，有不少“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丰，为避免这部分祖国文化遗产落入敌手或遭战火毁损，有必要查访一次。军长还特别提到，要注意觅求《红楼梦》的古本。
阜东之行，父亲调查了阜东新海堤建成的经过，搜集到在这一工程中我军与敌、伪、顽及自然灾害(海啸和洪水)的极其惊心动魄的斗争资料，并与国民党过去屡次修建不成的腐败史实相对照，草拟了剧本提纲。后来，由于敌人“扫荡”和忙于其他工作雨未能完稿，就写了《苏北伟大的工程建筑——宋公堤》一文。同时还特地走访了几位开明耆绅，看了他们的藏书，觅到一个木板本《红楼梦》的线索，完成了军长的嘱托。
“艺文社”和“文化村”
为团结各阶层人士，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1942年l0月召开盐阜区参议会期间，经陈毅同志倡议，由父亲、彭康、范长江、王阑西及开明耆绅杨芷江、计雨亭等为发起人，成立了“湖海诗文社”。以“湖海”定名，有三重意思：“陈元龙湖海文士，因军长而起也；盐阜有射阳湖、黄海，因地而起也；宋诗《湖海楼开名士集》，因雅集而起也。”后来为了吸收书画、金石等方面人士参加，又将“诗文”改为“艺文”。社约是由父亲起草的，军长特意写了一首长诗《湖海诗社开征引》，庆祝艺文社的成立。
在这之前不久，范长江、贺绿汀、胡考等一批文化人，先后到了苏北。为了把这批力量集中，更好地开展全军文化工作，军长建议建立“文化村”，地点就在军部附近的卖饭曹。这是一个很清雅、幽静的村庄，相传明洪武年间，有曹姓兄弟三人来此定居，老大在阜宁通往淮安的大路边，开了一家饭店，“卖饭曹”因此而得名。
“文化村”的成员有范长江、胡考、贺绿汀、黄源、徐雪寒、杨帆和父亲，大家推杨帆同志为村长，他们常在一起研究、探讨部队的文艺工作。军服务团、新安旅行团及三师鲁工团，都曾邀请父亲去讲课，并对他们创作的剧本，提出修改意见。三师鲁工团，还请他将他的话剧《碧血花》和《海国英雄》两个戏的第二幕，连接为一出小戏，取名《郑家父子》，排练演出。我和钱毅，就是在帮助鲁工团排练这个戏后，留在团内戏剧组工作的。
对地方文艺活动，“文化村”同志也很关心。记得有一次，有个旧戏班子在土台上演出淮戏，父亲和杨帆同志，带着我们姐弟，兴致勃勃地走了好几里路去观看演出。这个班子演出的剧目有《海州记》、《孟丽君》、《活捉张三郎》等。在看戏过程中，父亲了解到很多群众从十几里、几十里路外赶来看戏，就对我说：“没有想到，这里的群众，这样喜欢看淮戏，为了看一次戏，竟然跑了几十里路。看来淮戏是盐阜地区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戏剧形式，要把这里戏剧运动开展起来，就得利用这个形式，写些反映现实斗争内容的剧本，进行演出活动。”他的这个见解，为后来盐阜地区蓬勃开展的新淮戏运动得到了证实。
华成公司打埋伏
建立“文化村”后，父亲在卖饭曹住了三个多月。1942年底，获悉敌人准备发动又一次“大扫荡”，盐阜地区军民作了紧急动员，精兵简政，疏散非战斗人员。这时，父亲正在阜东县搜集写作材料，军部通知他迅速返回，但因情况紧急，当他赶回卖饭曹时，军部已经转移到淮南去了。三师师长黄克诚同志遂向父亲建议：因此次敌人“扫荡”规模较大，斗争将十分险恶，是否暂时回上海，隐蔽一个时期。父亲毫不犹豫地表示，宁可在根据地牺牲，决不再去上海沦陷区。于是组织上就安排他转移到阜东县华成公司“打埋伏”。这时，鲁艺工作团也解散了，男同志下连队，女同志转移到地方或者暂时回家。经组织决定，我和钱毅也随父亲到华成公司“打埋伏”。
华成公司地处黄海之滨，是1917年由民族资本家创办的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占地六十余万亩，内有武装部队和侦察人员。经理张仲惠先生四十岁左右，十分精明干练，是个爱国民主人士，和我军关系不错。与父亲同时去华成公司“打埋伏”的，还有一位残废军人张克威夫妇；贺绿汀也在公司住了一些日子，就转到延安去了。
1943年春节刚过，敌人就集中两万余兵力，分成五路，梳，篦似的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矽，扬言要将陈毅大军消灭于黄海之滨。沿海各港口，均为敌军舰封锁。敌人骑兵队带着警犬，在荒凉的草滩和人烟稠密的村庄进行搜索，并向华成公司所在地区逼进。于是在华成公司武装部队掩护下，我们和张仲惠先生全家及公司的职工，都转移到三十里外的海滩边缘，与敌人周旋。这里只有少数几户人家，每户相隔好几里。房屋建筑极为简陋，为防御海风的袭击，屋面支撑接连地面，居室似深挖的地窖；吃的是一种盐蒿子，喝的是咸味的海水，偶而积一点“天水”，也是很宝贵的，生活相当贫困。我们就在这样贫困荒凉的海滩边的群众掩护下，渡过了又一次风险。其间上海的敌伪报纸上曾出现过“阿英全家遇难”的消息。不久，陈军长给父亲的信中曾写道，“黄师长来，略悉近状，颇慰。前伪方反宣传，闻之焦虑万务，后电询无恙，复大喜。”
反“扫荡”胜利
敌人“扫荡”一无所获，我主力部队随即进行反“扫荡”，在阜宁县陈集镇歼灭日寇一个中队，并在阜东县八滩战斗中消灭大批伪军。捷报传来，父亲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现场采访，写了一组《扫荡别记》。这时又值春荒严重，盐阜区人民在经历敌人“扫荡”的同时，又经受着自然灾害的严竣考验。党和政府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救灾活动，渡过了难关。父亲目睹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又写了《春荒及其救济的断片》一文。以上两篇作品，连同描述修建宋公堤一文，都是反映海边人民生活的，父亲统称为“海边三记”：即《扫荡记》、《春荒记》、《海啸记》。
反“扫荡”结束后，根据地形势趋向稳定，父亲担任了《盐阜报》副刊《新地》的主编。不久，我也调到《盐阜报》电台工作了。后来，组织上又根据陈毅同志原来办刊物的计划，将《大众知识》改版扩大，更名《新知识》，以部队和地方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三十二开本，由父亲任主编。编委有王阑西、车载、自桃、赵平生、孙克定、华应申、沈柔坚等。在召开编委会后，父亲将编委会的意见，写信向陈军长作了汇报。陈军长接信后，很快就自皖东北发来电文：
阿英诸同志：《大众知识》复刊，甚好。创刊号，我来不及投稿，以后可以写几篇小文章，以答雅意。我建议，《新知识》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
陈毅 七月五日
《新知识》的日常编务，主要是父亲负责，从组稿、看稿、选稿、改编到写《发刊词》、《编后》、画版样等都是他一人操办。唯一的助手，就是十八岁的钱毅。当时，承印杂志的《盐阜报》印刷厂设在华成公司西北边几十里外的头庄。每次发稿付排，总是由钱毅将稿子送到印刷厂，在厂里住几天，负责校对，并帮助处理印刷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直到装订成册，才带着样书回来。有时，父亲也骑着马，跨越草滩，涉过齐及马腹的深水荡，或赤脚踩着雨后泥泞的小道，去厂里解决纸张和印刷上的重大问题。为了保证刊物图片的印刷质重，每逢印木刻等图片时，父亲总是请鲁莽(芦芒)、沈柔坚同志，一同去印刷厂帮助调色、印刷。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是1943年7月，由延安新华社用电文发到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当《盐阜报》收到这篇文章后，王阑西同志特地将电文送给父亲，请他作了校对。《新知识》还出了学习“讲话”的有关资料专辑。可惜这本刊物，只出了六期就停刊了。
1944年夏，各机关团体又转移到阜宁一带。钱毅调到《盐阜大众》报工作，我也从报社调到涟东县文工团工作。父亲根据组织决定，随报社移到阜宁一带，离别了共同度过艰险的、居住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华成公司的张仲惠先生一家。一年多来，尽管形势动荡，华成公司地处海边，人烟稀少，但不论寒冬腊月，炎夏酷暑，父亲总是一刻也不放弃阅读和写作。天冷手冻僵了，毛笔、砚台里的水全结成冰，他就捧起茶杯暖暖手，改用铅笔写。有时，也跑上几十里路，到黄师长住处，看文件，了解形势。黄师长、张爱萍等同志，也常派入来看望父亲，还送些副食品和香烟之类的东西。香烟对父亲来讲是太重要了，一度因买不到较好的香烟，他就将剩下的香烟头剥开，放在从上海带来的烟斗里抽，后来烟斗坏了，就买些烟叶，加上各种香料，放在锅里稍稍炒一下，自制烟丝，用纸卷起来抽。他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可以写一篇到苏北后吸烟的小史呢!在这段时期内，报社每天都要派通讯员给父亲送来各种报刊杂志和信件，使他仍保持着和外界的联系。
为戏剧运动而忙碌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后，为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就在这个时候，苏北地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为了配合这一运动的宣传，阜宁县文工团演出了新淮剧《照减不误》，对于发动贫下中农起来和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斗争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此后，苏北地区的九个县，都相继建立了文工团，演出新淮剧和秧歌剧。时隔不久，几乎乡乡都建立了农村业余剧团，村村组织了秧歌队，青年男女纷纷登台演唱新淮剧，男女老少上街扭秧歌，盐阜地区群众性的戏剧活动，就这样蓬勃开展起来了。父亲看到这样的情景，内心无比的喜悦，也积极地投身到这场农村戏剧运动中来。他帮助剧作者修改剧本，提高演出质量，还亲自为阜东县文工团排演《照减不误》、杂耍剧《参军记》、《小板凳》等剧目。这个团的成员，大都文化水平不高，真正能唱淮调的只有六七个人，稍有舞台经验的，不过一两个。但父亲并没有因为团员水平不高，而不愿指导他们，相反地，他却认认真真地、耐心地从选剧本、改剧本、定演员、排戏、化装、服装等等都亲自动手。他觉得自己对淮戏是外行，还特地邀请淮剧老艺人作顾问，但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就为阜东文工团排了五个戏。
随着群众性的戏剧运动的普及，紧接着是群众要求演出质量的提高。于是苏北区党委宣传部在1944年秋和1945年夏，先后两次将各县文工团集中进行整训。父亲参与了两次集训计划的制定，并为各县文工团干部和团员讲课，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讲授戏剧艺术的基本知识，并且结合排戏，讲述表演、导演知识等。父亲还对农村群众性戏剧运动的规律、特点进行认真研究，写出了《论农村剧团组织、训练与演出》、《在敌后演剧四讲》等文章。并且对苏北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盐阜文娱》和《农村剧团》刊物，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指导。
在这个时期，父亲既是盐阜地区群众性的戏剧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戏剧运动的指导者。当时的军鲁工团、三师鲁工团、新安旅行团、苏北文工团以及各县文工团，包括部队和地方的所有戏剧工作者，凡在创作、学习中遇到问题，都要到父亲那里讨论和请教。来的同志不管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认真地和大家一起探讨，并根据自己的认识～一解答。记得原来在新安旅行团工作，后来调到三师鲁工团工作的孔方圊志，从几十里以外跑到父亲住地，带来一些戏剧工作中的问题，请他解答。父亲热情地留他住下，认真地同他进行了一天半的长谈，并连夜将解答的问题写成提纲，交给孔方同志带回团里。
话剧《李闯王》的刨作和演出
1945年初，党中央决定将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文件，通过电报发给全党。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建议，要父亲根据郭老的文章精神，写一个剧本，由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队演出，以教育干部和战士，作为入城前的思想准备。父亲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在战争环境中，要找到足够的历史资料作参考，是个很大的难题。他克服重重困难，辑录了一个李自成生平的史料，着手编排了《李自成年表》，并在短短的几天中，把剧本的分幕、分场提纲拟好，从开始写作到完成初稿，只花了一个半月。随后，又经过反复修改，甚至整幕地重写。五幕历史剧《李闯王》定稿后，他又亲自帮助八旅文工队排练，边排边修改，克服了物质上的种种困难，终于在5月6日晚上，在苏北阜宁县益林镇郊外广场上搭的土台上演出了。这天来看戏的，有地方和部队的首长，有参加阜宁城战役的营以上干部，有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和当地群众约二千余人，其中不少人是从几十里以外赶来看戏的。每个人都自带小板凳，有的席地而坐，在最后边的观众，只能站在长板凳上或者爬到房顶上看，甚至坐在树上观看演出。晚上，九点钟开始演出，一直演到深夜两点钟才结束。在演出过程中，父亲拿了小板凳，始终坐在群众中间，边看演出，边听群众反映。散戏以后，他顾不得休息，又伏在豆油灯下，连夜修改尉本，以便第二天交给尉团，重新排练，继续演出。
《孪闯王》演出后，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群众的欢迎和赞。扬。黄克诚同志在演出的第二天，就写信给父亲，肯定了这个戏，并提出要继续组织正在进行政治学习的干部观看。这个戏在盐阜地区演了三十多场，又到苏中东台等地为一师部队演出。后来，东北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调集乐北四个文工团联合演出此剧。东北军区还将剧本翻印了四十万册，作为学习材料。解放前后，这个戏在华东、东北及北京、上海、南京、昆明等地演出四百多场。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民族剧院也上演了此剧，并列为该剧院的保留剧目。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怀着喜悦的心情，住在古老的淮安城内夯轮寺巷一个大院里，除了写作和开展文化工作外，还兴致勃勃地开始古字画的搜集研究活动。11月初，苏皖边区政府建立，李一氓同志任主席，他要父亲由淮安迁居淮阴，参加华中文化协会的筹建和领导工作。次年3月，华中宣传教育大会召开，父亲参与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会后担任文协的机关刊物《江淮文化》的主编。
翌年秋天，内战的乌云笼罩着大地。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苏中地区战火激烈，敌人飞机每天盘旋在淮安城和淮阴地区上空，机关开始疏散，父亲也于9月离开淮阴，回到阜宁县的益林镇。这时我和凡一同志刚结婚不久，就一起赶到益林镇看望父亲。真巧，钱毅也回去了。父亲和我们子女汇合在一起，因为长久没有见面，大家一直谈到深夜，活犹未尽。第二天一早，我和钱毅、凡一各自又回蓟单位去了。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会见，竟是我们一家人在盐阜地区最后的一次团聚，也是父亲和毅弟的最后相见。
不久，淮安、淮阴、涟水等城市相继为敌所占。组织通知父亲随军北上，小惠和厚祥也随着同去。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父亲杯着沉重的心情，匆匆留下一封信给我、凡一和钱毅，嘱咐我们安心留在阜盐地区，坚持斗争，经受考验。还留下了几箱他所收藏的一各根据地的书报资料，和在淮安收购的书画，交由我们保管。在对敌斗争最尖锐、最残酷的阶段，我们把这批资料委托在报社工作的严学优，深埋在他家附近的稻田里，才避免了损失。在形势日益险恶的情况下，《盐阜大众》报也不得不暂时停刊，钱毅主动要录到斗争最尖锐的淮安边区采访。他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随着当地民兵联防队，每晚深入淮安城边，不幸为敌人所俘，英勇牺牲，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父亲听到这个盎耗后，在1947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消息是证实了，毅儿是牺牲了，真是万把钢刀，直刺胸膛，其苦痛，人间任何文字、语言，都不足以形容。我忍不住的流泪、饮泣……钢针剌在心头，永恒不能拔出……毅儿成仁，我应该喜……事实上，我自欢喜，然而血肉相联的毅儿……”父亲失去了他心爱的儿子，我失去了亲爱的弟弟。
时光似流水，毅弟已经牺牲四十三年了，父亲也于1977年6月17日与世长辞。他为党的文艺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为着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亲爱的儿子。父亲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和盐阜区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党和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光辉业迹，永远闪耀在盐阜地区革命斗争史册上，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钱 璎 1989年12月于苏州）
